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却仍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去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侠义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行侠仗义，执剑天涯”是人们对于侠这一群体的浪漫想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即便在今天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但是，“侠”这一群体远比人们浪漫想象中的形象要复杂，“侠”这一群体的活跃程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运行方式。

“侠”的本质是权力中心分散或下移过程中，民间社会秩序的自我修复。一旦权力核心的统治者们开始收权，权力的真空地带开始缩小，“侠”的生存空间就将被挤压。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大侠，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侠”这一群体的所有侧面，通过对他的一生的完整展现，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侠”的含义。

今天要说的这位大侠，叫“郭解”，他的事迹被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里。

司马迁能为游侠这一群体设传，可见即便到了汉武帝时代，游侠这一群体仍旧有着不小的社会影响力。

《游侠列传》记载的均是汉帝国建立以后的“侠”，而《史记》中还有一篇《刺客列传》，其所记载的刺客活跃时间均在汉帝国建立之前，从行为逻辑与行事风格上看，刺客这一群体的确可以归到广义的“侠”的范畴。

即便《游侠列传》里记载的游侠均是汉帝国建立以后的人士，但是侠这一群体的黄金时代却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某种意义上讲，汉高祖刘邦在秦灭六国前其身份就是游侠，刘邦不事生产，不经商，他的偶像是信陵君，且曾经前往大梁拜访信陵君欲投到其门下，因信陵君逝世也没能达到目的的刘邦又与同样想投奔信陵君的张耳一同交游。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不记录汉以前的游侠，恐怕是因为当时游侠太多，天下遍地是游侠。

春秋战国时代的权力多中心化为游侠这一群体的活跃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与游侠群体的活动同样活跃的还有各类思想。

游侠活跃的时代虽然与百家争鸣的时代重合，但是侠这一群体不能完全归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就思想和行为方式相对契合而言，墨家的主张与游侠精神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

总体而言，诸子百家中，越强调权威的越讨厌游侠，主张“克己复礼”的儒家并不待见游侠，比儒家更强调权威的法家更是对其深恶痛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法家不但把“侠”这一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拉入黑名单，还顺带把同样不喜欢“侠”这一群体的儒家一并批判。

秦以法家立国，因法家而壮大，秦灭六国后，要将编户齐民进行到底，“侠”这一游离于士农工商外的神奇存在，自然就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了。

秦帝国灭亡后，汉帝国为了避免重蹈秦帝国因控制过度而灭亡的覆辙，一方面把部分地方权力交给了诸侯王，这造成了在汉皇这个大中心周围，又有了诸侯王这些小中心；另一方面弱化了对最基层的直接控制，让最基层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而给了民间力量一定的发展空间，游侠这一群体最后好时光也因此而出现。

当然了，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汉武大帝的登基而戛然而止，这位叫“郭解”的大侠在武帝时代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游侠”这一群体的谢幕表演，来看看汉武帝刘彻是如何轻描淡写地为各路“大侠”们关上时代之门的吧。

《史记游侠列传》以这样的方式介绍了“大侠”郭解的生平：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

——《史记游侠列传》

在文章最后以这样的方式评价郭解：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在评价自己写的《史记》的时候就说是一家之言，其“一家之言”的具体表现就是每篇传记结尾处的“太史公曰”，这段话是司马迁本人对于传记主人的评价，通过这段话可以大致看出作者司马迁对这个人的基本态度。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认为的一个比较靠谱的阅读《史记》的方法，按照王立群老师“三种历史”理论，包括《史记》在内的一切史书，都不是我们能够亲身经历的第一历史，而是通过史学家转述的“第二历史”，史学家也是人，是人就有主观好恶，就有倾向性，而我们要通过读史书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就得试着去以自己的方式去修正因史学家倾向性而造成的记录偏差。

《史记》这本书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作者司马迁直接在每一章的结尾告诉了你他的态度，这能让读者们知道他的倾向性在哪，知道了倾向性在哪，就容易修正这个偏差。

