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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是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帝国时代后，对于一段历史时期的最高赞誉，创一个盛世对于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来说都是最高的荣耀。
但是，人们对于盛世的赞誉恰恰来自于它的稀缺，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中华帝国历史中，能够被称为盛世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十分之一。
盛世如何产生？又为何总会在短暂辉煌后沉寂？盛世的出现到底是有迹可循，还是一个个意外？
这些问题很复杂，要弄懂它，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盛世本身那几十年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去梳理一个王朝的整个生命周期。
文景之治，是中国社会进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但如果简单地认为将文景二帝时期的制度照搬就能创一个盛世出来，那想的可就太简单了。
至于盛世为何短暂，这个问题同样复杂，有些人简单的归结于皇帝个人的原因，文帝谦和厚道以黄老之术治国，武帝好大喜功爱玩外儒内法。仅仅是这样吗？哪有那么简单。
时代洪流面前，个人能够选择的余地其实是不大的，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能阻挡历史的脚步，滚滚红尘中，文帝、武帝这对爷孙，也不过是被裹携而行的两个赶路人。
今天让我们从文景之治入手，去探索一个有些宏大的话题：盛世的产生与消亡。
统一与集权从秦到清的2000多年中国古代帝国历史中，虽然统一是大方向，是主旋律，但期间也夹杂着时间不算短的分裂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超长分裂、后唐五代的各自为战，以及每个朝代末期的遍地狼烟，分裂这个魔鬼总会不定时地跳出来主导这片土地。
好，现在要回答第一个问题：盛世有没有可能诞生于分裂时期，答案很明确，不可能。
且不好说民不聊生的改朝换代时的分裂，就算是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的分裂时期也不可能造就出一个盛世，因为分裂的本质是将大共同体人为切割成数个小共同体，每一个小共同体能够调集的资源不可能比大共同体里还多。
商品、技术、文化、信息，在小共同体里的传播效率也绝不可能高于一个运行正常的大共同体。
有人将西周时期描述成一个乌托邦般的美好社会，但是西周时期各诸侯国的百姓生活质量绝不可能高于汉文帝时期的百姓，抛开技术进步这个方面不谈，诸侯国构成的地理限制就注定了其社会运行效率不可能高于汉朝文景二帝时期，千万别以为社会运行效率与百姓无关，效率的背面是成本，效率低成本就高，而承担成本的永远是平民百姓。
统一，而且是长时间的稳定统一，是盛世形成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可以将其称之为第一个盛世密码。
这就注定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和秦、隋、新这样的短命王朝都与盛世二字无缘了，盛世只能诞生于汉、唐、宋、明、清这五个走完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生命周期的朝代。
盛世的第二个密码来自权力。
这里大家同样要思考一个问题：盛世是出现在集权时期还是分权时期？
答案也是明确的，集权时期，确切的说是集权前中期。
以文景之治为例，虽然汉文帝是有名的仁君，为人厚道，且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但是这里的无为而治指的仅仅是皇帝不去随便折腾老百姓，从权力的维度来看，汉文帝一朝的整体趋势就是：皇权加强，相权示弱；中央权力加强，各诸侯国示弱。
加强中央集权的逻辑依旧是提高社会整体运行效率，第一个建立起郡县制的秦帝国想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就是中央能够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一个个秦国自耕农对接，当然，这难度有点大，汉帝国做了适当妥协，但是中央集权依旧是要做的，因为它能够打破地域间的种种壁垒，让社会运行成本总体降低。
秦帝国的理想是秦人只给政府交税、服徭役和兵役，这样可以省去许多中间环节的损耗，帝国和百姓都受益，当然了，秦朝最后玩砸了，把这套自耕农体系快速玩崩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帝国中央通过收缴权力，让中间阶层的那一众“牛鬼蛇神”们安分一些，确实可以减少百姓的总成本，提高社会总效率，只有在皇权能够压住以相权为首的官僚权力，和以王权为首的地方权力时，社会的运行成本才可能被降到最低，盛世才有出现的社会基础。
好，统一和中央集权是创造盛世的两个必要条件，但是可不是说只要统一，只要实现了中央集权，就一定能创造出盛世，盛世即便是在那五个走完了完整生命周期的王朝（汉、唐、宋、明、清）中，也只占很短的一段时间，王朝周期如何创造盛世，又如何杀死盛世？
王朝周期历史上那五个成功走完完整王朝周期的国家，其“寿命”都有300年大限，这200多年的王朝周期，按照国家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国进民进阶段、国进民退阶段、国退民退阶段和民进国退阶段。
而所谓的盛世只发生在国进民进阶段的中后期。
