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五年（39年），一代大儒欧阳歙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人生过山车。

年初，他才因“推荐贤才，颇有政绩”而由汝南太守升为三公之一的司徒，待到年中“度田”事件发生后，就因“度田”不实而被光武帝刘秀下狱，并准备处死。

狱中的欧阳歙应该还不至于绝望，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加持，其家族“八世鸿儒”，其本人在儒生群体中很有威望，光武帝刘秀准备处死司徒欧阳歙的消息传出后，太学生们集体为其求情，甚至一名叫礼震的太学生表示自己愿意替欧阳歙去死。

但即便有如此多的人求情，光武帝刘秀丝毫不为所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十分坚决：欧阳歙必须死。

欧阳歙的死只是开端，一场血雨腥风即将席卷这个新生帝国。

在推动“度田令”这一问题上，光武帝刘秀态度十分坚决，本身就是豪族出身的他不惜以十几个太守等高级官员的脑袋向天下豪族宣誓了自己的规矩：豪族们可以赚钱，但必须在规则内，如果有谁敢玩吃干抹净，那对不起，先问问自己有几个脑袋吧。

刘秀在开国之时用大儒之血与豪族群体定下的盟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东汉这个豪族王朝没有如后世的晋、宋以及南朝政权一般软弱保守，刘秀父子从度田开始对豪族群体立下的规矩，深刻影响了整个东汉一朝各势力的行为方式，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

新莽末年，天下大乱，在各方势力并起的乱世修罗场中，刘秀集团能够快速胜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找出了当时天下最重要的势力：豪族，并迅速获得了天下豪族的支持。

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族，追随其打天下的主要功臣集团“云台二十八将”大多出身豪族，从这个角度上讲，东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豪族王朝。

我们在读历史时，总是习惯于以各种方式将人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并假设群体内部的人有统一的宗旨和目标，并会统一行动，但这样的思维方式过于简单幼稚，无法反映真实世界里复杂的利害关系。

我们今天在讨论“豪族”这个概念时，往往将其与平民对立起来，并假设社会就是由“豪族集团”和“平民集团”构成的，两个集团水火不容，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思考下去，接下来光武帝刘秀的行为便无法解释，因为身为豪族“总头目”的刘秀似乎更应该帮助豪族去压榨平民，怎么可能对豪族“重拳出击”？

社会是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是不断演变的，光武帝刘秀对豪族的态度从开始的拉拢为主变为后来的打压为主，说到底是因为他完成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

打江山时，刘秀与豪族群体更多是利益共同体，而随着天下平定，作为皇帝的光武帝刘秀与天下豪族群体的利益冲突便显现了出来。

任何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都需要一套稳定的财政系统去维持其国家机器的运转，而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围绕土地进行，帝国财政的根源亦不能离开土地。

刚刚覆灭的新莽王朝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土地问题而速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废除了新莽时期不合时宜的土地政策，但土地问题，依旧是新王朝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处理最重要的土地问题上，刘秀没有像“前任”王莽那样，一上来就“放大招”，他的起手式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丈量土地，清查人口。

此时天下初定，土地资源并不紧张，刘秀认为这一简单的政令应该能被很好地执行，但他仍低估了人性的贪婪，大量豪族以实际行动告诉刘秀：他们不想只吃刘秀允许他们吃的那块，他们要的是吃干抹净。

光武帝刘秀下令度田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初定，得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国家土地、人口账本。

有了这样的土地人口账本，国家才能有根据地确定税收，分配徭役和兵役。

王莽主政时，在土地问题上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绝对禁止土地兼并，第二是把豪族的土地全部收回，这两件事等于动了豪族群体的命根子，他们自然联合起来反对。