而《史记》的第二个好处是作者司马迁确实经常“春秋笔法”，但是他很少无中生有或刻意隐瞒，也就是说，他喜欢的人的干的坏事或他不喜欢的人干的好事，《史记》也只会轻描淡写，而很少干脆不写。

《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将项羽乌江自刎那一段写的是何等雄浑悲凉，可见其十分喜欢项羽，但是项羽的屠城经历，司马迁也会如实记录，只不过记录时选择淡化，只是写某某年，项羽屠某地，并不展开。

基于此，我认为一个正确的读《史记》的方式是，先了解这篇传记的主人，司马迁是偏喜欢，还是偏讨厌，偏喜欢的，那些被轻描淡写的丑事，就值得注意；偏讨厌的，那些轻描淡写的坏事就值得仔细分析，从字缝里找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事实。

好了，按照这个方法，我们来看看郭解大侠的人生吧。

《游侠列传》开头的那一段，几乎是整篇文章里司马迁唯一一段对郭解不利的陈述，之后的内容都是记载郭解“侠义”，但是按照上面的理论，郭解这个被司马迁定义为“好人”的人，关于其“坏”的那部分记载更值得注意。

按照《游侠列传》记载，郭解身材矮小，祖上是有名的相面大师，其父亲在汉文帝时期因为“侠”的行为被杀，郭解年少时脾气暴躁，经常杀人，手上有多条人命，且郭解经常藏匿罪犯，还干盗墓这样有损阴德的事。

司马迁以一小段记载为我们大致描述了一下少年郭解的形象：凶狠，嗜杀，暴躁。

他干的这些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令人毛骨悚然，完全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徒。

相比于开头一小段罪行的概括性描写，司马迁对于郭解日后“行侠仗义”的描写要细致得多。

《游侠列传》先从法理层面写到：郭解后来等来了大赦，言外之意就是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坏事，在法理上清零后，然后又写到郭解长大后痛改前非，以德报怨，少年们都仰慕他。

司马迁通过两件事证明郭解以德报怨，其一是郭解的外甥与人喝酒，对方不胜酒力，郭解外甥不依不饶，强灌那人酒，那人怒而杀了郭解外甥，郭解的姐姐让郭解为自己儿子报仇，郭解找到那人，那人向郭解说清原委，郭解说此事错在我外甥，于是放了那个人。

其二是，当时郭解出入时，别人都回避郭解，只有一人我行我素，郭解到来依旧坐在原地，郭解让人问那个人姓名，其手下建议去杀了那个人，郭解却说是我德行不够才让他人不尊重我，怎么能去杀了那个人呢？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帮那个人免了好几次徭役。

通过郭解早年行为和“痛改前非”后的两件事，估计大家心中对于郭解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了，是不是与大伙心中的“大侠”形象有那么点偏差呢？

别急，接着往下看。

在介绍完郭解早年经历和一些“侠义”行为后，《游侠列传》又以几件事简单叙述了郭大侠的社会影响力：

当时县里的少年十分仰慕郭解，夜间乘车去拜访郭解的人很多，动辄郭解家门前车辆有几十辆。

甚至于郭解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家乡，连洛阳的豪族都仰慕郭解。

当时洛阳有两家结仇，洛阳本地的豪侠多次调解，都没有用，郭解前去调解，二人立刻冰释前嫌，郭解还非常“会做人”的表示，自己不想抢本地豪侠的风头，告诉二人先假装没和解，等本地豪侠再来调解一次，再行和解。

好，通过以上司马迁对郭解的描写，这位“大侠”在整个社会上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态位已经很清楚了。

以前的文章说过，汉帝国为了降低统治成本，给了最基层不少自治权，郭解成名后四处替人调解，正是一种民间自治行为的表现。

但是郭解在行使民间自治权的同时，其行为也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僭越，以那个“不回避”他的人为例，郭解通过关系说服官府免除了那个人的徭役，徭役是国家行为，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但是郭解凭借自己的个人影响力，通过影响基层官员，帮人免除徭役，这是明显的越权行为，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事实：

汉帝国适当下放的自治权，已经让一些群体开始向上攫取更高的权力，武帝为代表的国家机器，与郭解为代表的游侠群体，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权力竞争关系。

