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头那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对历史规律的高度概括，但如果要找出决定“分”与“合”的关键因素，我们在看史书的时候就要稍微认真一些。

《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为背景，而大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完完整生命周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后世王朝多是在它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缝缝补补，所以以汉王朝为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一些普遍性规律。

如果要问，是什么力量主导了两汉400年的历史，这股力量恐怕非豪族莫属。

豪族，这一特殊群体，诞生于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淬炼于武帝时期的超级国家机器，成熟于昭宣时期央地博弈，蜕变于光武中兴时风云变动，稳固于党锢之祸时的暗流汹涌，失控于桓灵时期狼烟四起。

大汉王朝，在初代豪族们的奔走谋生中迎来繁荣强盛的基础，在豪族彻底蜕变为世家大族后走向衰落而最终覆灭，豪族与汉王朝同生，并在“吸干”大汉王朝的血肉，从幕后走向台前后迅速衰落，二者即相互成就，又相爱相杀。

不懂豪族，何谈两汉？

400年大汉的中间有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插曲，一个叫王莽的“书呆子”以天下为棋盘下了一场梦幻泡影般的改革大棋，由于改革过于脱离现实，“圣人”王莽自然要以最惨烈的方式谢幕。

而在那场梦幻般的社会实验中，历史的真正主角也悄然登上历史舞台，豪族群体踩着王莽破碎的梦想完成了崛起的关键一步，由地方走向中央。

东汉是个存在感很低的王朝，人们提到东汉最多的语境是“东汉末年分三国”，中国人普遍对三国的蜀汉五虎上将，曹魏五子良将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光武中兴时的云台二十八将，但不了解东汉而读三国只能是看个热闹。

要将讲清楚东汉这一明明持续了200年却没有多少存在感的王朝，还是得从东汉开国皇帝，二造大汉的光武帝刘秀的一件陈年旧事说起。

毛主席对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不低：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

《后汉书光武本纪》关于光武帝刘秀早年生活的记载是这样的：刘秀是汉景帝直系后代，但父亲早亡，刘秀与兄弟姐妹们由家居南阳的叔叔刘良抚养，刘秀的哥哥刘演好结交豪侠，但刘秀只喜欢在地里干活，为此刘演还嘲讽过刘秀。

《后汉书》中刘秀的早年形象有些朴实无华：家道中落，喜欢种地。

“喜欢种地”这个爱好可是很有迷惑性，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刘秀早年就是一个地道庄稼汉的错觉，当然，“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所有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也不排除是史官为了政治需要故意营造出一种刘秀从庄稼汉到大皇帝的叙事风格，但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后汉书》中其他人的传记无意间透露了光武帝刘秀真正的早年状态。

《强项令》是一篇入选中国中学生教材的文言文，其出自《后汉书酷吏列传》，其主要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湖阳公主（光武帝刘秀的姐姐）的家奴白日杀人，洛阳令董宣当街将其抓住杀掉，湖阳公主向弟弟刘秀告状，要求刘秀处理董宣，刘秀让董宣向湖阳公主磕头道歉，董宣不肯，这时候，湖阳公主说了一句暴露早年刘秀真实能量的话。

湖阳公主说弟弟你呀，是平头百姓的时候藏匿逃犯，官府的吏都不敢上门过问，如今贵为天子了，还管不了一个县令了吗？

“藏匿逃犯，吏不敢上门”这样的形容怎么看也不像发生在“一心种地”的刘秀身上的事，他那个好结交豪杰的兄长刘演干这样的事倒是更为合理。

但《后汉书》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去“黑”刘秀，这段湖阳公主无意间吐露的真言，道出了刘秀早年的真实状态：虽然当时的刘秀在身份上只是一名喜欢种地的平头百姓，虽然刘秀家族已经因父亲早亡而号称家道中落，但刘秀，这个“庄稼把式”依旧有藏匿逃犯，吏不敢上门过问的能量。