来看一看这个充满希望的王朝国进民进阶段是如何形成的吧，关键词是自耕农。
每一个新王朝都是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的新生帝国有一个特点：地相对多，人相对少。
这个时候，王朝统治者要做的事很简单：一切拿土地说话即可，具体做法就是把土地分割为小块，直接分给一个个小型家庭，然后直接从这些自耕农家庭收税，摊派徭役和兵役。
这种统治方式简单而已有效，因为帝国与百姓之间有土地作为纽带，彼此之间的认同度很高，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好处，最主要的好处是统治成本被大幅降低，税收、徭役、兵役这样事都分摊到自耕农群体头上了，帝国需要支付的只是保证这一套体系有序运行的官僚群体的成本即可。
由于帝国运行所需要的成本较低，统治者就可以用轻徭薄赋来鼓励百姓积极从事生产工作了，国力就能快速恢复，但是在这里必须再次强调一下，统治者能够轻徭薄赋，且统治者层面的轻徭薄赋能够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的前提条件是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整体完成，这两点实现不了，一方面统治者不敢也不能轻徭薄赋，另一方面，即便统治者轻徭薄赋，好处也会被地方上诸多中间环节给吃干抹净，老百姓享受不到红利。
如果社会稳定，统治者又懂得无为而治，国进民进的好时代就到来了。
统治者减轻赋税，老百姓除了会积极生产外，也会更愿意养育下一代，随着人口的增长，统治者能够收税的人口基数也跟着增多，税收的总额、可以服徭役和兵役的人也会增多，国家的整体实力会提高。
国家可以从更多的人身上收税、摊派徭役和兵役后，就可以选择减轻单个人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也会减轻。
汉文帝2次降低土地税的时代基础是汉帝国总人口不断增加，税基大了，他摊派给每个人的税也就可以减少一些了。
轻徭薄赋、人口增长，人口增加则进一步减税，百姓负担进一步减轻。
国富民强的正反馈循环就这样展开了。
这样的正反馈循环转到一定程度，整体社会会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国家的综合国力很强，且百姓的负担也不重，这样的时代既我们所说的盛世，那么这样的正反馈循环是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两个因素的限制是无解的，一个是土地极限，一个是有效人口。
抢人大战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无论在讨论任何问题时，土地拥有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上文提到的那个减税，人口增多，人口增多进一步减税的正反馈循环模式中有一个前提：就是皇帝手中有足够多的耕地去分给那些积极“造娃”的自耕农。
一旦皇帝手中的耕地少了，甚至没了，这个循环立刻就玩不下去了。
随着耕地与人口的平衡达到某个临界点，人口的增长就变得缓慢，甚至陷入停滞，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倒还没什么，顶多是不增长了呗，还不至于倒退。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有一个所有皇帝都无比痛恨的事，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王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手上耕地多，暂时还感受不到它带来的恶劣影响，这件事便是：土地兼并。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聪明的，有笨的，有勤奋的，有懒惰的，所以同样有一块土地，各自经营个十几年后，差距就会明显显现出来，经营不好的再赶上天灾人祸，有时不得以只能把自己的土地卖掉，从给自己种地的自耕农，沦为给别人种地的佃农。
要知道，帝国统治者的大多数赋税和徭役、兵役都是摊派给自耕农这个群体的，换句话说，这个群体才是帝国统治者眼中的有效人口。
豪强，这个在高祖刘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群体，到武帝时代开始有了做大的趋势，因为他们的存在，汉帝国手中的有效人口已经不再增长，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萎缩，面对这一情况，皇帝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此时的皇帝手中可是有盛世积攒下来的大量资源，且通过不断集权获得了绝对的权威，这些所谓的豪强，不过是钱多一点，地多一点，跟至高无上的皇权相比，他们依旧渺小如蝼蚁。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皇帝就不可能，也不会在无为而治了。
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汉武帝一朝成为国教的，汉武帝喜欢儒学，或者说汉武帝喜欢利用儒学（他其实玩的是法家那一套），除因为其教导臣民守规矩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它教导君主要有为。
有为无为此时拿着全国最多资源，掌握着全国至高权力的皇帝，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就不可能在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了，此时的他们倾向于亲自动手解决问题。