一旦走到这一步，这位郭大侠就危险了，因为国家机器是整个国家内最高效的一套系统，一旦统治者开动国家机器收拾你，你那点可怜的影响力就不值一提了。

郭解的命运转折来自武帝的一个命令，一个迁徙豪强的命令。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迁徙天下豪强至都城咸阳，汉高祖刘邦也曾干过迁徙大户至关中的事，如楚国著名的屈景昭三大姓，就在汉帝国建立后被高祖刘邦迁到关中。

迁徙富户豪强的目的是打散他们在当地的关系网，也让他们与自己兼并的土地分离，是打击地方势力的一个有效手段。

武帝一朝，经历了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后，大汉朝堂之上已经形成了不少有相当能量的地方势力，对于这些豪强，武帝再次以迁徙的方式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大将军卫青为“郭大侠”说情的名场面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演的：

传闻郭解乐善好施，家里并没有多少，当地官吏害怕，于是把他列入了迁徙名单，《游侠列传》的原文是：

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

这个“恐”字就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了，郭解“大侠”究竟为何让当地官吏都感到害怕？

结合以前文章中提到了济南郡大户豪强们让汉景帝时期的地方官无能为力，是酷吏郅都用了连续杀人的非常手段才制住这些大户的事例，我们大致可以猜到，大侠郭解的影响力可能已经到了凌驾于基层国家机器的地步了。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郭大侠是被“错误”地放在迁徙名单上的，所以大将军卫青向汉武帝求情：

说这个郭解，家里是比较穷的，并不是富户，所以不应该迁徙他。

汉武帝对卫青一向是十分信任的，但是这一次武帝反驳了卫青：

他郭解一个布衣，能让你这个大将军去求情，说明他不穷。

汉武帝没说的潜台词是：他的影响力能上达大将军这一层面，他穷不穷无所谓了，这个人必须削弱，如果有必要，就物理超度。

真不知卫青的求情对于郭解来说是福是祸，因为卫青的求情，武帝开始注意郭解这么个人，被武帝盯上的人肯定是插翅也难逃。

因为被武帝亲自点名，郭解不可避免地前往关中，临行时，家乡送行人员不绝，亲朋赠送钱财无数。

郭解到了关中后，又结交了很多关中豪强，从这点看，这个郭解的确是个人物。

这还没完，郭解被迁到长安后，其弟弟认为哥哥被迁走都是一个叫杨季主的人害的，直接执行的是杨季主当县掾的儿子，于是郭解弟弟和门客们直接砍了杨季主儿子的头，杨家人到长安告状，郭解手下竟在天子脚下杀了杨季主本人。

武帝知道这件事后，二话没说开始通缉郭解，郭解开始逃亡。

郭解逃亡时，找到了一个叫籍少公的人，《史记》称二者以往并不认识，这个人帮助郭解出关逃往太原，后来官吏通过线索找到了籍少公，这个籍少公竟然以自杀的方式切断官吏寻找郭解的线索。

郭解靠着自己“大侠”的面子竟能在武帝的天罗地网下逃亡一段时间，这也算是一种奇迹了，但是江湖上那点所谓面子和影响力，与武帝高效运转的国家机器相比终究是差了好几个层次，郭解最终也难逃被抓的命运。

关于如何处置郭解，汉廷竟也进行了一次大讨论，有人替郭解求情：说郭解犯的罪确实都在大赦之前，大赦之后，郭解没犯新罪，至于郭解手下杀人，这些郭解是不知道的，不能把罪都算到郭解身上。

但最后御史大夫公孙弘以一段简单陈述给郭解定了性：郭解以“侠”之名行使事实上的权力，这些权力导致手下随意杀人，无论郭解本人知道或不知道，都该杀，也都得杀。

“大侠”最终在帝国最高权力者武帝的亲自过问下，在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的一锤定音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的经历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事实：所谓大侠的巨大影响力，但在国家机器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经常说：权力讨厌真空。