其实这句话道出的不仅仅是刘秀一家的能量，更是以刘秀家族为代表的豪族群体在西汉末年的真实状态。

《后汉书》的描写非常准确，刘秀藏匿逃犯时，是“吏”不敢上门。

自郡县制设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就分“官”、“吏”两条线，“官”直接由朝廷委派，朝廷委派的官名义上是代替皇帝管理地方，可以看做皇权的延续；而负责具体事务的“吏”则大多由本地人担任。

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中央权力高于地方权力不假，但皇权的直接影响力基本上只能达到县一级，这就是“皇权不下县”这一说法的由来，皇帝的意志要想下达到最基层，还是得通过与“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合作。

逃犯可以看做是违反国家意志的人，而吏名义上要在代表国家意志的官的领导下去将国家意志执行到底，但刘秀藏匿逃犯，吏不敢上门，这件事明显违背了吏这一群体应当执行的使命，它反映的是当时基层执法者的选边站。

在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地方豪强之间，既有官方身份，又属于地方势力的“吏”这一群体毫不犹豫地选择地站队地方豪强，这表明西汉末期，豪强群体在地方的影响力已经远大于皇权。

为什么说“远大于”，因为这个藏匿逃犯，而吏不敢上门过问的人是平时一心种地的刘秀，而不是热衷于搞事情的刘演。

刘秀这样平时只是安心“种地”的豪强子弟都可以如此轻易地隐藏逃犯，这说明隐藏逃犯这件事对于当时的地方豪强来说简直就是“举手之劳”，而像刘秀的哥哥刘演这种喜欢“搞事”的地方豪强子弟，他在地方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更加不好说了。

以刘秀家族为代表的豪强群体，在西汉末年已经成为了真正主导地方事务的“土皇帝”，他们才是乡里社会的真正主导者。

当然，豪强这一群体并非从一开始就这样强大，他们的做大有一段曲折的过程，皇帝与豪强的博弈几乎是一个贯穿两汉400年历史的大事件，而如果一定要一个皇-豪博弈的转折点，它应该是汉武帝晚年颁布的那篇《轮台罪己诏》。

《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还可以有更多的理解方式，其实更多时候，在同一时间，社会上既有“分”的因素，也有“合”的因素，“分”与“合”是在不断变动中发展的。

西汉王朝建立后，社会上代表“合”的因素是统一的汉帝国中央，代表“分”的因素则是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各诸侯国。

这一时期，“合”是主旋律，从汉高祖刘邦，到吕后，再到文帝、景帝，都在有条不紊地从诸侯国手中收回权力，这一过程经历了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后进度明显加快，到武帝的推恩令发布，代表“分”的诸侯国势力已经再难与代表“合”的汉帝国中央皇权抗衡。

但世间万物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在时代的主旋律是“合”的西汉前期，新的，更有活力的代表“分”的势力正在酝酿。

自秦朝开始，帝国集全国之力统一文字、度量衡，修驰道，秦始皇做这些主观上是为了提高军事调动的效率，但这些如果应用于商业，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商品流通的效率。

西汉王朝初期，统治者为了不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采取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基本国策，较低的税率，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又为商品经济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整个西汉王朝的前五十年，对商业极度友好。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低税率环境”+“宽松监管环境”的三重加持下，无数“弄潮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商业、土地兼并等多种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巨富之家，生活水平已经与王侯无异。

在西汉王朝的统治者挥舞铁拳把一个个异姓、同姓诸侯王打倒，将他们手中的土地收回的同时，在帝国的内部，土地和财富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快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且这个过程是市场环境下自然而然的。

“分”与“合”的标志在军事和人事，但“分”与“合”的基础却在经济，在土地和财富。

积累了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巨富之家，可能并没有多高的官职和爵位，可能官方的身份就是一个平头百姓，但是说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与平头百姓一样，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在西汉王朝前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造富运动中，初代豪强显露峥嵘。

