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丁文，湖北郧县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他曾任新疆军区司令部炮兵部部长，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7年8月7日，患肾功能衰竭症，病逝于兰州
史丁文在新疆军区工作20余年，分管炮兵、装甲兵，他跑遍了新疆天山南北的戈壁荒漠、高山深壑，长年在野外观察地形和抓部队训练，是军区部队有名的“活地图”。
他性格豪爽说话嗓门大，声音特别高，在军区机关被人称作“史大炮”。
亲手击毙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1938年初，日寇调集3万5千多人对晋东南实行大规模的九路围攻，史丁文所在的决死一纵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战斗。他带领特务班承担了侦查敌情、地形、道路、民情等十分繁重的任务。
5月中旬一天夜里，决死队对义堂、两渡间铁路线的日军进行火力袭击，使鬼子受到重创，第二天上午日军又纠集四五百人，携两门山炮向大小靳村杀来。
日军虽然来势汹汹，火力很强，但我军与国民党军互相配合作战，阻止了鬼子的进攻。
和日军相持约2个小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参战的国民党晋绥军的这个营突然撤出了阵地，该营据守的中间高地，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一旦鬼子从这里突破，战斗局势变得十分危急！
三区队长孙筠如当即命令史丁文带领特务班，成一线布防于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前沿阵地，史丁文率特务班20多人，拉大单兵间距分散配置，用冷枪射击以节约弹药。
几名特等射手在堑擦中不断运动变换射击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军战斗力的虚实。
敌人又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日军的尖兵后面有一面太阳旗，尖兵向前移动，太阳旗也跟着移动。
史丁文即命特等射手击毙敌人的掌旗兵，又击毙了敌人的机枪手和一名指挥官。日军气急败坏用炮火猛轰，特务班依托工事分散隐蔽没有伤亡。
在特务班的狙击面前，进攻的日军被压迫在开阔地外的一道土崖下，地势险峻极难攀登，鬼子们只能龟缩着头艰难地参差不齐地向上爬行，只要鬼子一露头，就被特务班战士的子弹击中。
当时敌我距离只有几十米，因敌我力量悬殊，战士们都上好刺刀准备格斗。
为争取主动，史丁文带领6名战士，对敌人进行反击，他们携带国民党军撤离时丢弃在阵地上的大号手榴弹，突然跃出战壕，向敌人连续投掷了二三十枚手榴弹，鬼子遭到突然打击，没等回过神来，史丁文他们趁着爆炸的烟雾已返回了阵地。
战斗持续到下午，鬼子伤亡越来越大，仅史丁文一人就用冷枪、手榴弹击毙了十几个鬼子。
这一仗，史丁文和他的战友们，依托有利地形以弱势兵力成功阻击了当面的强敌，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的作战行动，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作出了贡献，这也是史丁文在抗日战争大小战斗中亲手击毙日寇最多的一次。
拼命三郎史丁文
1943年秋季反扫荡，太岳军区机关准备从东沟日军据点以东，经过敌占区突围插到太行，与机关随行的只有一个警卫连和772团2个连。
正是那时，在陈赓的指挥下16团一举歼灭了日军的“将校参观团”，消灭日军军官170余人，日军大伤元气，气急败坏地疯狂进行报复，拼命搜寻我太岳军区机关，企图一举消灭。
11月上旬的一天，史丁文带领侦查排连夜侦查前进，引导军区机关到达一个叫马蹄洼的村庄。
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史丁文到达目的地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以前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犬阿来卧在一旁为史丁文放哨。
这时，陈赓悄悄地叫醒史丁文：“天亮了怎么办？”
史丁文说：“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若被敌人发现，肯定会包围我们。”
陈赓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插到太行去！”
陈赓和史丁文核对了地图，认为大白天在敌占区行军，想要不被敌人发现很困难，干脆来个“瞒天过海”：史丁文穿军着装牵着狼狗阿来，带侦查员走在前面，陈赓穿便衣骑着马带领机关和部队人员随后跟进。
牵着狼狗，骑着洋马，荷枪实弹。这样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地穿过封锁线，不仅出敌意外，老百姓也莫名其妙。那时部队的许多装备都是缴获敌人的。
这样的部队，仅看装束是很难辨别出身份的，就这样顺利地一连过了3个村子。
到第4个村子时，侦查员得知前面是伪县政府，敌县大队正在集合训话，竞有500伪军之多。
史丁文这几天来，在敌人扫荡的缝隙里钻来钻去躲躲藏藏，部队的指挥员也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碰到这块“肥肉”不禁有些喜出望外。
史丁文当即命令一名侦查员回去向陈赓报告，并叮嘱说：“你只报有200多敌人。”