任何一个有人聚集的社会中都充斥着权力，国家概念产生后，权力又被人为划分为官方权力和民间权力。

官方权力与民间权力之间边界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秦帝国追求的是官方完全压倒民间，几乎不给民间留自治空间，最终结果大家知道，因为统治难度太大，成本太高，秦亡得很快。

汉帝国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一方面把距离核心区较远的地方分封给诸侯王，以间接统治代替直接统治来降低统治成本，一方面在最基层给出较大自治权，以放权来降低统治成本。

需要说明的是，被汉帝国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也有一套正式的统治系统，诸侯王领导的封国也是在行使官方权力，民间权力能够触及的只是被汉帝国下放的最基层自治权。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最基层的自治权，由于它是与百姓生活最近的，由它产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才是最原始和自然的，这种关系和权力拥有者极强的生命力。

经过从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位皇帝的无为而治，这种民间权力得以肆意滋长，形成了官方以外的一套民间规则，并且甚至开始反噬官方权力。

郭解能够通过个人关系让别人不服徭役，也可以让小弟直接杀掉对自己不利的人，甚至能够让大将军卫青为自己求情，足见郭解行使的民间权力不但能量很大，而且已经能够影响到官方权力的较高位置。

民间权力野蛮生长至此，作为皇帝的汉武帝刘彻就断不可能坐视不理了，所以郭解必须死。

武帝之前，关于大汉帝国的权力游戏还只集中在庙堂之上，权臣贵胄，王子皇孙再怎么杀得人头滚滚，这份权力很少影响到民间。

但是到武帝一朝，“大侠”郭解的手眼通天，已经证明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无为而治中，被统治者们忽视的民间规则和民间权力已经生长到一个不能再被忽视的地步，所以御史大夫公孙弘说得非常明确：郭解有没有亲手杀人不重要，郭解所作所为按律到底当不当斩也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郭解代表的民间权力已经开始能够影响官方权力的中高层，这才是他必须得死的原因，官方权力必须死死压制民间权力，这一点，很重要。

郭解之后，有汉一朝的游侠的名气大幅下降，但如果你说这代表官方权力彻底压制住了民间权力，却也不尽然，说到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概念：“流寇”和“坐寇”。

这场武帝为代表的皇权与郭解为代表的地方权力之间的斗争，最终的结果是游侠这一群体被快速压制，但是地方权衍生出的另一头怪兽却能不断形成权力反噬，最终毁灭了汉帝国，大家可能已经猜到：另一股力量是地方豪强。

同样来自地方，为何豪侠面对皇权打击毫无还手之力，而豪强却能不断壮大最终吞噬整个汉帝国？

看看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吗？豪侠有钱，更重要的是有名气；豪强有钱，能量小时不一定有名气，但一定有土地。

豪侠是没有土地的流寇，而豪强是拥有土地的坐寇。

如果适当把流寇的范围放大，与豪侠一样可以被归结到流寇行列的还有商人，这里特指有钱无地的商人。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之后，游侠、商人这些靠着流动性资源立足于社会的群体一直都是被压制的末流，不要说天底下最大的坐寇皇帝，就是皇帝下辖的一个小吏都可以把郭解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流寇拿下。

商人经商，豪侠周游，他们的生存空间都来民间的交流，但是在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靠交流获得的利益寻租空间本就不大，商人以货币，豪侠以更加虚无缥缈的“义气”凝结起来的关系，相比于坐寇群体以土地凝结起来的关系要脆弱得多得多。

在以土地为绝对核心资源的中国古代，任何流寇与坐寇之间的斗争，流寇都会很快出局，最终的权力之争是坐寇之间的内部斗争。

“郭大侠”的故事至此就讲完了，在坐寇规则是核心规则的中国古代，他即便名满天下，也终究是一个不入流的流寇。

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坐寇规则是最最核心的规则，但是任何规则都不可能控制一切，希望这样做的秦帝国已经二世而亡了，在皇的光辉亦或阴影下，总要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生长，“侠”不过是其中之一，它注定不会是主流，它甚至也代表不了正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断言其没有意义，有些东西，存在既合理。

“皇”字虽大，但终究填不满整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