王莽的新朝喜提“一世而亡”的悲催结局，在土地问题上过于脱离实际是最主要原因。

本身就是豪族出身的刘秀，非常清楚通过强行禁止土地兼并是不现实的，所以他的土地政策更为温和：豪族可以拥有更多土地，只需按照真实拥有的土地数量交税即可。

东汉的税制大体上继承于西汉，主要税种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豪族人口和土地都多，但如果按照人口与土地比例来算，豪族要比普通的自耕农低得多，在土地税和人口税的符合税种下，豪族的负担是要比自耕农小得多的。

在刘秀看来，这些以儒生自居，动辄满口仁义道德的地方豪强们应该会接受这样一个对他们还算友好的制度，配合度田，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这样一来，社会总财富增加了，有钱有地的豪族群体财富当然也会更快增加。

但令刘秀没有想到的是，地方豪强们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的想法是：土地税虽然不多，但如果能通过贿赂清查土地的官员将一部分土地隐藏起来，只要隐藏土地省下来的钱比用来贿赂官员的钱少，这笔买卖就是赚的。

官商勾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社会顽疾，千万不要以为官商勾结的影响只存在于官员和商人之间，其造成的连锁反应有时是政策制定者根本就无法想象的。

国家要度田，豪强要藏田，官员要搞钱，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利益冲突，国家在度田时，大体上对地方的田地数量是一个有一个估计的，所以想靠帮豪族们隐藏土地搞钱的官员也不敢搞的太过分，最终得出来的这个度田数，得跟国家估计的那个数大体上差不多。

一边是想靠隐瞒田地搞钱，另一边是总数得对得上，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办法就是“再苦一苦百姓”。

东汉官员们在丈量土地时，把普通自耕农家的房子、院子全算成土地给报了上去，普通自耕农家的土地被多报多少，豪族们的土地就被少报多少，这么一搞，豪族和官员的利益不就来了嘛。

这样一套账本交上去，朝廷很高兴，因为朝廷看到的那个账本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那样，豪族手中土地不多，自耕农手中土地不少，这是最健康的经济状况；豪族和官员自然也高兴，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在度田中获得了利益。

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人物们都高兴，唯有普通自耕农不高兴，土地多少是直接跟税收挂钩的，虽然光武帝刘秀号称轻徭薄赋，税率并不高，但是自耕农手中的土地数量被强行拉高后，等于变相加了税，在中国古代，自耕农群体历来是活的最艰难的群体，朝廷的税负、徭役、兵役一个也不能少，还得承受着地方管理和豪族的盘剥，很多时候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如今他们又被以这种荒唐的方式给“加了税”，自然对朝廷怨声载道。

一开始光武帝刘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地方官员不小心露出了马脚，被刘秀看出了问题，一番调查之下，光武帝刘秀逐渐理清了事情的真相。

知道地方官员和豪族们利用自己的度田令敛财后，刘秀愤怒的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追查，刚刚被提拔为司徒的欧阳歙因为收受贿赂帮助豪族逃避度田而被光武帝刘秀下狱处死。

在弄死了欧阳歙这个典型后，刘秀并没有停手，光是因为卷入度田案而被杀的太守就有十几个。

刘秀以如此坚决的态度向整个天下宣布：度田这件事必须如实进行，不能有一丁点商量的余地。

眼看皇帝是来真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也不敢再为了几个钱去偏袒豪族了，而豪族群体看软的不行，便决定给光武帝刘秀“上上强度”，青、徐、幽、冀四州的豪族直接宣布：反了。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即便如实报田，豪族们无非就是多交点税而已，甚至这部分成本都不需要他们承担，他们只需要提高田租就可以把成本转嫁到佃户身上，豪族们犯得着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造反吗？

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回答它得先搞清楚土地兼并是怎么进行的。

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各国都进入了自耕农经济时代，所谓自耕农经济即朝廷将小块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则需要向朝廷交税，服徭役和兵役。

