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靠日本?探寻孙中山与日本的真实关系(下)

信息公布的小酒窝 2024-03-28 18:18:36

—《孙中山与日本》读后感

说完国外的,在此书中,孙中山和国内一些力量派别的合作与分歧,也有与日本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是李鸿章。众所周知青年时期的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但连面也没见到,但两人后来却在“华南独立运动”上,差点“被”促成了合作。

1900年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八国、招抚义和团的上谕,李鸿章表示,此系“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予以拒绝。25日,西太后称李鸿章等督抚主和主巢,是“老成谋国之道”。26日,刘坤一、张之洞与列强订立“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表示支持。7月8日日,清廷授李鸿章为直督兼北洋大臣,这时京津一带混乱至极,后局势失去控制。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7日下,香港方面有人出来活动,仍立足于孙李合作,促进华南独立。日本官方记载了《孙逸仙对某访客之谈话》,内称:“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太守会见之际,太守说以刻下清国时局,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之极好机会。”

这个独立国“以孙逸仙为顾问,怂恿李为主权者。李答称,当观察今后之时局之趋势徐图处理。

孙中山虽然也在采访时对孙李合作进行了回避,但仍然写信委托日本人平山周,送给给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

这封信的直接动机,是要求刘学询提供惠州起义急需的巨额资助。信中写道:“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

在这封信中,孙中山除了陈列具体的起义计划外,还作出了许诺,让刘学询在起义成功后当总统或者皇帝,“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当然这封信的目的是真心促成合作还是分化,现在只能自己体会。可是由于平山周的贻误,此信并未准时送到,两派的合作最终还是化为了泡影。

之后的孙中山又积极谋求和康有为合作。

但康有为自称有“衣带诏”,(双方代表梁启超、陈少白会面过程中,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坚决反对孙康合作,此时康有为另一弟子王照却揭露衣带诏事件为假,由于牵扯到康派内部倾轧,两派由此互生嫌隙),又想说服日本出兵救皇上,不欲与逆贼孙文同流,所以终其一生,始终没有和孙中山正式会面。日本人对此表示极为惋惜。

相比师傅,梁启超似乎更开明一些,他将康门标志的“厂”字改为“公”字,并为民主共和主义辩护,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论表示了明显的决裂,孙中山于是把合作希望转到梁启超身上,开始了孙梁之间有合作又斗争的局面。

但“说到钱,便无缘”,梁启超在“孙中山的大本营”—檀香山积极活动,向当地华侨募集了十多万元,从而使孙中山失去一重要财源,也几乎瓦解了檀香山兴中会。他曾去函责备梁启超,责其“失信背约”,“然已无及”。

后来两派在国内也展开激烈竞争,梁启超向康有为写信说:“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着”;“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

等到康有为受到光绪重用,康有为更以帝师自任,甚至写信给徐勤等人,说他不日有大拜之望,要徒弟们断绝与革命党的来往。

本来是两派合办的日本大同学校的董事和许多商人,听到康有为将来要做宰相,便都倒向康派那边去了,就是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兄弟,也改变了态度,转向康派。

这时,又出现所谓条子事件。孙中山有一天到大同学校去看那些教员,发现房间桌子上有一张条子,写着“孙文到不招待”,并无下款。孙退出去后,告诉几个兴中会会员,这些人跑去严厉责问,遇到徐勤,几乎动武,好在有几个董事在场辩护,才免于火拼。后来陈荫农承认是他写的。此后,孙便不再到大同学校去了,自此学校便完全由康派所控制。

                                     

最后说说同盟会内部,与日本的渊源。

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关于国旗形式的争执,一时颇为激烈。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孙中山回东京以后,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黄兴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之意,认为孙所制之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

孙则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于是怒而发誓脱同盟会籍。在争论中,胡汉民是支持孙中山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黄兴的井字旗主张,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而且,是“濒行议定革命军旗国旗”。

