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驾崩，16岁的太子刘彻继位，大汉帝国的命运齿轮将在随后的50年中剧烈转动，在随后波澜壮阔又血雨腥风的岁月中，大汉帝国的臣民们的脑海中应该会无数次的闪现出一个离他们并不遥远，却时常被当成反面教材去批判的人：秦始皇赢政。
即便在2000多年后今天，我们仍旧习惯于将秦皇汉武放在一块说，这二位都是中国古代王朝时代的顶尖帝王，二位都开疆拓土立下不世之功，但同时又都横征暴敛，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如果顺着秦皇汉武的人生轨迹向前追溯，我们还能发现另一个惊人的事实，二人的开局几乎如出一辙。
秦始皇与汉武帝继位之初，朝堂之上皆是双外戚集团的政治格局，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对他的性格塑造至关重要，这一点皇帝也不能例外，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相似的开局造就了秦皇汉武类似的行为逻辑。
双外戚开局秦始皇继位时的秦帝国朝堂之上的权力结构，在我之前的《秦崩》系列中已经详细介绍过，这里仅做简单回顾：
秦始皇13岁继位，他继位时朝堂上有两股外戚力量：一股是以赵太后、丞相吕不韦和有特异功能的嫪毐为首的赵国外戚集团；一股则是以华阳太后、昌平君以及那个被有意抹去的扶苏母亲为首的楚国外戚集团。
这两股外戚集团中，赵国集团更跋扈张扬，一开始就十分高调地把持朝政，而楚国外戚集团则沉稳内敛，但一出手就是杀招。
少年皇帝秦始皇拿回权力的方法是先利用楚国外戚集团剿灭赵国外戚集团，而后熬死楚国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华阳太后，最后不断将其他楚国外戚集团里的人挤走。
相比于秦始皇，汉武帝刘彻面临的开局甚至更复杂一些，虽然也是双外戚集团，但是汉武帝却不能像秦始皇一般简单地让二者之间相互制衡，因为这两股外戚力量是搅在一起的。
不同于秦始皇时期楚国外戚集团和赵国外戚集团的泾渭分明，汉武帝继位时，朝堂之上虽然名义上存在窦氏外戚集团和王氏外戚集团。
但是这两个集团的绝对核心是同一个人，汉武帝刘彻的奶奶：窦太皇太后，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能量远无法与窦太皇太后相比，甚至说起来，刘彻能够被立为太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王太后果断投奔了窦氏外戚集团。
汉景帝刘启最初所立的太子并非刘彻，而是景帝曾经非常宠爱的栗姬所生的刘荣，刘荣被立为太子后，窦太后的长女，汉景帝的姐姐刘嫖向栗姬示好，希望让刘荣与自己家姑娘联姻，栗姬拒绝了这门亲事，也就相当于拒绝了与刘嫖所在的窦氏外戚集团联盟，刘嫖转而寻求与王夫人联合。
当时的胶东王刘彻的母亲王夫人十分上道，立刻接受了刘彻与刘嫖的联姻请求，在刘嫖和她所在的窦氏外戚集团的一顿运作下，太子刘荣被废，刘彻被立为太子。
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是靠依附于窦氏外戚集团才获得把儿子推上皇位的机会，所以在刘彻继位之初，王太后所在的王氏外戚集团与窦氏外戚集团的能量是不匹配的。
既然两者能量不匹配，就不能马上开始制衡，而是应该平衡二者之间的能量关系。
权力威慑制衡的核心是抑强扶弱，窦氏外戚强而王氏外戚弱，所以汉武帝要做的是扶持较弱的王氏外戚。
王氏外戚也很快推选出一人进入权力的核心圈层，王太后的弟弟，田玢。
看到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已经懵了，不是说田玢是王太后的亲弟弟吗？为什么姓田不姓王？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王太后的母亲先嫁给了一个叫王仲的人，生下一子两女，其中一个就是王太后，后来王仲去世，王太后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一户田姓人家，生下了田玢，田玢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亲弟弟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王氏集团的田玢在进入权力核心时，大小王还是分得清的，当时汉武帝准备任命窦氏集团的窦婴和王氏集团的田玢为丞相和太尉，田玢非常主动地选择做太尉，把权力更大的丞相让给窦婴。
但是就在武帝打着通过加强王氏外戚最终达到制衡窦氏外戚的算盘时，王氏外戚们也认为自己可以一步步往上爬时，那个已经垂垂老矣的窦太后却向所有人展示出了这位政坛老人一生中究竟积攒下多少可怕的政治能量。
窦太皇太后是汉武帝刘恒的妻子，对于黄老之术十分推崇，而窦婴和田玢，也包括武帝在内都倾向于儒家，因为政见不同，窦太皇太后竟然直接解除了窦婴和田玢的官职，丞相和太尉可都是官僚系统里的顶级官职，在窦太皇太后这里却可以随意任免，这位历经三朝的政坛老人用这样一种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给年轻的汉武帝上了一课：制衡的游戏没那么好玩，比抑强扶弱这个简单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你得清楚场上所有人有几分斤两，各自处于什么样的生态位？