个人能力有大小，智力有差别，久而久之，有人家有余财，有人不但没财，还背上负债，于是经营好的就用家中的余财去买了经营不好的的土地，土地兼并就产生了。

这种模式确实是土地兼并的最基础模式，但现实情况中，土地兼并很少按这种理想的模型进行。

虽然人的智力有高低，但总体而言，人是理性的动物，他们会根据利弊去决定自己的行为。

土地是自耕农最主要的资产，按照常理来讲，一个自耕农，只要不是脑子进水了，就不会卖自己的土地，能让自耕农卖掉土地的情况只有两种：一种是走投无路，一种权衡利弊，而这两种情况又是相互影响的，且要实现这两种情况，光靠市场行为很难做到，得有国家机器参与其中。

理性来讲，帝国的统治者是希望国民大多以自耕农的形式存在的，因为这样帝国的税基最大，动员潜力也最大，而要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就要保证自耕农经济能够运转，说的具体些，就是一个自耕农家庭靠着耕种朝廷发放的小块土地能够在负担赋税、徭役和兵役的基础上养活自己的一家老小。

别以为这很容易实现，中国2000年帝国史里，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一定到。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模式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很难长久保持，而讽刺的是，那个最希望国民以自耕农形式存在的帝国往往扮演让自耕农破产或主动放弃土地的帮凶角色。

具体逻辑是这样的，上文提到，自耕农只有在走投无路或权衡利弊这两种情况下才会卖掉自己的土地，什么力量最容易让自耕农走投无路？当然是恐怖的国家暴力机器，自秦二世而亡后，所有王朝的统治者都宣称自己轻徭薄赋，但任何一个王朝，自建立的那一刻起，国家机器就在不断膨胀，为了养活越来越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得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征税。

征税就面临一个向谁征的问题，虽然所有帝国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向有钱人征税，但权力是个奇妙的东西，在权力的一系列运作下，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钱人因为有办法接近权力而少交税，而普通人因为无法接近权力而承担了税负重担。

在自耕农经济模式下，各级衙门的各类苛捐杂税会准确无误地砸向老老实实种地的自耕农群体，原因也不复杂，你有地，你跑不了，收你的税最容易。

正常情况下的自耕农经济模式不会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但是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是不正常的，在种种苛捐杂税的作用下，一些自耕农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这块土地还不如不要。

有土地，就得承担各种苛捐杂税，而如果没有了土地，给豪族当佃户，第一，土地税直接就省了，第二，豪族有可能帮助佃户们隐藏身份，于是人头税，兵役，徭役全省了，如果是这样，佃农们只需要向豪强缴纳地租即可，这与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和徭役、兵役比简直是太划算了。

你以为的隐瞒人口是豪强用暴力手段威胁佃户们别进入国家的编户齐民系统，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佃户们求着豪强帮着他们从国家的编户齐民系统中除名。

好了，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将土地兼并的过程讲述清楚，是为了更好地让大家理解豪族群体为什么宁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隐瞒土地。

新莽大乱世后，在刚刚建立的东汉王朝，人地矛盾其实没那么激烈，东汉朝廷手中有大量公地，准备免费发放给农民。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实行的也是汉文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基本国策，这段时间，朝廷的苛捐杂税不算多，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直接给朝堂交税的自耕农并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人是理想的动物，当初人们愿意放弃朝廷编户齐民的身份而给豪族当佃户甚至家奴是因为这样做比给朝廷当自耕农获益更多，而如今，情况逆转了，回到朝廷的编户齐民系统中当一个自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似乎更有性价比，这样一来，如果朝廷统计土地和人口的度田行为顺利进行，就会有大量佃户离开豪族而选择接受朝廷的土地成为自耕农。

于是，一个尴尬的情况出现了：土地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重要资源，但对于此时的豪族却可能成为负担，土地得有人耕种才能获得收益，过去豪族雇佣佃户给他们种地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如果大量佃户离开，光凭豪族自己是不可能种这么多的土地的，没人耕种土地就不能产生收益，但土地税是固定的，不管有没有人耕种都得交，为了让损失小一点，他们想到去贿赂当地官员，把自己的土地少报一点，在这个办法行不通后，决定铤而走险干上一票。

