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习惯的角度来说，生逢其时和生不逢时是一对正反描述，但在逻辑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生逢其时的完全反面应该是“逢时不生”。如果今天我是个刚刚受孕的三胎宝宝，在接下来的四十周里我会安然渡过，但放在一个月之前，可能我就会在某个日子里，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要是再往前六年，我的二哥也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只留下大姐独活。

而且，如果没有那个月色朦胧的犯错夜晚，每个人都无法一探世界的精彩。所以，人都是恰逢其时才能出生，没有时代、家庭的机缘，那个确定的人是不会存在的。

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更令人“绝望”的事实，所谓的“时”，也就是大时代，是先于每一个出生的个体而存在的，人们完全是在偶然、被动之下出生且与这个时代相逢的，即不存在时代是否适应我，只有我去适应这个时代。

那是否可以改变时代呢？所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又改变世界，多么完美的景象。可马克思却又把规律加之于社会，社会有其规律，人要想改变世界，就要顺应这个规律，那又何谈改变，只不过是沿着规律顺流而下罢了。

如果社会发展没有其规律，不过是偶然性引发的涟漪，那么所谓时代就不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存在，而是由个体向集体聚集的过程中，不同集体之间的力量对抗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时代就不是个完整性的形容，一个所谓的大时代中，有着不同国家、不同集体、不同社群，甚至是不同亲缘关系。

人一方面在认识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确定着自我。生是否逢时这个问题消解在选择之中，选择对了成长路径就是逢时，否则即是反面。当然这个选择也存在着先天因素，比如亲缘关系继承、社会财富积累等等，也存在着后天的个人主见。但个人与时代不再对立的关系，而是融合在以人聚集为群体的过渡中。

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便是有生逢其时，那么就一定还有生不逢时。有些人适合，有些人自然就不适合。如果所有的人都适合了，那么在这个适合的整体当中，也会有相对更适合和相对更不适合，比较起来又会出现生逢其时和生不逢时之争。

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问题的解法上，而是在于问题本身。生与时，完全是不同范畴内的东西，一个是实际的、活生生的、可以描述、可以探索、可以感受的东西，而另一个则是一种定义、概括、总览，甚至是设想和理想。这就好比问一个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一样，在追问中，得不出答案，得到的只有思考留下来的痕迹。

回到苏格拉底说的那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生是否逢时，这个结论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提出这个问题，并沿着问题去思考，同时得到对自己行为的认可或否定，并继续在未来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

一百年前也好，一百年后也罢，“时”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群人，更不属于政党国家，没有所谓正确的时，正确的势，唯一正确的事情，是对一切加以无差别的审视。

生而为人，要做一个人，而不是归从于什么。生，无可选择，时也无可挑剔，人，只能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