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原明，山西阳城人，1978年入伍，第二年春天，我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执行穿插、侦察任务，立了三等功。

战后，部队保送我到济南陆军学校学习，毕业后，我当了侦察排长，由一名普通青年成为一名基层指挥员。

军人有儿女之情，更有报国之志

1985年1月，部队要赴老山前线参战，我感到自己再一次杀敌报国的机会到了，便写了请战书，要求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

有人问我：“你是打过一次仗的人了，为什么非要重上前线不可呢？”我向领导倾吐了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八路军老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过大功，因为战争年代多次负伤，38岁当团长时就去世了。

我长大后，就是怀着“父辈浴血打江山，儿辈要舍身忘死保祖国”的决心当兵的。“祖国在军人心中，军人的一切属于祖国！”这是我当兵时写在日记本上的“自勉词”，我立志要做一名把一切奉献给祖国的革命军人。

虽然自己打过仗，立过功，进过军校，提了干，但“保卫祖国，军人之责；效命沙场，军人之荣”的初衷未改。

如今，又有了重上战场为国杀敌的机会，我怎能放过？领导见我态度坚决，言辞恳切，只好同意了我的要求。1985年3月底，我再次上了前线，担任侦察连副连长。

在前线，我和战友们经常到敌人鼻子底下潜伏，深入虎穴侦察敌情，每日每时都经受着苦累的煎熬、生死的考验。

老山最前沿，有个50多米长、30多米宽的高地，虽然不大，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越军盘踞着高地的顶端，我军守卫在高地的下部，敌我双方曾在这里反复较量。

过去这里草深林茂，现在已被炮弹炸得寸绿不存，白花花的犹如一片采石场。

越军为了完全控制这个高地，打开向我老山进犯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地疯狂进攻，先后付出了700多具尸体的血本。

我们也有几十名战友伤亡在这里。为了掌握战场主动权，遏制住越军的疯狂进犯，上级决定派我连收复越军盘曙的这个高地。

任务一传达，全连战士争着当突击队员，干部争着当突击队长。在党支委会上，干部们各摆各的有利“条件”，各亮各的“王牌”。

轮到我发言时，我把头天晚上琢磨了一夜的理由和盘端了出来；第一，我是二次参战，有突击作战的经验；第二，我曾在前沿潜伏过40多天，对这个高地的敌情、地形比较熟悉；第三，我是副连长，带领尖刀排、突击队理所当然。

我对其他干部说：“你们都看过《高山下的花环》吧，靳开来是副连长，是当然的突击队长；在咱们连，我是副连长，这个突击队长，我不当，谁当？”这样，我终于把突击队长的“头衔”争到了手。

在战前准备中，我想了许多，这次战斗必然是十分残酷的，突击队、突击队长，面临着严峻的生死考验，我已做好了捐躯报国的准备。

(1985年8月6日，记者在老山前线为即将出征的敢死队员拍照，当镜头对着队长原明时，他把钢盔往下一拉，说：“等当了英雄再照。”谁又能知道原明这一去，一只眼睛就不见了……)

谁不恋人生？谁无儿女之情？在这立志为国献身的时候，我想到我那年迈的母亲。父亲去世时，她才29岁，含辛茹苦守寡20多年，把当时最大才9岁的孩子拉扯成人，多么不容易啊！

记得我女儿出生以后，我曾经给孩子起名“乐乐”，是取她出生在新社会欢乐多的意思，可是，妈妈却硬改叫“思思”，意思是我在边关，亲人在思念着我。

在这即将冲进枪林弹雨，也许要与妈妈永别的时候，我怎能不想亲爱的妈妈呢？在原部队时，母亲来看我，想顺便到北京看看，可我拿不出路费，母亲没有去成，真感到对不起她老人家。

如今，正当她年老多病之际，自己还没尽到孝心，也许就要永别，我很内疚，我录下了《唱给妈妈的歌》，来表达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和安慰。

“望北斗，思故乡，我看到妈妈期待的目光，你声声把孩子呼唤，盼孩儿早回身旁，那望儿山上母亲的泪啊，日夜在你心中流淌。妈妈呀，不是我铁石心肠，不是我不思故乡，只是在我面前，还有凶狠的豺狼。”

“望北斗，思故乡，我看到妈妈期望的目光，你声声把孩儿教导，盼孩儿多打胜仗，那枪声炮声孩儿的话啊，时刻在你心中回响。啊，妈妈呀，我誓与南疆共存，杀尽那凶恶的豺狼，带着胜利的捷报，回到你的身旁。”

在这决心以身报国的时候，我也很想念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是战友，我和妻子从小青梅竹马。

虽然恋爱时两人从无机会在花前月下散步谈心，结婚时只在家里呆了一天半，以后只团聚过三次，但双方的感情是很深的。

几个月前，她来部队看我，我没时间陪伴她，第二天就劝她回去了。临别时，她虽然眼里含着泪，脸上却挂着笑，说道：“你安心作战吧，妈妈在等着你，女儿在等着你。第一次作战你好好地回来了，这一次你也一定能好好回来。”