窦太皇太后在时，窦氏集团的地位稳如泰山，但权力过份集中于窦太皇太后一人身上也恰恰是窦氏外戚集团的命门所在，没有人能够永远不死，一旦窦太皇太后驾鹤西去，窦氏外戚集团手中的权力将如潮水退去般崩解。
权力讨厌真空，当旧王故去，剩下的权力会在短时间内被人瓜分殆尽，窦太皇太后死后，蛰伏的王氏外戚集团立刻粉墨登场。
王太后同样以一次政治作秀展示自己的权威，只是相比于窦太皇太后，王太后的表现实在是差那么点意思。
拙劣表演窦太皇太后还活着的时候，窦家的窦婴和王氏的田玢同时被罢免，汉武帝清楚此时的自己得拉拢势力更弱的王氏，但又不敢公开违背祖母窦太皇太后的命令，所以选择私下里大事小情皆找田玢商议，而窦婴则被晾在一边。
窦太皇太后死后，汉武帝立刻任命田玢为丞相，窦婴则依旧没有任何任命。
此时王太后掌管后宫，田玢统领群臣，王氏外戚集团的夺权之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王太后与田玢终究是底蕴不足，取代窦氏集团成为朝堂之上的顶级外戚集团后，田玢本人与王太后表现出了明显的飞扬跋扈。
田玢在当上丞相后，竟向窦婴索要田地，此时的窦氏外戚集团已经失势，窦婴已经对你田玢构不成任何威胁了，而且田玢作为皇帝的亲舅舅，又贵为丞相，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获得田产，何必非得到窦婴处索要。
窦婴则认为田玢向自己索要土地是在侮辱自己，自己刚一失势，昔日的小弟田玢就开始欺负自己，窦婴对此感到十分愤怒，拒绝了田玢的土地要求，窦婴与田玢之间的梁子因为一点土地而结下。
后来，窦婴一个叫灌夫的心腹，在酒宴上以指桑骂槐的方式讽刺田玢，田玢怒不可遏，请求汉武帝直接杀了灌夫。
汉武帝为是否杀灌夫一事召开讨论，群臣大多和稀泥，准备把大事化小，在这个时候，终于轮到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展示自己的权威了。
她在武帝讨论是否杀灌夫时单独将武帝叫去并表示：现在我还在，群臣就敢如此欺负我弟弟，等到将来我死了我们王家还不得被人欺负死。
王太后的话说得很重，武帝无奈，只得下令处死灌夫，窦婴为了营救灌夫，称自己手上有景帝留下的诏书，可以随时面见皇帝，但武帝命御史在皇家档案处查找却没有找到这份材料的备案，得，这件事往大了说可以算欺君之罪，而汉武帝也很乐意给窦婴安一个欺君之罪的罪名，窦婴这位景帝时代就叱咤风云的老臣，在憋屈中身死。
表面上看，随着灌夫与窦婴被杀，王氏外戚集团在这场权力之争中取得完全胜利，但田玢与王太后拙劣的权力表演，也注定的了他们走不远。
对比一下王太后与窦太皇太后展示权力的方式，便能够发现其中的差距，窦太皇太后对别人下手时会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用黄老之术治国还是用儒家思想治国，这是可以上升至国策层面的问题，以此为借口打击政治对手，名正言顺。
而王太后却毫不掩饰：我就是要收拾灌夫和窦婴，无他，就是给我弟弟出气。
王太后和田玢以一种近乎于毫不掩饰的方式向武帝传递了一个信号：王氏外戚很贪婪，皇权是这个帝国里的至高权力，任何人在权力问题上展示出过份的野心，都会因为形成对皇权的事实上竞争而被皇帝厌恶。
一个外戚集团想要长期得势，甚至退一步说，想要以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皇帝展示自己是一个合作者而非竞争者，秦始皇时期的楚国外戚集团开始就做得很好，秦始皇是联合昌平君一同干掉的赵国外戚集团，即便楚国外戚集团核心华阳太后死后，昌平君与秦始皇之间的合作依旧在进行，如果不是在灭楚这一问题上君臣最终决裂，楚国外戚集团甚至可以在秦统一六国后依旧拥有一席之地。
母亲王太后与祖母窦太后，以或拙劣或直接的方式向刘彻这位青年皇帝展示了权力的威力，一次次谈笑风生背后的刀光剑影，一场场人走茶凉的人间悲剧，一出出沐猴而冠的荒诞演出，这些都在深刻塑造着汉武帝的性格，日后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依据。
风险厌恶早年被两个外戚集团支配的经历会让武帝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在日后驱使着武帝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有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才能让他感到心安，不受控制的情况一旦出现，他就要尽最大努力将在扼杀。
对诸侯王们的进一步削弱，对于天下豪强无休止的打压，即便国家财政已经走到崩溃边缘，但仍要咬紧后槽牙，发起一次次的漠北决战来彻底解决匈奴问题，都是出自于武帝极端风险厌恶的性格。
甚至他晚年费尽心机也要干掉自己培养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刘据的巫蛊之祸，都是武帝厌恶风险的性格使然，他不但要在活着的时候控制一切，连死后的事也要控制，太子刘据成熟稳重，并非不具备继承大统的能力，但是恰恰是太子不俗的执政能力让他害怕自己死后太子或许不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种恐惧逐渐成为了超越父子之情的梦魇，让他不顾一切地杀妻灭子。