史丁文想：敌伪军县大队500多人也只顶得上我们一二百人，少报一点，好让司令员下决心。
史丁文所以敢于这样“谎报敌情”，源于他在残酷战斗的历练中对敌人和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如指掌，加之和陈赓朝夕相处，早已摸透了司令员的脾气和指挥风格，虽然在敌占区行动形势十分严峻，司令员也绝不会放弃消灭敌人的任何机会。
不出史丁文所料，陈赓果然立刻派了一个连队跟了上来。史丁文迎上去，向跑在前面的指挥员指明了敌人的位置，就和全连指战员一起沿着大道猛冲上去。伪县大队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向四处逃散。
史丁文在冲击中发现有一股伪军沿左边小山梁逃窜，他只身一人猛追过去，狼狗阿来紧跟在身旁。
半坡上小土地庙旁有敌人2个哨兵，史丁文弯着腰突然冲到敌人面前，阿来扑上去就咬，伪军哨兵慌乱中放了两枪，掉头就跑，史丁文举起驳壳枪射击，两个哨兵应声倒下。
陈赓在望远镜中看到史丁文在山梁上堵截一群敌人，着急地大声喊道：“快点！史丁文一个人冲上去了！”
司令员派一名张姓侦察参谋带侦查排冲上去支援。这一股敌人有70多个，全部被史丁文他们抓了俘虏。
这次遭遇战打得干净漂亮，陈赓很高兴，表扬史丁文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抓俘虏，又批评史丁文不讲战术，一个人打冲锋。
看到立了战功的狼狗阿来睡卧在史丁文身边，陈赓对他打趣道：“它是你的老婆？”还特别提醒史丁文别忘了给阿来一点肉吃。
陈赓喜欢给人起外号，作战勇敢的史丁文被陈赓称作“拼命三郎”。
身经百战多次负伤
1940年百团大战，史丁文所在的25团与日军在沁源县青阳大落坡激战。日军在无法招架时对我军施放毒气，史丁文的左眼被日寇施放的毒气所伤，因战斗频繁条件艰苦，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疗。
到1942年，史丁文眼角还常常流脓，陈赓为保住他的眼睛，先请当时随队的德国医生米勒为史丁文的眼睛开刀排脓，然后，陈麦又亲笔给太行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写了一封信，安排史丁文到左权县白求恩医院治疗。
他在白求恩医院动了手术才保住了眼睛。因为左眼没有了泪囊，他留下了迎风流泪的毛病，以后外出时总要戴一副墨镜。
1941年初，史丁文第二次负伤。一次与日军遭遇时，史丁文为掩护伤员转移阻击敌人，被日寇的子弹打穿了右腿，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史丁文一个人爬着寻找部队。在老乡的田里挖地瓜充饥时，被老乡发现后救走藏起来，25团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他半个月后又活着回来。
有人问史丁文那枪伤是怎么治好的？史丁文说：“三八大盖穿透力强，打在人身上一枪两个眼。”“伤口化脓没有药治，就用沾了盐水的布条从贯通的伤口里穿过去，把脓血拉出来。”“麻药当然是没有的，有盐水已经很不错了”。
1948年11月，中原野战军4纵参加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史丁文在陈赓领导的4纵13旅38团任参谋长，在沈家湖战斗全歼敌85师后，又参加了杨圩子战斗的主攻任务。
当时围住了敌14军，敌人利用坦克、大炮的威猛火力拼命向外突围，战斗异常残酷，我军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10个人。
战斗中史丁文突然听到炮弹飞过来的声音不对，一把按倒了身边的通讯员，自己却被炸飞出去有一丈多远，弹片一直残留在体内。
因为多次受伤，史丁文的两条腿不一样长，但是平时他走路总是健步如飞，看不出是一名二等乙级残废军人。他平时习惯穿高腰翻毛皮鞋，其中一只鞋里垫着加厚的鞋垫。
两次降职无怨无悔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史丁文的军人生涯中却曾有两次降职的经历。
第一次降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7月，史丁文因作战勇敢，被送到西林参加由朱德、彭德怀、左权任教的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学习。
学习班结束时，大队长张一泉找他谈话，宣布调他到保卫五团任连长。恰在此时，薄一波的秘书李哲夫到西林联系工作。
第二天，张一泉、李哲夫又一起找史丁文谈话，国民党和阎锡山特务活动猖獗，为保证纵队首长安全，党组织改变了昨天的任命，调他到一纵队总部办公室任班长。
一夜之间，史丁文由连长变成班长。他偷快地跟随李哲夫到决死队一纵队总部去报到。他在薄一波身边当了二年班长，以后又调到野战部队25团当排长。
第二次降职是1962年夏天调任进新疆，这次从军职降到了师职。
当时中印关系紧张，军委调史丁文到新疆军区组建炮兵司令部，史丁文接到命令立刻带领全家从宣化炮兵学院赶赴新疆。
中印反击战胜利后，新疆军区向军委打报告，称新疆军区现在组建炮兵司令部条件尚不具备，建议先组建炮兵部。
军委原计划在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同时成立炮兵司令部，大军区的炮兵司令部是军职单位，炮兵部只是师职单位。
史丁文在原炮兵学院任系副主任已是副军职，到新疆军区任炮兵司令应当是正军职。
此时军委指示可另外换人，但新疆军区不同意换人，史丁文自己也明确表示和北京总部机关或院校相比较，他更愿意留在新疆军区，只因为新疆是边防前线，当时有仗打。