孙中山认为黄兴主张的旗式既不美学,又嫌有复古思想。胡汉民称“党众悉从先生。克强争之不能得,则意颇怏怏”。

两人虽有争执,但最终以黄兴的大度退让,并未再生事端,但接下来的事件,却使同盟会内部有了嫌隙。

孙中山离日本以前,除了接受日本友人内田良平交来的6000元外,还接受了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1万日元赠款。孙中山留下2000日元,供《民报》作费用,其余携往南洋,作策划起义之用。

对收受日人馈金一事,从现有资料看,孙中山显然没有与党内高级领导同志讨论,对于用途,亦由其个人决定,章太炎、张继等创会元老对孙中山受款的处理极端不满。章太炎大吵大闹,将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的相片扯下来,批上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

到了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筑地成立,入会者必须立誓约,按指模,同志间气氛不太融洽。

但后来黄兴之所以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反对写誓约,打指模,宜誓服从孙中山个人。他们认为这样做,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般,违背了自由平等精神。另外,把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与“普通党员”,而革命成功后在享受政权时又将公民分成“元勋公民”、“有功公民”与“先进公民”,其办法也不妥当。

算是首次较直接的表达了对孙中山的不满。

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意欲称帝的消息陆续批漏后,孙黄两人却采取了不同的表态。

孙中山的公开表态,虽然是指责袁氏,但他首先攻击黄兴、何海鸣、林虎等人,认为他们在讨好袁氏。

孙中山实际放弃了对日本当局的批判,不认为日本为交涉的主动者。

孙中山已认识到二十一条的危害性,但却认为只有先推倒袁氏统治才能消除外侮。

对这些问题的上述态度,也是孙中山长期坚持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显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当时东京同志的情绪是十分强烈的,张继便宣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记述,“及潮州、惠州军事失利,反对者日众,欲开大会,改选公(指黄兴)为总理,以接一系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纷纷催逼召集会事”。当时东京本部对此事持激烈态度者,有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等人。

由于同盟会先天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合并而成,这就导致在发生争论时,领导层易产生分裂倾向。

光复会的一些骨干,对孙中山印象不好。在安庆起义的徐锡麟,“性阴鸷,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之为人”。在他牺牲后,其党成员陶成章、李燮和也不喜欢孙中山,遂和孙中山分势,这就是陶成章等人反对孙中山活动的开始。

就是常以孙中山门徒自居的蒋介石,在孙中山依靠滇桂客军,与广东本地产生冲突的时候,也参与反对孙中山。

原因为何,还是因为财源。

联俄后孙中山虽然从苏俄取得援助,不过数额有限。200万点布分多次支付,完全无法满足军政府开支。1924年2月,即国民党“一大”之后不久,孙中山接见了日本报业人士松岛宗卫,谈到当时广东政府经济陷于极度困难之中,除借外债,别无它策,因此拟向三井物产贷款3000万元,把广东大元帅帅府拿出来,作为担保抵押。

无果后又只得增加广州本地上税,又引发本地商团抗争,在1924年5月下旬,省城2及各县商团会议成立联防组织,推举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为全省商团联防总长,陈恭受、谢介石为副会长,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商税政策。

后来人们常说国民党的松散基因,可能从孙中山建党时期就种下了,蒋介石时期虽然一度想完成集权,却未能最终成功,这或许是由国民党的基因决定的。

这本书除了有些地方过于繁琐,导致过厚给阅读造成一定障碍,但最终不失为一本好书。好就好在只罗列史料,不灌输观点,多元化呈现孙中山先生及其精神,比教科书里、博物馆里和图书馆里孙中山,更加增加了一些血肉和细节,反过来却也更好的印证了主流观点。

说孙中山是“孙大炮”;或者说他的革命功勋全部是宋教仁的功劳、是黄兴的功劳,甚至可以是日本人的功劳,;还有人说孙中山先生是“萝莉控”,说他专门喜欢跟年纪小的女生结婚。

然而这些都不是客观的,至少说是片面的,我希望好的书本、文章能多向杨教授的这本书学习,只挖掘史料,不传递价值,正如我偶尔写文章的初衷—只输出干货,不搞一惊一乍的东西,东西列出来了,读者看到多了,自然有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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