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父亲举起了酒杯，三个人碰了下，他咽下去一大口。略带伤感的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六十多岁，有时候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是这个年纪的人，别人问起来，还要再想想，好像五十岁过后一下子就到这个岁数了。

我接过话，年纪也就是个记号，也不代表什么，自己想过什么岁数，就能过什么岁数。不过，只此一生，舒心就好了。谁知道下辈子又是什么呢？母亲补充了一句，就算是什么，也没法知道了。

随后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聊着十年二十年前，说起故去的亲人，畅想未来的生活，阳光很好，酒意也好，仿佛进入了慢镜头，时间膨胀而后静止，生活在饭桌上喷薄而出，些许言语，就呈现出过去、现在、未来，乃至几乎完整的一生。

宇宙的尽头是不是铁岭我不知道，但世界的尽头应该就是在这些话停止的那一刻。世界随着对话产生，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你几岁？

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用语言来回答，我们便无法知道自己究竟走过了多少个春秋。人有时候有种天然的认识，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客观的实在，它就在那里，一个桌子、一把椅子，甚至是我们的年纪，都是实打实的不容置疑，即便我们不去思考它，不去说出它，它们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哥白尼之前，几乎不会有人去谈论地球在围绕着什么旋转。在爱因斯坦之前，也很少有人质疑牛顿那种绝对的时空物质观念。但随着一些新的理论的提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语言的抓手，可以用新的方式来描绘原本一直存在的世界。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理论，也无非就是一个又一个叙事，新的叙事替代了旧的叙事，被人们广泛接受，用以作为生活中对话的基本素材，就像如今在对话中充斥的进化思想，就是达尔文故事的再版。

关于年龄，最通行的叙事就是用自然的变更来计数。如果春夏秋冬四个单位组成一个单元可以叫做年的话，这种年的累计就是一个人的年龄了。就像标准化的时间，也不过是近代工业世界的产物一样，年也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看法。如果模糊掉这样的看法，完全可以换做一些全新的叙事。

可以将生育为中心来描述一个人，幼年、生育年龄、生育后等。也可以用心境来描述，正如古语讲而立、不惑、知天命。这些都是诸多的叙事中的一个版本，我们可以选择接受一个，或照单全收。

不同的叙事体系，仿佛是一个个的平行世界，有牛顿式的、有爱因斯坦式的；有休谟式的、也有莱布尼茨式的；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有物理的、也有巫术的。

大多时候，言说虽然是从存在的某个东西出发，但却能够彻底脱离这个东西。就像是说月亮，可以从天上那个转变为相思、乡愁；说颜色，可以变成奔放或忧郁。

就像餐桌上的一家三口，他们现实的存在着，但当他们开口，存在就不再仅仅是他们三个，交谈中，勾勒出一个世界，一个三个人可以共同想象，并在那基础上可以讨论甚至修改的世界。

现代世界里的一种通行的观念是，尽量要让思维和言语精确的反应现实。但如果不把话说出来，这种反应只不过是画在一个孤独封闭沙滩上的符号，不仅不能被看到，也会随时被个人思想的潮水所带走。

不能说出的话，即便再精确，也失去了价值。而话一旦说出口，单方面精确的努力也就不再有效果。言语在说者和听者之间，是一座桥梁，架在无法顺利沟通的两岸。精确的定义也就失焦了，通常把精确看作对现实的反应，但在沟通中，精确还要在意义的两岸找到明确的对应，也就是说需要在说、听和现实这三个河岸上，架起三座桥梁，精确就是让意义在这三方可以完全彼此通达，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更有效的方式，就是放弃对现实精确的模拟，而将注意力放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交流中，如果他们可以共同构建一个世界，那么意义将会在这个世界里驻扎，如果这个对话可以被更多人听到和认可，那么交流所创造的世界就变得生机勃勃。

如今，人们可以打开手机，随时开启一段对话，无论是交流，还是观看视频、文字，在可触碰的物质空间，叠加了无数个因言说而生成的世界。原本就拥挤的世界，也变得喧闹起来。

任何一种能被言说的世界里，都残留着曾经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叙事的痕迹，老子、孔子、释迦摩尼、基督耶稣、柏拉图、康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鲍勃迪伦、迈克杰克逊，当他们的肉身成尘，其言语所构建的世界也碎成无数的残片，但却没有消失，而是被一代一代的人继承下来，变成了那些搭建自我思维堡垒的砖石。

我们原本以为是自己在选择某一些生活方式，但实际却是在选择那些先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一角，或照单全收，或拼拼凑凑，或许也有人可以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世界，把拼凑的痕迹完全去除，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并且能被更多人接受的叙事。

生活的方式，不过是思维的方式，而思维的方式，也就是言说的方式。

说话间，父亲已经在收拾餐桌，母亲转身准备去洗碗。谈话结束，世界也就消失了，话说到了那个世界的尽头，唯余沉默。

但世界也没有消失，在三个人的心里，垒上了新的石头，它们将在岁月的磨损之下，融入心灵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