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柳青] 1969年，我来到北大荒插队，那片肥沃的黑土地见证了我青春的激情与汗水。心中始终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光悄然流逝，但那些记忆依然鲜活如昨。 数十年后，我再次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又见到了大娘家的房子。蓝色的窗框依旧，宽敞干净的炕沿，那根弯曲的木头带着岁月的纹路，和记忆中的样子分毫不差。 大娘家的房子离我们知青住的三间草房不远，位于我们屋的斜后方，距离不超过50米。那时，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我们总爱去大娘家坐坐，聊聊天。 大娘家有五口人：大爷、大娘、儿子、儿媳，以及一个刚满一岁的小孙子。 大娘比大爷年长八岁，但单从外表来看却丝毫察觉不出。村里人常说，大娘年轻时容貌出众。她总是穿着整洁的便服，一头秀发整齐地盘在脑后，一丝不乱；宽阔的额头上，双眼闪烁着奕奕神采，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清新脱俗，让人依稀能想象出她昔日的绝代风华。 大娘家中十分整洁，屋内摆放着一面光洁的大炕，两扇明亮的玻璃窗。夏天时，她会打开上面的两扇纸窗，让屋内凉风习习；到了冬天，暖暖的阳光则洒满整个炕头，格外温馨。 每次我们去拜访，大娘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脱鞋上炕。起初我们很不习惯，只是斜坐在炕边。后来，不用大娘提醒，我们自己就会脱鞋坐到炕里头。尤其是在冬日里，坐在温暖的炕上，身体渐渐舒展开来，仿佛连冻僵的手脚都被这份暖意慢慢融化，那种惬意的感觉，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村里，每家炕上都放着一个烟箩筐，里面装着烟叶和裁好的小纸条，几乎男女老少都抽烟。无论去谁家，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箩筐卷烟，抽上一口再开始交谈。 烟叶是自家种植的，劲道十足，起初熏得我们涕泪横流。后来，男生们很快学会了抽这种烟，而我们女生虽不抽，却也练就了孙悟空般的本领，可以整天待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泰然处之。 大娘家的烟叶在村里是公认的最好，多年后大家聚会时，男生们仍对此赞不绝口。 那烟叶呈紫红色，抽起来劲道十足，却不呛人，也不拉嗓子，还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气。那种香味至今萦绕在我的记忆中，如同天然蜂蜜般的甜香，既柔和又醇厚，令人难以忘怀。 村里只有大娘家的烟叶有这种独特的香味，这烟叶还有一个名称，当时我听成了“琥珀香”。我心想，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华贵而厚重，与它的颜色相得益彰，我非常喜欢，于是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应该被称为“琥珀香”，是烟叶中的一种，似乎属于较为稀有的品种。不过，我依然偏爱“琥珀香”这个名字。 大爷姓刘，曾是村里的队长。我们到那里前一年，队里进行了改选，选出了一位年轻人。然而，村里人依旧习惯性地称呼他为“刘官”，我们到了之后，也跟着这么叫。 后来，村里人渐渐不再这么称呼他了，但我们却改不了口，依然叫他“刘官”。新选出的队长姓姚，人们称他为“姚官”。 我们到农村时正值秋天，到了转年春天播种时，才是我们第一次正式下地干活。春播春种需要抢时间，几乎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首先用牛拉犁划开垄沟，接着有人跟在后面撒粪，再后面是点种的。随后，又有人赶着牛拉着一种“I”形的木制工具将豁开的土盖上，最后还有人将土踩实。 我们的工作就是跟在别人后面，把他们踩过的土再踩一遍。看到这种原始而落后的耕作方式，以及我们所从事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活计，我感到既滑稽又沮丧，但我依然一丝不苟地继续着。 我注意到前面那个人踩出的脚印全是“八”字形，就像一长串对生的树叶趴在田垄上。于是我也模仿他的样子，认真地踩出一模一样的脚印。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前面的人开始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猜他可能是在提醒我要好好干活，于是我更加专注地踩出一对对“小树叶”般的脚印。然而，他频频回头，语气中明显流露出不满。 我实在不明白，于是跑到他跟前问道：“你说什么？” 就在这时，刘官走了过来，一言不发，也不看我，只是径直踩在我之前踩过的垄上。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那个人说的是“脚印要踩正”！ 刘官自己是个很明显的“外八字”，他自己可能并未察觉，总认为他踩的脚印很直。