匈奴是一个一直困扰着中原王朝的边患，文景二帝时，面对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解决掉这个问题：以战促谈，和亲贸易，是核心原则，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成本最低。
但是到了武帝时代，解决问题的思路完全变了，我手上有的是资源，我要主动出击，彻底消灭你，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这就是面对同一件事时，有为思路和无为思路的不同解决方案，不能说谁对谁错，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罢了。
皇帝从无为转为有为，势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集权，以前的集权只在帝王和官僚集团这个层面进行，老百姓只需要交税服徭役和兵役即可。
但是随着皇帝从无为转为有为，他要干得事就会多起来，需要的钱也就相应多起来，所以老百姓承担的赋税一定会增加，徭役和兵役也一定会增加。
但是请注意，走到这一步，并不意味着国进民进阶段的结束，恰恰相反，君主的治国理念从无为转为有为后的一段时间内，帝国的综合实力会达到顶点。
武帝前期打匈奴可是一笔赚钱的买卖，收复河南地，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的疆域扩大，那些没了土地的佃农可能分到土地，大汉的商品通过河西走廊远销中亚，一些破产的自耕农也可以通过商业或手工业谋一份生计。
此时的百姓的负担虽然重了一些，但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还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
但是，当皇帝集中的权力，收缴的民间财富超过一个临界点，情况就会出现逆转，国家整体实力在惯性之下还能继续蹿升一段时间，但是百姓的生活却开始越来越困苦了。
火药桶上文提到，在皇帝的治国方案由无为转为有为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的整体实力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上升，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情况会出现逆转呢？
还是汉武帝为例，漠北决战前，汉帝国打匈奴获得的收益是大于战争损耗的，汉帝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好处，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部分分到百姓手里的。
但随着第一次漠北之战的结束，这种情况变了。
汉帝国发动漠北之战的唯一目的只是单纯的消灭匈奴，既抢不来土地，又抢不来钱财，当然，消灭匈奴也相当于获得了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也是隐性的利益。
但问题的关键是漠北之战的成本与收益远远不成正比，每次出征的耗费都是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这些成本一定会转化为百姓的负担，当然，如果真能一举荡平匈奴倒也算值得，可问题是卫、霍率领的第一次漠北之战后，之后汉帝国远赴漠北远征匈奴大多是无功而返。
这也不能怪后世将领菜，匈奴方面也发现了汉军的弱点，你的后勤是绕不开的软肋，你大军在漠北多呆一天所需要的耗费都得转化为大汉百姓身上的负担，所以后期的匈奴决不再与汉军主力决战，就跟你兜圈子，汉军后几次远征漠北，成了纯粹的后勤黑洞。
汉武帝为了筹钱，当然是选择加大收割力度，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谁也逃不开汉武帝的镰刀。
但这便涉及到一个承受度的问题了，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同时被收割，先承受不住的一定是黎民百姓。
于是大量自耕农破产，社会走到这个时候，汉帝国整体实力靠着武帝的大收割还在维持着最后的增长，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走到这一步，就是国进民退了。
国进民退绝不能维持太久，因为国家的力量根本上来自于民间，当民间的财富和资源不断减少，国家的整体实力也会被反噬。
武帝后期，大量自耕农破产，商人几乎停止了商业活动，民间经济凋敝，户口减半。
短暂的国进民退后，汉帝国进入了更糟糕的国退民退阶段，此时的帝国便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大量活不起的流民如果起来造反将是一股可怕的洪流，当然了，如果他们不造反，威胁甚至更大，更无解，这个放在下面细说。
国退民退阶段与国进民退阶段一样，都是一个不可能长久的阶段，这个阶段如果搞不好，就是整个社会土崩瓦解，王朝的寿命也就走到尽头了。
但是很神奇，纵观整个王朝历史，没有一个王朝在这个阶段灭亡，要么是如秦、新、隋等根本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要么是如汉、唐、宋、明、清一般渡过了这个阶段。
那些长命的王朝是如何渡过这个人人都痛苦的“国退民退”阶段的呢？
写到这里，可能很多读者还是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所有的痛苦都是从皇帝从无为转为有为开始的，那么是不是再回到无为而治，就天下太平了呢？盛世就会重现了呢？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两个字：集权。
无奈妥协还是以汉朝为例，汉初的文景之治，是在皇权层面加强集权，民间层面无为而治，而经过了武帝一朝，皇权已经集无可集，只能放权，加强皇权和无为而治是一张一弛的配合，而无为而治再加上放权的结果就是权力的堤坝崩溃，一个可怕到无解的猛兽将会被释放，它将在最后的最后终结这个王朝，这个猛兽的名字叫地方豪强。