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完成了对诸侯国整合的西汉帝国中央，又岂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新崛起的豪强群体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分走，手中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大汉皇帝，又岂会坐以待毙。

从汉景帝开始，抑制豪强就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具体方式包括：用酷吏物理消灭豪强。

景帝，尤其是武帝时期，官僚队伍中酷吏的成份很高，酷吏是皇帝的铁拳，其存在的意义就是找到地方豪强，然后以严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物理超度，酷吏对付地方豪强，往往起手就是抄家灭门。

酷吏的铁血手段固然管用，但也有局限性，因为酷吏起手就是抄家灭门的恨招，但这些恨招是不能无缘无故地随便使用的，《酷吏列传》里记录的被灭门的豪强，大多都是些仗着家族势力横行乡里之辈，但不是所有豪强都那样霸道，有些豪强非但不横行乡里，还乐善好施，在乡里间口碑极好，他们只是有钱，有地，对于这样的豪族，如果再强行物理超度于法理上说不过去。

对于那些“低调”的豪强，聪明的汉武大帝也有办法，他的主要办法是“迁移”，豪族的根基是土地，豪族的社会关系主要在乡里，把他们从自己赖以生活的地方迁移走，失去土地豪强就如同没了牙齿的老虎，自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除了迁移这个“大招”外，汉武帝还从收商业税，财产税，关键行业官方专营等方式等方式，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从经济这个基础的领域打击豪强。

汉武帝时期着实让豪强们感到无比痛苦，但痛苦归痛苦，豪族群体即便在汉武帝的铁拳下也能艰难成长。

一般观点认为，《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晚年“幡然醒悟”后忏悔录。

但如果放在皇豪战争的视角上看，《轮台罪己诏》就是汉武帝向豪强群体的“投降书”，汉武帝穷尽一生，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把能试的招都试了，结果发现豪强这一群体如瘟疫般难以根除。

即便汉武帝以如此高效的方式挥舞铁拳却认为依旧无法抑制豪强群体成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是一种客观规律，即便汉武帝挥舞铁拳干掉了某一个具体的豪强，他的土地也资源最终也会被其他豪强所占去，资源机会没有流向百姓，而是在豪强内部流通。

第二，汉武帝用以打击豪强的国家机器也要靠人来执行，如果汉武帝想让这些人更加高效地打击豪强，就得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给他们更多的利益，从豪强的定义来看，今天的酷吏，在获得巨量财富和权力后，也就会变成明天的豪强。

第三，汉武帝本身也在制造豪强，汉武帝北击匈奴的战争中，因军功封侯者就有数十人，获得巨量财富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拥有封地和财富的军功集团，本身就构成了新豪族。

总之，汉武帝通过国家机器击垮某个单一豪族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但旧豪族的死往往伴随着新豪族的出现，就豪族整体而言，其不但未受到损失，还在缓慢发展。

汉武帝开足马力，让国家机器疯狂运转去消灭豪族的过程还造成了一个可怕的结果，社会压力总是有向下传导的趋势，汉武帝砸向豪族的铁拳不可能如此精准地只打击豪族，普通百姓一定会受到牵连，且相比于豪族，普通百姓抗风险能力更差，他们很容易在一次次打击下破产，而破产的百姓又沦为了豪族的生产资料。

在这样一个死循环下，汉武帝逐渐发现，豪族群体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继续打压下去只会把整个国家压垮，重蹈秦朝覆辙，所以整个国家只能转向，由全范围打击豪强，到与豪强合作。

一代雄主汉武帝能打的匈奴远遁漠北，但对豪族群体却没有太多好办法。

客观规律面前，雄主也得认命。

更讽刺的是，汉武帝还亲手给豪强群体打造了一组向上攀爬的阶梯，这个阶梯叫“儒学”。

汉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国家的法律对于皇帝和百官的权力划分还比较规范，此时的相权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皇权的。

