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8日，当汽笛嘶鸣一声，列车徐徐启动的那一霎，脆弱的情感闸门顷刻崩溃，喷涌着铺天盖地的离别之情，声若滚雷，撕肝裂肺。

站台上为我们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潮水般地随着列车跑动起来，尽管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还是千遍万遍地呼唤着、叮嘱着、祝福着。

车上的我们全都趴在车窗上，探出身来，不停地挥手，向惦念我们的亲人说声放心，向不愿分手的朋友们说声再见。

我们的泪眼贪婪地看着家乡的景色，心里深情地说一声：“妈妈，儿为理想而去啦。”

车开出去一段时间，啜泣声渐息，车内一片寂静，只有车轮无休止地咯噔噔地响着。

“队长！”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我。我回过头一看，是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年。他嘻笑着凑到我跟前：“怎么老是平原，还没有山？”

虽然他的眼圈还是通红的可笑容是那么纯真，那么绚烂，一双充满问号和惊叹号的大眼睛不停地忽闪着：“你见过山吗？”“没有。”

“你见过海吗？”“也没有。”“戈壁滩也没见过？”“是啊。”“你跟我一样，没开过眼界，这回到新疆我要好好看看雪山，看看戈壁沙漠，再看看绿洲草原，还有克拉玛依油田，到时候我要把它们都画下来，寄回家，让我爸妈也看看。”

没等我开口，他又若有所思地说：“等过两年回来，咱俩去新港看海去，不知海是什么样子？反正我要走遍祖国大地啦！”

他天真地憧憬着未来，开怀地笑了，笑得那么真，那么纯、那么甜。笑声给沉闷的车厢带来一片生气，于是喊喊喳喳的谈笑声不绝于耳。

我们下了火车又坐卡车。一路上，他看到什么都新鲜，不停地问这问那，说东道西，还总是带着那顽皮的笑容。

大家也时不时的善意地拿他开着玩笑，他为我们消解了许多思乡愁绪，平添了无限快乐，大家都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我们到达了工程团的驻地——北屯。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军垦战士，开始了艰辛而充实的支边生活，娇嫩的他也无例外地夹杂在这个行列之中。

入疆一个多月后，我患肠坏死住进了师部医院，做了开腹手术，和死神擦肩而过。

刚进疆就得这样的病，而且不知愈后如何，我的情绪很低落。那天他来看我，一进病房看我手上、嘴上、鼻子上插了许多管子，不禁惊愕地张了张嘴，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又露出那灿烂的笑容。

他坐到我床前，虽说是放低了声音，可嗓音还是那么清脆：“还疼吗？”我轻轻地摇摇头。

他忙安慰我说：“没事的，还没建设新疆，怎么就能有事呢？很快就会好的。”

停了停又说：“你不要写信告诉妈妈，她会耽心的。”不知为什么，这懂事的大孩子的一句话催下了我两行热泪。

他轻轻地抹去我耳边的泪滴，悄声笑着说：“好羞，这么大了还掉蒿子，羞！羞！羞！”他做着怪样子。

我又被他逗乐了。“你看我给你带嘛来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打开一看是幅画。

他说：“这是我上平顶山拔野韭菜时画的，是专门送给你的。”我看那画：蓝天下，戈壁上，一蓬骆驼刺上站了一只小鸟，毛色红褐，尾巴上翘，头部高扬，眼睛挺大，张着尖嘴像是在叫，又像在笑，它要唤醒这沉睡的戈壁。

画得虽说粗糙些，但极其生动，那小鸟活脱是他的自画像。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我，一扫我悲观的情绪。我真切地感到了生命真美好，生活真美好。

他还告诉我，青年队已经解散，知青都分到各个连队了，我和他还有几个身体不太好的知青都分到了副业队，我和他住在同一个集体宿舍，他已经把床给我搭好了，紧靠着他。

我出院的时候天已经很冷，很快就到副业队报到上班了。自此我就和他一起出操，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开会，一起聊天，一起休息。有他就有快乐，日子过得很快。

1966年元月21日是农历春节。

除夕这天，万里无云，阳光绚丽，是一个大好晴天，就是出奇的冷。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都像惧怕寒冷一样罩上洁白的鹅绒被。

雪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飞起亿万银针，刺绣着冻结的空气。副业队的院子里除了一堆堆积雪以外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门楣上没有贴红挂对，也听不到鸣鞭放炮，在这里嗅不到家乡的年味儿。

他一早起来就在院子里忙活开了。他把那一堆堆雪都变成了雪人，有男有女，各个都是胖乎乎的、乐呵呵的。

他还在每个雪人下面分别写了我们副业队知青的名字。我来看他的“杰作”，他得意极了，穿着大毡筒像企鹅似的一摇一晃地走过来，用熊掌般的带手套的大手拍着我的肩头，说：“大哥，你看像不像，那个就是你！”

我看了看那个撒了一些煤灰的雪人说：“像，我们都在院子里站岗，冻死啦！”我俩哈哈大笑起来，他那被皮帽子裹着的笑脸恰似一朵带着冰凌的红花。

他建议三十晚上不在食堂吃了，到司务长那打点面粉和菜馅，我们几个支青一起包饺子。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晚上，我们便在女知青的宿舍包起饺子来。他包的饺子东倒西歪，后来就索性包成了小狗、小鸟、小船等形状，惹得大家笑个不停。