青、徐、幽、冀四州某种意义上讲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但也正是因为这四州的豪强当初直接选择跟刘秀合作，他们的权力被很大程度上保留，即便刘秀在平定天下后开始着手解散郡县兵，但此时这些豪强手中仍有一定数量的私人武装。

当然，这些豪族手中这点私人武装，在拥有着云台二十八将豪华阵容的光武帝军事集团面前是完全不够看的，但这些豪族武装的讨厌之处不在于战斗力有多强，而在于他们在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甚至与当地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朝廷派来的中央军前来镇压时，他们就躲起来，待到中央军撤走，他们就再次出现捣乱，凭借这种战术，豪族们的武装一度占领了大量郡县。

但刘秀毕竟是乱世里杀出来的雄主，这点小把戏又岂能难得倒他，人性的弱点他比谁都清楚。

面对豪族武装的游击战，和地方官员的“躺平”，刘秀下令：

各地的豪强武装，五人共同斩一人者，免罪。

而对于镇压不力的官员，以往玩忽职守的行为一概既往不咎，只以从今往后剿灭的反叛者数量论功。

这两项规定，一项让原本结成同盟的豪族群体相互猜忌，一项则充分调动了地方官员镇压反叛的积极性。

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叛没过多久就被镇压下去。

光武帝刘秀通过拳头告诉了豪族们整个天下到底谁说了算。

由于武装反叛这样的终极手段都用了却还是没有效果，豪族们逐渐放弃了抵抗，刘秀的度田令在此之后推行的阻力小了很多。

参与反叛的豪族被刘秀没收土地，并迁移到别处居住，等于断了他们的根基。

而那些没有参与反叛的豪族，也识趣地如实上报了土地数目，这场因度田而导致的巨大风波以这样的方式平息了下来。

自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发布以来，豪族这一群体的实力不断膨胀，他们见证了西汉王朝的灭亡和东汉王朝的建立，豪族问题，逐渐成为了两汉400年的核心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两个重要的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方式。

王莽和刘秀都出身豪族，都自幼丧父，但王莽所在的家庭是当时最显赫的顶级豪族，显赫的家世让王莽尽管自幼丧父，但也不必去经历社会的毒打，他只需要读好所谓的“圣贤书”并将其积极实践就能获得近乎无限大的权势，这样的出身将王莽培养成了一个不知社会底层运行逻辑的书呆子，所以他才会异想天开地认为可以通过一纸诏令，以强行收回豪族土地的方式一次性解决豪族问题。

但死板的文字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王莽的社会实验无论有着多么崇高的理想，都注定会因为过于脱离现实而沦为梦幻泡影。

相比于王莽，只出身于郡县小豪族且自幼丧父的刘秀更了解社会如何运行，他种过地，卖过米，也到长安求过学，他的家庭给他提供助力足够其增长见识看到更大的世界，但又不足以让他可以脱离社会实践，过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

王莽和刘秀都读儒家经典，但真切的社会实践让刘秀对这些典籍中的文字理解更深刻。

所以在天下乱作一团的时候他能准确地抓住豪族这一核心问题，并通过解决豪族问题来解决全部社会问题。

对豪族问题理解更深刻的刘秀知道要彻底消灭豪族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从一开始追求的目标就是约束豪族，规范豪族，与豪族合作。

度田事件，其实是刘秀用十几个高级官员的血与天下豪族订立的盟约：豪族可以赚钱，甚至可以兼并土地，但是钱多地多的人，得多交税。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光武帝刘秀，以务实的态度，针对当时最核心的社会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几乎已经是当时社会能够给出的最优解。

刘秀通过度田一事，与天下豪族签订的“签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东汉一朝，在王朝的前期，这份契约即保持了豪族群体的活力，又使豪族不至于失控，这份契约让汉这个王朝以另外一种方式保持着它的强大与威严。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任何方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待豪族成长为实力更为恐怖的世家大族时，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新的办法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