本来史丁文应该是正军职却变成了正师职，降职到新疆军区白手起家组建炮兵部，他这一下就当了14年的炮兵部长，直到1976年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才又恢复到军职。
史丁文从军职降到师职的情况就连新疆军区的干部部门也不甚清楚。
有一次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重新核对干部履历时，发现了史丁文1962年以前的级别，干部部的经办人员感到非常吃惊：“我们新疆军区的一个二级部长，居然十几年前就是副军职？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肯定是搞错了。”
他们打电话与本人核实，史丁文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炮兵学院的系是军职单位，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
1970年，军区首长带领司令部各部部长在独山子附近查看反坦克作战地形，当问及伊肯他乌两山之间走廊的实际距离，敌军可展开多少坦克时，只有史丁文作了准确的回答，他对我方防守情况、可挖多少条、多宽、多长的反坦克壕沟和投入多少反坦克火力、如何配置兵力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军区首长称赞道：“史部长不用看地图、不查阅资料，便能说出乌鲁木齐到独山子有哪些是敌我必争的要道、隘口，敌人可能迁回的路线，及我军在发生战斗时应采取的作战方案，史部长是我们新疆军区的活地图。
两次降职，不是因为史丁文有什么错误，反而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是为了服从工作需要
参加核试验身染放射病
从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我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了几十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核试验。新疆军区部队参加了历次核试验，在多次核试验现场都留下史丁文的汗水和足迹。
史丁文在新疆（乌鲁未齐）军区司令部历任炮兵部长、副参谋长。按说他不在野战部队任职，没有直接任务时，不是必须要到核试验现场。
但是更丁文不愿放弃任何一次直接参与的机会。他带领军区机关的参谋人员和进场的炮兵、装甲兵部队，反复在核爆后的辐射沾染区进行实兵演习，摸索火炮、坦克人员在核沾染区的机动、防护、洗消等各种战术动作和规律。
当时，我军对核辐射的危害，包括放射病的知识都了解甚少，甚至有些医生也不熟悉放射病的症状。
史丁文每次从实验场区回家，都会发高烧、便血，大病一场。那时家人只知道他出差，不知道是去参加核试验了。
其实这正是急性放射病的典型症状。急性放射病潜伏期可达10年以上，如不及时治疗转为慢性放射病就会危及生命。
多年后在病床上，史丁文谈起他参加的一次核试验场的演习，可谓惊心动魄。
“那是一次原子弹地面爆炸。”他平静地说道。
“核武器地爆和空爆是完全不同的。地面爆炸后会在现场形成强大的放射性沾染，对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爆炸后，我乘坐吉普车和装甲部队一起穿越爆心。”
“核爆炸使地面成为一片焦土，表面的土壤被核爆产生的高温融化，成为类似玻璃或陶瓷状的颗粒，松软的焦土层厚达一尺多，吉普车开动很吃力。”
“当我们冲到距离爆心差不多有300米时，这辆车突然熄火了。”
“进入核试验区的个人防护装具，是一身防护服加一副防毒面具。防护服并不能阻挡放射线辐射，只能防止放射性尘埃直接接触人体。”
“防毒面具也是普通的防毒面具，只对粉尘和毒气有防护作用。进入辐射沾染场区的人都佩戴一支辐射剂量笔。当时剂量笔指示的辐射剂量已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安全极限！”
“我们都下了车，踏着松软的放射性焦土推车。真是“祸不单行，这时我的防毒面具过滤器突然发生故障无法呼吸，我只好干脆摘掉防毒面具。”
“这一次，我算是美美地吸了几大口伽玛射线！”。史丁文笑着说。
史丁文当时就这样在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在爆心徒步行动达半个小时，正是那些致命的放射性尘埃给他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当年和史丁文同乘一辆车的共有五名军人，其余那四个人都比他年轻，都在他之前辞世了。
许多像史丁文这样的军人，为共和国成功地拥有核力量，默默地工作，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特别是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官兵，甚至最终都不知道自己得了放射病。
今天，中国能以核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人民能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要永远感谢那些不曾留下姓名的英雄们！
1987年8月9日，史丁文在与病魔顽强抗争多年之后，由放射病造成的脏器衰竭夺去了他的生命，时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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