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郭生白说：对症下药不可取，凡是大方子都是糊涂方。中医治病之“求本”是指治病对“证”而非对“症”也。
现在很多中医开方都是二十多味，都是对症下药，这个证用了两味，不够再加两味，三味治一个症状，五味治一个症状，有十个症状，五六十味药，大方子就是这么来的。凡是大方子（药味多），很少能治病。二十多味药的病，很难讲出道理来。就是十七八味的，也多是对症用药的方子，对症用药出不了好方子，凡是大方子都是糊涂方。
现今中医十个里有八个，开方大而杂，用药多而重。忽略法度，欠缺精纯，不论本末，誓欲通治。本来可以用几味药治好的病，常常开上二十几味甚至三十几味的处方。煎者需大锅，服者若牛饮。
致使药难及病，予病无济，反克伐气血阴阳，误引邪深入内陷，兼毒副作用累增，患者经济负担加重。此大方之害也！
思维上的错误庸医往往认为药多则照顾全面，用了这么多味药，总会有一些药起作用的。因而频频用大方，温清补泻，无所不包，升降浮沉，自诩面面俱到，侈谈“统筹兼顾”。但即使胃能承受，而药已过病所。
前辈名哲，用药精简，处方清灵，每多三、五、七味。主次分明，绝不芜杂。
张仲景方被称为经方，是经过千百年来历代医生检验过的，是用之有效的，纵观其方，其药味并不多。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金匮要略》共收载方剂262首，1味药者逾15方，2味药者逾40方，3味药者逾45方，4味药者约30方，5药者约30方，总数过半，足见对小方之重视。
中医认为“药少则力专”就是说药味少则治疗专一，能直接对疾病发挥作用，如果开大方，药味很多，这样药物之间的作用就会相互制约，药效也会相互抵消，是达不到很好疗效的。
郭老经常说所谓经方，就是不多一味药，也不少一味药，每味药都恰到好处，这样才是一个好医生。
辨证上的不准确《医门法律》提出“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知病所由生而直取之，为善治”。
中医治病之“求本”是指治“证”而非治“症”也。
中医治病均应在辨证的前提下，根据病情的实际需要来组方谴药，力求组方精练而又有针对性，力求处方与“证候诊断”相呼应，这样才不失中医学固有的基本特点，才能真正体现出“辨证论治”之精髓。
然而，中医诊断则大多依靠医生的自我判断。例如：有神与无神，舌质的红与绛。舌苔的厚与薄。脉搏的浮与沉、数与迟等，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因此，很多医生在临证时就辨证不清。所以，辨证不准确也是临床滥用大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大方的医生往往没有抓住主证，每见一症便加一味药，甚至药味过于重复，如叠床架屋，原因是缺少对“证候诊断”的理解。组方谴药与所辨之“证候”不相符。
不会灵活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病因、气血、六经、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等，对证下药变成对症下药了，对此，内经提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正是因为辨证的不准确，所以就想要开大方，以“照顾全面”。
现代医学理念随着中药药学机理研究不断深入，中药中各有效成分的提取、确认，现代中医用药越来越讲究所谓“科学性和针对性”。
不少临床医师开处方不按方剂的汤头歌诀中药物组成和剂量，而是按药理学的某些药中所含的有效成份对某一脏器的作用开方，往往把一类相同功效的药都用上，唯恐药力不够，再加大剂量，以为这样面面俱到会立竿见影。
如为了追求抗菌效果，黄连、黄芩、黄柏用至50克。
再则由于现在的中药材，因采收不应时，炮制不规范，栽培过程中采用大量的化肥催长，药材个大质重，药效却降低等等。现代人的耐药性和抗药性增强，随之药量越用越大。
大方的危害慢性病患者脾胃本虚，投之大补大温之品，反而伤其胃气，致使病情恶化。名医岳美中谓慢性病“其来也渐，其去也缓”。故主张治疗时用药宜轻，但须长期守方，促其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直至痊愈。他经常让病人将药分成小包，小量频频次服，最终收全功。
有时用药不精简，有时多一二味药即不能中病，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中药含有多种成份，众多药物一起煎煮时．会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如酸碱中和反应、氧化还原反应、水解反应等。而这些反应可以改变一味或数味中药原有的性质。
此外，药量过重，药味过多，它的毒副作用也增大，造成病人脾胃受损，食欲下降，影响后天之本的功能，导致整体素质的降低。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一些中药本身含有的毒副作用。
凡是大方子都是糊涂方，“用药如用兵，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中医治病应该以理、法、方、药为特点，处方应遵守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尽量精简。宋代科学家沈括《良方自序》说道：“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