走完所有人都痛苦的“国退民退”阶段后，帝国的统治者为了避免国家崩溃，将不得不适当放权，于是王朝进入最后一个荒诞的阶段：民进国退，当然，这里的民可不是平头百姓，而是那一个个已经体壮如牛的地方豪强。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汉武帝那个最大的黑点的真实性，由于汉武帝的苛政，导致汉帝国户口减半。
户口减半真的是一半人都死了吗？当然不可能，如果真有那么大威力，汉帝国的国家机器根本就无法维持运转。
那么这一半人“消失”的人的真实去处是哪呢？
答案依旧是地方豪强，沉重的负担让自耕农群体大量破产，但人总得找条活路，起来造反，没有组织的流民是干不过还在运转的国家机器的。
于是他们只剩下最后一条出路：投靠地方豪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颇具有讽刺意味，汉武帝加强皇权本身就有打击已经开始冒头的豪强群体的意图，但是结果却是把更多原本直接与大汉帝国对接的百姓推到了豪强大族一边。
确实，汉武大帝权威谁也不能撼动，这些所谓豪强在他面前就是小鱼小虾，他想收拾谁就收拾谁，但是汉武帝同样无法改变豪强作为一个群体的实力不断膨胀的事实。
汉武帝事实上在不断给自己的敌人送弹药，可怕吗？讽刺吗？
汉武帝末期，其实汉帝国内部已经出现了一批实力相当不俗的地方豪强，大量农民从沦为他们的佃农，给他们种地，听他们命令。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将不得不做出妥协，与这些已经尾大不掉的豪强们联合。
土地、钱，甚至私人武装，人家已经有了，你汉帝国唯一能够拿出交换的只有权力了，你只能拿地方，甚至中央的权力去与地方豪强们交换，换他们的钱成为你的税赋，换他们的人给你打仗，并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其实一些大的豪强家族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势力。
这个充满着黑色幽默的民进国退阶段持续的时间反而会很长，因为豪强群体吃掉皇权的过程是一点一点往前拱，他们走得很慢，但是却走得很稳，皇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有效土地和有效人口不断减少，看着自己的权力被这群魑魅魍魉们蚕食，但是却无能为力。
当然了，这里说的无能为力是皇帝群体对豪强群体而言，皇帝就一个，豪强很多，皇帝如果想使大劲消灭一个豪强问题不大，但是消灭一个豪强后，其利益会很快被其他豪强吃掉。
处在这个阶段的皇帝将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两汉最后的几个皇帝都选择躺平，因为他们确实什么都改变不了了。
终局在豪强与皇帝之间的此消彼长下，王朝的血肉被啃食殆尽，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将走向他们的终局，但是这时我们还是得追问一个问题：这个阶段的普通百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刚才已经说过，帝国最后的民进国退阶段，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百姓从帝国的编户齐民，变成了豪强集团的佃农和私兵，那么他们过得好吗？
看跟什么时候比，如果与文景之治时期比，那肯定是不行，原因无他，豪强经济说到底还是把国家这个大共同体分割成无数个小共同体，小共同体之间的经济活动能够产生的财富断然不会多于大共同体，况且沦为佃农和私兵的失地农民还不得不对豪强产生一种人身依附，说好听类似先秦时的门客，说不好听点比奴隶稍微强上一些吧。
但是如果与皇权最为肆虐的时期比，刚刚投靠到豪强门下的百姓活的似乎更好一点了，至少能有口饭吃，有个地方睡觉，不同天天担心被皇帝抓壮丁。为什么一定要说刚刚，因为豪强经济体说白了是一个更小国中之国，在大汉帝国中上演的权力游戏，也同样会在这个小圈子里上演，区别仅仅是这个圈子更小，能够闪转腾挪的空间更小。
不要以为投靠到豪强大族名下就万事大吉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给豪强大族当佃户和私兵甚至家奴的，王朝的最后期，往往会出现很多鲁迅先生笔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
在皇权肆虐最厉害时出现的大量流民将再次出现，区别是当时还有豪强群体作为一个蓄水池接纳这群流民，而现在，豪强们也形成了一种稳态，不能再大规模接纳流民了。
彻底失去活路的流民们只能揭竿而起，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命运大多不太好，他们会将那个腐朽的，摇摇欲坠的旧王朝彻底引爆，但是由于缺乏组织性，最终取得胜利的通常不是他们。
农民起义往往会成为一个导火索，已经有地有钱，且有私兵的豪强们将不再偷偷摸摸地干，他们会开始大肆招兵买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阀，全国性的大混战就此开始，最后打出一个最大的胜利者，他穿一件黄袍，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这便是一个王朝的完整生命周期，别急着惋惜，这已经是做得好的了，2000多年历史就出了5个，剩下的还有不少二世而亡甚至一世而亡的倒霉蛋们。
中国很大，中国的历史很长，它几乎囊括了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但若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所有的情感最终会化为一个词汇：苍凉。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么龙争虎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