而我踩出的脚印却是一对对斜着的小树叶形状，所以他总是纠正我。我盯着他的脚步观察了半天才明白这一点。 自从我们来到村里，一直是刘官带领我们干活。他话不多，通常只是简单交代几句，便率先动手干活。遇到问题时，他会随时走过来给予指导。有一次修补羊圈的篱笆，需要先把木桩钉牢，再用树枝编织。我们两人一组，一人紧握木桩，另一人则高高挥动锤子用力敲打，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刘官走过来，只是轻轻一碰，我们钉的木桩就歪倒了。他毫不客气地说：“这怎么行！这算是什么活！都拔了，都拔了！” 他一手扶着木桩，另一只手抡起锤子，几下就将木桩钉好。随后，他轻轻摇了摇木桩，确认纹丝不动后，瞥了我们一眼，扔下锤子便转身离去。 刘官给我们的印象，与我们对他的了解完全吻合。我们初到农村时，首要任务就是按照“最高指示”展开社会调查，了解到刘官是老队长、老贫农，新中国成立前曾为地主扛长活。 因此，刘官的形象在我们心中逐渐清晰：他属于那种饱经风霜、刚正不阿，外表倔强、内心慈祥且不苟言笑的人，就像电影《青松岭》里的万山大叔。 然而，刘官接下来的表现却让我们大吃一惊。 村里人一起干活时，特别爱开玩笑，尤其是那些已婚的妇女，言谈举止十分泼辣，毫无顾忌，常常会冒出一些关于男女方面的露骨话语。此外，许多在我们听来稀松平常的话语，却能让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那爽朗的笑声中蕴含着我们难以理解的乐趣。这些都让初次接触农村的我们暗暗吃惊。 妇女中有个叫桂苓的，刘官特别喜欢与她开玩笑。每次见到她，他的眼神、表情和话语立刻变得轻佻起来。每次与刘官嬉闹之后，桂苓总是表现得十分气愤。我曾想，下次他应该不会再闹了吧？可每次他依然如故。桂苓的这种反应，长久以来如谜一般萦绕在我心头，令人费解。 有一次，桂苓又和刘官闹了起来。她不知说了句什么，只见刘官满脸嬉笑地追过去，两只手直往她衣服下的胸口处招呼。她一边笑骂一边用手阻挡，而刘官脸上的表情简直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的牧神潘。 当时我们这些知青都在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这与我们印象中那个严肃的万山大叔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 有一天早晨，大家像往常一样在队部门前等着去上工。刘官早到了，正靠在窗台旁抽着小烟袋锅。他一看见桂苓和几个小媳妇走过来，立刻迎上去搭话，一脸的严肃认真。 桂苓她们以为刘官又在开玩笑，就嘻嘻哈哈地拿他打趣。然而这回刘官立刻摆出一副正色，连连说道：“这是你大姐让问的！” “大姐”指的是大娘，也就是刘官的老伴。桂苓她们听了，立刻端正了态度，郑重地与他交谈起来。 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过好几次。无论刘官平时开玩笑多么肆无忌惮，即使当着全队人甚至自己的儿子、儿媳的面都满不在乎，但只要一提起大娘，他立刻变得严肃认真，没有丝毫戏谑之态。 刘官在庄稼活儿方面是一把好手，样样精通，无人能及。尽管他已不再担任队长，但下地干活时，他依然是领头的“把头”。他带领大家劳作，把控着进度，同时负责检查活儿的好坏。尤其在春天铲地的时候，“领头人”更需要具备过硬的本领。 铲地，其实就是锄草。 在我们那里，地广人稀。春天，草苗初生，相互交织，难以分辨。要想彻底铲除杂草，又不伤及幼苗，同时还要抢抓时间，尽快完成所有田地的锄草工作，为小苗提供充足的生长空间，确保秋后丰收，这并非易事。 因此，铲头遍地是最为辛苦的活儿。即使是村里最强壮的小伙子，一提起春天的铲地也会感到头疼。平时他们无论做什么活儿，总是又说又笑，打打闹闹，从不见疲惫。但一到铲地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无精打采，步伐沉重，只顾埋头拉着锄杆，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了。 其他人也都默默地干活，疲惫从他们每一个机械的动作中流露无遗。 然而，刘官铲地却显得毫不费力。他身穿一件白布背心，肩上披着白布褂以遮挡阳光，手中的锄杆长长地挥动，左一下，右一下，腰板挺直，脚步随着手势移动，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那把长年使用的锄杆已被磨得油光锃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精心锄过的田垄，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垄背光洁如新，小苗棵棵挺立，生机勃勃。 刘官总是扛着锄头四处巡查，仔细检查每一处活计。若有人铲得不够干净，或是伤到了太多幼苗，他便会生气地大声提醒，让对方注意。他走到谁的垄上，谁都会不自觉地紧张回头。刘官对待我们始终如一，无论是默默为我们清除遗漏的杂草，还是悄无声息地走到我们身边示范动作，他总是那样沉默寡言，却透着一种无言的威严。 村里曾有几个年轻小伙子不服气，暗中与他较劲。他们趁刘官巡查时，拼命埋头苦干，满心以为能将他甩在后面。