这种对风险的极端厌恶又让武帝行事时，会去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武帝第一次与匈奴作战时，便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伏击战彻底歼灭匈奴主力，在这个计划失败后，这个执念演变为一次次漠北决战，即便卫青霍去病死后漠北决战逐渐成为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的后勤灾难，但那个能够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它大到武帝愿意为了可能并不能实现的目标拉上整个大汉帝国与他一同赴汤蹈火。
权力的时效在武帝一朝，汉帝国完成了国策的根本转变，汉初的黄老道家思想治国变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何一定要去转变治国理念呢？
这恐怕也与武帝早年经历有关，在武帝继位之初呼风唤雨的窦氏外戚集团，在窦太皇太后死后立刻变成了俎上鱼肉，这巨大的反差深刻地向汉武帝说明了一个事实：权力是有效性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要在治国理念上改弦易张，道家讲究无为，皇帝对于民间要尽量少干预，任其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发展，而儒家讲究有为，皇帝要去改造国家，约束国家，规范国家，这些说到底就是控制国家。
道家告诉君主要少干事，而儒家则告诉君主要多干事。
汉武帝抛弃道家，选择儒家，从客观上讲是因为当时当时的汉帝国的家底已经相当丰厚，皇帝有去折腾的资本，从主观上讲是年青年汉武帝目睹了窦、王两个外戚集团斗争时深刻体会到了权力具有时效性的道理，那种权力过期作废的虚无感让他明白：得趁着自己能干事，尽量多做事。
拥有这样思维的汉武帝就绝不可能再去选择主张无为的道家。
祖母的遗产前文讲了汉武帝早年经历为何会让他走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步，但现在，我们要再深入讨论一些这个问题：汉武帝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儒家吗？
显然不是，汉武帝用了自己大半辈子证明，他真正信奉的其实是法家，而且他对法家各种权术的应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便把以法家得天下的秦国所有王绑在一块，也未必赶得上汉武帝。
汉武帝对民间的搜刮的苛刻程度是在秦始皇之上的，秦始皇时期，甚至到了秦二世时期，税是多了一点，徭役是重了点，但是也没听说天下户口减半，而这个恐怖的词汇确实出现在汉武帝时期，但即便汉武帝如此折腾，他就是没亡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汉武帝搜刮民间财富的手段更多元，方式更隐蔽，把仇恨给分散了，另一方面已经学会了祖母高超的政治手段：言行不一，把自己的政治意图隐藏在漂亮的政治话术里。
汉武帝，乃至中国王朝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在根本上执行的都是法家的那一套，但自武帝后，他们在表面上都宣称自己奉行的是儒家。
明明玩得是法家，为何要说自己是儒家呢？因为儒家那一套听起来实在是太好听了，所有克己复礼，大家做事有规矩，谁都有饭吃。
外儒内法是汉武帝对权力研究多年后得出的最优解，后世之人一直沿用，但是如果你真要玩真正的儒家，那死得会很惨，百年之后一个叫王莽的大好人会向世人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时间之毒汉武帝刘彻是皇帝这一称谓出现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历史中，他也是执政周期最长的皇帝之一。
年少时的双外戚开局既向他充分展示了权力的威力，又给了他尝试自己制衡并试错的机会，这一切最终让他能够在权力的大棋中玩得游刃有余。
在日后漫长的时间里，汉武帝少年时代的经历将化作他潜意识里的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的行为。
武帝的执政周期很长，这些行为与习惯被时间一次次异化，伟大的功业和巨大的灾难都在这被漫长时间浇灌的行为和习惯中被造就。
时间是良药也是毒药，桑田沧海，星移斗转，一切看似牢不可破的东西在时间的魔力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
继位时尚未弱冠，驾崩时已是古稀，汉武帝刘彻在这权力的核心地带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权力的游戏已被他熟练玩转，但纵然如此，时间依旧有办法让一切反转。
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对于汉武大帝来说，既是恩赐，又是诅咒。
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拼尽全力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过程中的是非功过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也变得模糊。
有些事，真的只有天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