在这也许要和心上人永别之际，我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

“丽霞，你来战区看我，我撵你走是不情愿的，我从内心是不忍的。但人总得有追求。我是军人，当然要追求军人的理想，虽然我没有当将军、元师的奢望，却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我追求的理想是千家万户的平安。”

“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你我夫妻之间的情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经常怀念我们的过去，我对你的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天天生活在一起，恩恩爱爱，白头到老。但军人有军人的义务，那就是保卫祖国，保卫千万个家庭的亲人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战争是无情的，我如果牺牲了，只希望你不要过于悲伤，我是带着你的爱离去的，到那时，你带着女儿到我墓前，让思思叫一声爸爸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听到孩子这样叫过一声！”

就这样，我留下对高堂、妻子、女儿的思恋，怀着以身报国的决心，带着突击队上了攻击出发阵地。

为祖国流血牺牲是军人最大的光荣

世界著名作家大仲马说过：“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我崇尚这句名言。但是作为突击队长，我决心既要敢于带领战士打恶仗、硬仗，又要善于打巧仗、妙仗，尽量减少伤亡。

为了奇袭的胜利，我曾带领突击队员4上高地侦察。其中有一次，我们冒着雨穿过敌人两道火力封锁线，爬上距敌哨位只有4米处侦察。

越军的枪榴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机枪的吼叫声，炮弹的爆炸声，从四周传来。

我们硬是在那里一动不动，坚持了7个小时，熟悉了攻击道路的地形，摸清了越军活动的规律，选好了攻击路线，排除了越军埋设的360多颗地雷，为奇袭做好了准备。

1985年9月1日，我带领突击队员到达了我军守卫的哨位。这里的两个猫耳洞，平时只能容纳一个班。我们上来后，17个突击队员加上原来的七名同志，24个人一下子把狭小的猫耳洞塞得满满的。

里边又闷又热，像个大蒸笼。后来几天连续下雨，里边水汪汪的，为待机出击，大家坐在水里，整整坚持了7天7夜。

9月8日凌晨4点30分，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带着2名战士爬上哨位附近观察敌情。按常规，奇袭是要利用夜暗进行的，但据我们多日的观察，越军在这里活动的一般规律是：夜间上岗，昼间进洞；晚上警觉，白天疏忽；有炮声时警觉，无炮声时疏忽。

现在整个前沿一片寂静，大小山头笼罩在蒙蒙雨雾中。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奇袭，敌人是难以预料的，一定能打它个措手不及。

回到猫耳洞，我立即向上级提出了利用雨雾作掩护，在白天发起奇袭作战的请求，上级同意了我的请求。

冲击出发前，突击队员们纷纷留下了充满阳刚之气、凛冽雄风的遗书。我在遗书上写了16个字：“战死沙场，军人本份；妻母节哀，含笑九泉。”然后用信封封好，交给了没担负突击任务的战友，并嘱咐他：“我如果牺牲了，请寄给我的妻子毕丽霞。”

10点30分，我带领17名勇士沿哨位左上方30米长的一段峭壁隐蔽接敌。这段峭壁最陡处近90度，最缓的地方也有60度，岩石上豁口很多，棱角异常锋利。

我们紧贴峭壁，双手牢牢地把住石缝、石棱，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衣服划破了，手上、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石壁上留下了点点血迹。

10分钟后，我们爬到了敌哨位下方的一块大石壁后面，敌人一点也没有察觉，奇袭成功在望。

我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强袭战斗！”我对着报话机发出了请求炮兵火力支援的暗号。

顷刻间，越军阵地成了一片火海。我带着突击队员，像箭离弦一样冲了上去，没等敌人反应过来，我们已冲上敌人阵地，见洞打洞，见缝打缝，不留死角。

我和班长徐化庭发现了敌人的一个主洞，向洞里打了两梭子弹，又投进了两颗手榴弹，趁着浓浓的硝烟掩护，一跃进入洞内，洞内的几名越军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送上了西天。

突击成功了！这时，我一看表，是10点46分。从战斗打响到全部收复阵地只用了16分钟，我仅以2名轻伤的代价，全歼了高地守敌，还打死打伤增援的一批敌人。

可笑的是越南广播电台居然把我们这支17人的突击队，说成了一次“团规模的进攻”。

越军为了夺回阵地，像输红了眼的赌棍，向我奇袭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敌人的炮弹也飞蝗般打来。

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我让战士们进入石洞，自己只带一名战士在洞外观察敌情。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我眼前火光一闪，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被炮弹爆炸声震醒时，发觉头上的钢盔已被气浪掀掉，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用手去摸对讲机，拿了两次也没拿起来，用左手一摸，才知道右手的大拇指已被炮弹炸断。

我没有在乎，只是转身把手往洞里一伸，让战友们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指挥战友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坚守了一天一夜，直到增援部队到达。

在这次战斗中，17名突击队员个个荣立战功，其中立一等功的就有7名。我们终于把胜利的捷报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我们的亲人。

