可能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很久没有像现在一样，在新旧年份交替的时候，能够有着一个如此统一的愿望——期待着被治愈。

原本以为不过是像流感一般的疫情并没有那么听话的流走，反而逗留在人类社会中，还有着反客为主的趋势。最初的不在意，变成了时刻担忧，总觉得偶然的事情，也变成了生活中必须习以为常的一种状态，不得不说，疫情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

曾经平平无奇的日子，变成了可以被拿来怀旧的黄金年代，持续的高速成长，只有在停下来的时候才会显得弥足可贵，只有在苦日子的时候，才会反思曾经的好，也只有在伤痛的时候，才能明白健康的重要。

疫情就像给日渐狂妄的社会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人们，超人并不存在，永恒的荣耀也只是无端的想象，人终究是人，是有限的，脆弱的，委身于自然之下的人。即便上帝死了，那至高无上的空位也只存在于彼岸，并不会给凡人加冕。

所以在新的一年中，人们期待被治愈的，首先是悬在每个人肉身之上那疾病可能性之剑，不去除它，人只能惶惶不得终日。

但需要被治愈的远不止于此，在人们已经习惯了把地球当作小小的村落随意行走的时候，突然被关进大小不一的笼子，一颗向往外界的心，和一双原地打转的脚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原本旅行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今却成为一种需要精心谋划的稀缺资源，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内心也会渐渐空虚。就像是被关进笼子的小白鼠，曾经轻易就可以发泄掉的那些热情，只有在滚轮上原地奔跑来抵消，却无法等效。

健康的威胁，不仅向外反映在机体上，向内也呈现在思想里。一方面，紧迫感、焦虑感凝聚成的悲观情绪不断蔓延；另一方面，原本可以疏解日常忧虑的那些手段，也在物理空间上被隔绝。

人，好比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抓不到东西，无所附着的慌乱远远要大于对摔到地面的担忧。人的身体病了，人的心也病了。一股末世心态蔓延着，在恐惧中下坠的人，一旦略微适应这种失重感，就会越来越虚无，仿佛把一切看轻，也会让自己变轻，变轻了之后，就仿佛可以停在半空中，不再下坠。

可实际恰恰相反，虚无的内心减少了人向上的灵性，肉身反而变得愈发沉重，下坠的也就更加迅速。

就连最后的稻草，那个曾经在荣耀的上帝面前也不曾低头的科学，也失去了魔力。在上帝死后，科学曾经扮演了一种全知全能的角色，它给人们以不断向前发展的期许，带着对自然规律征服的承诺，现代人大多臣服在科学的脚下。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危机中，科学变得无法兑现它的承诺，曾经被认为无所不能的它，在人类的呼唤中似乎迟迟给不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那些对科学寄予厚望的人，从期盼到等待，从等待到怀疑。

他们不仅开始怀疑科学，而且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怀疑自己即将要经历的生活能否被科学再一次拯救，怀疑曾经在心里确认过无数次的美好未来到来的可能性。这种怀疑也势必会突破某一个人的内心，开始指向社会，指向对现代性的怀疑，指向对人类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的一种普遍怀疑上。

这些怀疑，会反馈到每个人的内心，反馈到人与人的关系，反馈到整个社会。仿佛推倒的多米诺，当被寄予厚望的科学面对苦难一拖再拖时，启蒙之后被塑造出来的理性深化的光辉也注定消退，科学的神话在它无法兑现的承诺里，也注定将从那对抗不确定性的唯一王座上退位，变成一种可供人选择的工具，而且是之一。

一个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当王座开始松动，一场权力的游戏又将拉开大幕。曾经退位的上帝以及诸神蠢蠢欲动，经过现代性洗礼的社会又陷入到一个需要魔法的时代。

人总是寄希望于在坠落中抓住什么，当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生活带着人一同下落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给出各种各样的许诺，它们用各种各样的形态，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最终实现的都是给人以安慰的目的。一旦接受的人多了，思想开始流行，就像滚雪球一般，会裹挟着更多的人，产生一股强烈的力量，并催生一些可以兑现的社会现实。

虽然我们知道，最终对抗病毒的，一定是科学。但是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这种确信并不能延缓人们的焦虑，反而会迫使人们去寻找各种随意给出夸张承诺的思想，把它们当作心灵的慰藉，比起身体被治愈，人心更需要治愈。

或许这也是一种机遇，在诸多试图抚慰心灵的努力中，无论理论也好、宗教也好、艺术也好、文明也好，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观念世界，就像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曾经做过的那样，借病毒危机之名诞生，却可以解决长期盘踞在现代人心头的意义危机。

进而，向人们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不再是狭隘、单一、虚无和焦虑，而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