一心想干大事的汉武帝当然不想被这些条条框框所束缚，所以他搞了一套组合拳，在制度上以尚书台架空丞相，在思想上搞外儒内法，儒虽是表，但是理论上它有比法家更高的地位，儒家的特点就是模糊性，而这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事情一旦模糊起来，最高权力者就有了最终解释权，儒家成为了汉武帝实现集权的利器。

但一个事物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不再仅仅属于某个人了，汉武帝想用儒家集权，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谁告状你，儒家这套东西只能被用作帮助你汉武帝集权？

武帝时期，为了装模作样，招收了一些儒弟子在宫中，学习儒家经典，学成后授予一定官职，当然武帝时期，这些官职多是些没用的闲职，但是待武帝死后，挺过了艰难岁月的豪强群体敏锐地感受到了儒家的“意义”。

此时的豪强群体虽然有钱有地，但是没有正式官职，至少没有帝国中央的正式官职，他们要想“进步”，就得把手伸向帝国中央的官僚系统。

具体要怎么做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送自己的子弟去学儒。

学习儒家理论要耗费大量精力，且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单是获得这些儒学经典就要耗费不小的财力，这也注定了通过学儒入仕这一途径的大门从一开始就对真正的庶民子弟关闭了，能走这条道路的只有豪族。

武帝之后，豪族群体在孜孜不倦地干一件事，通过儒学入仕这一途径不断将权力渗透到帝国的权力体系。

在霍光和汉宣帝主政时期，西汉王朝的国力似乎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此时的大汉已经不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大汉了，皇帝需要与豪族共治天下了，为什么此时的汉帝国的国力还能增长，主要原因是皇帝与豪族之间还有合作空间，豪族们愿意为皇帝出钱出力来换取皇帝手中的权力，这段时间可以称为“皇豪蜜月期”。

但是，当豪族的能量达到某一个临界点，这种脆弱的蜜月期就要宣告结束。

西汉末年，帝国中央政治腐败，群魔乱舞，且接连出了好几个不靠谱的皇帝，但奇怪的是，帝国中央的这些骚操作似乎并未造成那种传统王朝末期的那种饿殍遍地的末日景象。

西汉末年皇帝的水平似乎并不比秦二世和杨广强，但为何西汉末年的皇帝的折腾并未充分转化为百姓的痛苦呢？

答案其实很讽刺，因为此时帝国内部，豪族群体在地方的影响力已经明显盖过了中央皇权，在这样的模式下，皇帝的折腾很难有效传递至社会基层，因为在地方，各地的豪族们已经建立起了另一套秩序，这套秩序才是决定百姓有没有饭吃的关键因素。

讲到这里，那个关于“双面刘秀”的谜题也就自然揭晓了，在那个豪族在地方能力大过皇帝的年代，作为豪强的刘秀，无论是喜欢种地，还是有别的什么爱好，只要他的身份是豪族，他就能完成藏匿逃犯的“基本操作”。

而本身就属于地方势力一员的“吏”，是最分得清大小王的，在地方，豪族才是那个大王。

任何一股势力都要经历产生，发展，壮大，衰落，覆灭的过程，如果在其发展壮大的阶段对其遏制则事倍功半，而如果在其衰败期对其进行打击则事半功倍。

就在豪族群体掌握了地方经济命脉，成为地方的“土皇帝”，并稳步向帝国中央权力体系渗透的时候，一个叫王莽的“书呆子”，痴心妄想般地想用一纸政令让这个过程停下来，无论他的初心有多好，他就是在逆历史规律而动，所以他的命运注定不会太好。

但正如汉景帝刘启时期的七国之乱大大加快了汉帝国中央从各国封王手中收回土地和权力的速度，“圣人”王莽的改革也在事实上加快了豪族群体向更高级权力进发的速度。

新莽末年的超级大乱世，各路豪族子弟在血与火的淬炼下完成了关键性成长，在这场残酷淬炼中胜出的豪族，将名正言顺地获得他们心心念念的中央权力，更确切地说，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

欢迎来到一个名叫东汉的豪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