饺子煮熟了，还没开吃，先是几个女青年嘤嘤地哭起来，接着，几个男子汉也没有管住自己。

我们想家了，想那远隔千山万水的父母和亲朋，他们此刻在干什么呢？他们也在面对桌上的饺子落泪，因为今年桌前少了一人，这也许就是心灵感应。

我拿出一瓶青玫瑰酒来，这是早晨托人在商店买的。我把酒全倒在缸子里对大家说：“祝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也祝我们马年顺利、进步。”

大家轮流喝了一口酒，气氛有些沉闷，我想是该他活跃气氛的时候了。不料他年龄太小，没喝几口就醉了，我见状夺他手里的缸子，他执拗地抓住不放：“我要敬我父母一杯酒，我想爸爸妈妈！”说完，他像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本来他就是个孩子。

就在春节前十来天，队里给每个职工预发50元工资。我和他一起到邮局给家里寄钱。

他告诉我，他爸爸老寒腿，一到冬天就犯病，每天还要蹬三轮拉货挣钱，妈妈又没工作，还有两个弟妹，生活挺困难的。

他还告诉我，为了阻拦他到新疆，爸爸打了他，但一点都不疼，最后还是他胜利了。

他要寄点钱让爸爸治治腿病。他说这些时语调很平淡，就是在拉家常。然而我却被他那拳拳孝子之心所感动。他的心也承载着一些沉重而可贵的东西,已不单单是天真和快乐。

3月底，我们平整土地，为春播作准备。

他得过癫痫病，听他说已经痊愈了，可体质还是比较弱，然而干起活来还是那么争强好胜，背绳拉车，满头大汗，肩头红肿，也不叫疼，不喊累。

那天班长给他写了一篇表扬稿。我当时是队里的代理文教，晚上出黑板报。我还在抄稿子，他跑到办公室来非要给自己画个插图不可。

他用彩色粉笔画了一个拉车的青年，那青年俯身拉车，挥汗如雨，却扬头哈哈大笑。

我想起他画的那只小鸟。黑板一挂出来，同志们都说我这幅插图画得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避自卖自夸之嫌，我默认是插图的作者。自此他就常来帮我出黑板报。有一天，他还神秘地对我说，他今年的目标是要当上先进生产者，还要入团。

没等春播，我离开副业队去师直搞“四清”去了。

1966年9月5日下午，我正在“四清”工作队开会，突然有人通知我赶快回副业队，他死了！我的头嗡地一声，就像中了枪弹，嘴里不停地叨咕着：“不会的，他不会死的，他那么年轻，怎么会呢？”

我急匆匆地跑到副业队，一进院子就看到墙边放着一口棕红色的棺材，周围围着许多人。

我奔过去推开棺盖，只见他穿一身新军装安静地躺在那里，脸色焦黄，两眼紧闭，再没了那可爱的笑容，他真的死了。

我失声痛哭，小兄弟啊，你怎能这样仓促地就走了呢？你到新疆才一年多，一张白纸刚刚铺开，还没来得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呢，你还没有当上先进生产者呢，我们不是约定回天津新港看海吗？你怎么能不去呢，你才十七岁啊……

指导员告诉我，他是今天早上蹲在渠边吃瓜时犯了癫痫病，周围又无人，是载到渠沟里被呛死的。又告诉我已发电报通知了他的家里，他的行李等你看一看也打包寄回去。他父母不可能来这里，你是天津来的中队长，把他的死因和后事处理情况告诉你,也好做个见证人。

一提他的父母，一提把行李寄回去，我的心就碎了。不难想象，噩耗会像惊天炸雷一样将他父母击倒，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抚摸着他的行李目光痴呆地望着西北，一遍遍念着不归儿子的名字，年复一年任丧子的悲痛腐蚀他们的余生。

第二天上午，班长赶着装着棺材的牛车，我和几个同志跟在牛车后面默默地向墓地走去。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墓地。墓地上只有稀稀落落二三十座坟茔。坑是前一天挖的，我们很快就把他埋葬好，起了一个不小的坟堆，墓前插了一个木碑，写着他的名字，那是我用油漆书写的。

我让班长他们先回去，我再陪他一会儿。我面向东方，伫立良久，天气很晴朗，阳光泼洒过来很是刺眼，迎着阳光只见戈壁茫然一片。

突然，从前面一蓬骆驼刺上扑愣愣飞起一只棕红色的小鸟，尖叫一声，向着太阳飞去了；稍远处，几峰骆驼平举着头颅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活脱是群雕塑，像是望着遥远，望着远古，望着寂寥。

额尔齐斯河谷的原始杨树林似海如涛，已现出一抹金色，它守着岁月，守着风雨，守着流水，守着生机。

第二年清明，我在风沙中坐在他的墓前，往事像烟云一样在我心中翻滚，那张可爱的笑脸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这块墓地弃用了，也少有人前来扫祭。我出差时只要从这里路过，都要下来看看他。没几年，那木碑上的字逐渐模糊了，最终全部剥落了。

1975年我去看他时，眼前赫然几条沟壑，墓地上一座坟也没有了，是干渠跑水拉的豁。我探身向河坝看去，没有棺木，没有尸骨，只有泥沙。也许他被额尔齐斯河的洪水带到北冰洋去了吧。

岁月无情地把我揉搓老了，我又顺着那两条铁轨回来了。小弟弟，我对不起你。我风华正茂时带着少年的你走上戈壁，我皓首回乡时未能把你的亡灵带回故里，我愧疚于胸。

他不是战士，也不是烈士，但他追求过理想，快乐地生活过，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上，他的笑容是天堂里的笑容，永远是那么纯真，那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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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戈壁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