功劳荣誉并非索取的筹码，终生奉献方是战士的本色

老山参战归来后，党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鲜花、美酒、掌声、慰问接连不断。不少单位请我作报告，要我讲“英雄事迹”，面对这些，我感到很惭愧。

我讲什么呢？我认为功劳荣誉应当属于祖国，属于人民，没有后方人民的支援，就没有前线的胜利；真正的英雄是那些长眠在老山的战友，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战斗的胜利，就没有我原明带队奇袭的成功。

战士刘福林，在坚守高地的战斗中右肋受伤，左臂被炸断，仍然顽强战斗，直到第二次右胸被敌弹击中，牺牲在高地上。

战友徐化庭受伤后,突击队员李士勇背着他往回撤，不幸睬上敌人埋设的地雷，这时另一个突击队员上来抢救，李士勇大声喊道：“快把徐班长背下去，别管我！”说完，自己拖着断腿往回爬，徐化庭得救了，可李士勇却因流血过多牺性了。

突击队员王中新，回撤路上肠子被弹片炸出，担架队员要抬他，他想到抬着伤员穿过封锁线太危险，硬是自己托着露出腹外的肠子走到了救护所。

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正的英雄是他们！1986年，全国各地给我寄来许多慰问品。寄到连队的，我交给了部队；寄到家里的，我写信告诉母亲和爱人，谁也不要动。

探家时，我将寄到家里的慰间品整整装了三麻袋，大件有台灯、收音机，小件有高级金笔、影集等，全部运回连队，送给了战士们。

近几年，军内外兴起了“文凭热”。我何尝不知知识的重要？何尝不想上大学？可上大学的名额有限，我去了，总会有另外一个人去不了。

因此，当领导让我去解放军军事学院上学时，我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别人。后来机关又给我联系，让我上深圳大学，我回答：“因为只能去一人，那就让其他功臣去吧，我不去！”

我经常这样暗暗告诫自己：功劳荣誉绝非索取的筹码，终身奉献方是战士的本色。

作战中，我是那么思念妻子，曾想过，如果能活着回来，一定要加倍偿还欠下的“感情债”。

可真的活着回来了，看着那么多的工作需要自己去做，又顾不得“还债”了。部队撤出战区时，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我才回到了离部队只有70公里的家乡看望妻子，但在家只呆了7个小时，又匆匆告别，赶回了部队。

部队归建后，我首先考虑其他干部和战士休假，自己一直拖到1987年1月才探家。1986年8月，爱人从云南来到部队，我因连队工作繁忙，每天深夜才回家，一早就出门，没时间陪她，她病了也不能守着照顾。

爱人找指导员“诉苦”，说我对她“冷淡了”，还怀疑我是否当了英雄，就身份高了，看不起她了，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对她说：“今天的原明，还是昨天的原明。参战中，你那么支持我，理解我，我对你是更敬重了，我实在是工作忙，顾不上，请你多谅解！”爱人深思了半天，觉得我说得有情有理，猜疑才消除。

爱人与我长期两地分居，很想调到一起生活。驻地民政局局长考虑到我是战斗英雄，身体残废需要亲人照顾，想把她从边关小城调到驻地中等城市安排工作，提前随军，可我谢绝了。我不能以功臣的身份，去接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

在工作上，我心里有这样一个谱：战场上，我带领突击队流过血，负过伤；平日里，我要为连队建设流大汗，吃大苦。

1987年新兵来到连队，搞捕俘训练，新战士怕摔痛摔伤，我就当假设敌做示范，经常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不管连队执行什么任务，我都会像战场上那样冲锋在前。一次，连里接受了挖地下管道的任务，天下着雨，有人建议等雨后再干。我喊了一声：“不行！跟我上！”战士们见我穿着裤衩干开了，干劲倍增，3天的任务，5个小时就完成了。

我在战汤上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也受到影响。师领导考虑到我眼睛不好，在连里工作不方便，想把我调到机关工作。

我知道，比起在连队，机关是要舒服一些。但我想到，正因为连队辛苦,才更需要自己扎下根来，把它作为艰苦创业的岗位。尽管领导关怀，战友劝说，我扎根基层铁了心。

我崇尚爱因斯坦的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能看他取得什么。”今后，我决心把无私奉献作为立身之本，继续努力，去实现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价值。

后记：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原明作为侦察连副连长，参与了收复211高地的战斗。

为了拿下这个高地，我人民解放军曾先后派遣5个步兵连，10余支突击队轮番攻击，死战13天，牺牲200余人也没能将其攻下。

1985年，原明带领16人组成的“敢死队”，仅用13分钟就拿下了被越军盘踞长达3个多月的高地，拔掉了敌人2个据点，全歼守敌，报了我军一箭之仇，但原明自己也在战斗中受伤，失去了左眼和右手指。他的英勇表现得到了上级和战友们的赞誉，荣立一等战功，荣获中央军委“战斗英雄”称号。

然而不幸的是：2024年10月，原明被诊断出肺主动脉夹层并有结节，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最终于2024年12月5日早晨6点去逝，享年66岁。愿英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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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祖国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