然而，当他们满头大汗地回头张望时，却惊讶地发现刘官早已铲到了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正不紧不慢地干着活儿，嘴里还叼着个烟袋锅，缕缕轻烟缓缓升起。看到这一幕，他们不得不心服口服。 1968年8月底，我们来到农村插队，直到次年春夏铲地时，才开始了解工分的概念，并发现生产队给我们记的是半工，与半大孩子一样。 我们去找队长理论，当时主要觉得这件事不公平、不合理，并没有过多地从钱的方面考虑。 队长回应说：“按照干活的情况，你们还不如‘小半拉子’呢，记半工已经算是照顾你们了！”经过一番争执，最终的结果是：队里的女劳力得8分，我们女生得6分；男劳力得12分，男生得10分。我们认为这也算合理，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 以往每次铲地，我们十几个知青总是自然而然地站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然而，有一天清晨，当我们走进田地时，却不知不觉地分散开来，彼此之间不再相邻，而是被老乡们三两成群地隔开。当然，这一情形是我们事后才意识到的。 那天将近中午时，远处田埂上忽然传来一阵呼喊声，这边的人们立刻骚动起来。有人紧张地低声说，队长带着人查垄来了，干得不合格的活儿要返工，中午也不能回家吃饭。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平时每天一起干活的姚官和队里几位年长且有威望的人，今天都不在场，只有刘官带着我们。 我们那儿的土地广袤无垠，一片片田地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尽头。最长的一块地绵延两里多，铲完一根垄往往需要两三天时间。站在地头放眼望去，那起伏的田地宛如一片嫩绿色的绸缎，柔美得让人心醉，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当时的我们无暇欣赏这番景色，只是站在田间，竭力向地头张望，只觉得那波浪般的田垄阻碍了视线，根本看不到查垄人的身影，心中满是忐忑不安。 地头那边的查垄开始了，每当查到一根不合格的垄，姚官就会大声喊道：“这干的是什么活儿啊，不行，得返工！这根垄是谁的？” 循着喊声，我们中的一个人被认了出来。最终，我们十几个知青无一例外，全部被留下来返工。大家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影子在脚下缩成了一小团。 从清晨天未亮就开始劳作，直到现在，我们早已又累又渴又饿。回头望去，地头仿佛遥不可及，稳稳地横在天边。 我心想，即使干到下午，他们也绝无可能完成这繁重的农活。然而，我们心中却没有丝毫怀疑。站在如此遥远的地头，根本无法看清远处铲地的人具体在哪一垄，大家都认为，肯定是因为我们铲得不够好，才被单独挑了出来。 我们调转方向，继续往回铲着。其他人扛着锄头从我们身边经过，回家吃饭去了，没有一个人理会我们。我抬头望去，只见刘官缓缓走在最后，时不时回头看向我们，眼神中充满了同情与不忍。 过了一会儿，远处忽然有人叫我们，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农忙时节，村里的学校放假，这些孩子也都来帮忙干活儿，他们被称作“小半拉子”。等他跑近了我们才认出，那是刘官的侄子小二。他边跑边喊：“别干了，回去吧！” 起初，我们以为是小孩子信口开河，没有理会他。然而，他气喘吁吁地朝我们跑过来，汗流浃背地喊道：“别干了，我大爷让你们回去呢！” 我们回应道：“我们还没干完活，怎么能走呢？” 小二急忙说：“哎呀，别干了，快回去吧！真的，我大爷让你们回去呢！”我们咀嚼着他的话，愣了一会儿，终于停下手中的活，扛起锄头，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回走。腰疼得厉害，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心里满是沮丧。 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要求增加工分的举动激怒了他们，这一切都是姚官前一天找人精心策划的。刘官也觉得我们不该要求增加工分，但他不赞成用这种方式对付我们，他说：“他们还都是孩子，说几句就行了。” 然而，姚官坚持要这么做，其他人也表示同意。前一天晚上，除了我们知青，生产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安排。 刘官心中终究泛起了波澜，他急忙吩咐侄子小二在匆匆用餐后前来唤我们。随着在农村的日子一天天积累，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刘官此举无疑是公然违背队长与全村人的意愿，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果敢。 从那时起，刘官在我心中的形象，便定格为那个身披白布褂、扛着锄头、不断回头凝望我们的慈爱而富有同情心的老人。 #说知青,你们当过知青吗?##你有知青生活阅历吗?##讲述女知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