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其他平台的搬运者们，别再搬运我的文章了，头条平台现在开启了自动维权，一旦你搬运我的文章，不是我找你维权，是头条平台自动找你维权，我想放过你都不行，别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去搬运些流量水文，那赚钱更多。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24岁的诗人杜甫登上泰山后写下名篇《望岳》，其中的诗句是这样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2年后的唐代宗大历二年（767），56岁杜甫再次登高远眺，又一首名篇《登高》写就，但其中字句已经变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同样是登高远眺，同样是诗圣杜甫，同样是千古名篇，但其意境已截然相反，32年前的《望岳》，32年后的《登高》，中间差的是一个大唐盛世。
杜甫没有李白洒脱，天下大乱时，李白没有感到太过悲伤，还曾幻想着去割据势力永王那里谋个功名，但杜甫却一直坚定地站在唐帝国正统这一边，他的执念来自于那个他曾经亲眼看见过的盛世。
杜甫一直幻想着大唐盛世能够回来，但一直到死他的愿望都没能实现，相反，那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这样眼睁睁的一直溃烂下去。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左右着历史的进程，盛世如梦幻泡影，即便是最强大的王朝也能拥有几十年的盛世光景。
要找出这股力量必须回到中国王朝史中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当然，在此之前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盛世？
理想国盛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 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军事强悍、社会高效运行，这些都是盛世的要素。
一个时代若要被称为盛世，必须同时满足以上所有特征，只满足部分特征，即便这些特征很突出，也不能被称为盛世。
例如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集中所有力量在军事上，大汉这架战车所向无敌，但代价是经济彻底崩溃，户口减半（这个以后要细讲，并不是说死了一半人），它算不上盛世。
南宋时期经济发达，但军事层面暗弱，这个瘸腿的“富宋”也算不上盛世。
盛世需要满足的条件多，但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只要抓住它就很容易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这个核心便是：社会效率。
如果将社会效率提升至最高，给出这个答案的恰恰是那个二世而亡倒霉蛋秦帝国。
自秦统一六国后，中国的理想国形式也被基本固定，那是秦制下的理想国，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国民以小家庭为单位，各自耕种着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税直接交到国家手中，他们要承担国家赋予的徭役和兵役，这些税赋、徭役和兵役给百姓们造成的负担不算太重，同时，国家靠着这不算太重的税赋、徭役和兵役能够应对包括天灾和外敌入侵等诸多问题。
总结起来是三点：
第一，多数国民有自己的地；第二，百姓造成的负担别太重；第三，国家总财富较多，国家综合实力较强，国家有能力应付内部外部的诸多挑战。
为什么一定在中国古代王朝，盛世的标准中一定要加上一条百姓自己有地呢？因为数百年的战国乱世打出了一个经验：秦制下的社会运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当然，这里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秦制，而非失控的秦制。
秦制的核心是什么：消灭“中间商”，帝国中央直接与秦人对接。
只有自己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群体，才可以完成直接与帝国中央对接，并通过税赋、徭役和兵役维系帝国高效运转的使命，当然了，皇帝管大族要人要粮要钱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甚至可以说很普遍，但还是存在刚才那个问题，有大族这个“中间商”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势必提高，效率势必降低。
所以进入王朝时代后，所有的盛世都必须是自耕农的盛世，如果一个时代自耕农不能占到国民的大多数，这个时代就谈不上盛世。
无为而治在秦制被后世统治者学去后，自耕农的数量，便是决定帝国实力的最关键因素。
而且自耕农数量增长阶段，不但国家综合实力变强，百姓的生活也会持续得到改善。
因为如果自耕农数量增加，单个自耕农只需要上缴更少的税赋、服更少的兵役和徭役就能维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行。
国家综合实力稳步上升，帝国内部每个百姓的负担又在不断减小，这样的时代便是一个王朝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难得的所有人都受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用持续太久，只要几十年，无论是帝国的整体实力还是民间的财富总量都会达到一个相当可观的程度。
这个时期的帝国统治者关键要少做事，少折腾，无为而治，除了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国家层面尽量少对民间进行干预，在税收等政策的激励下，百姓会自觉地去积累财富。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成就一个盛世的关键是无为而治，那么是否统治者们一直无为而治，那种帝国与百姓都有好日子过的美好时光就会一直持续呢？
很遗憾，没有这样的好事，因为土地，迟早是要分完的。
这里面所说的土地是皇帝手中的土地，这些土地被切成一个个小块并分给一个个小型家庭，一个个为国家机器服务的最小单元：自耕农便产生了，只要皇帝手中还有土地，就能快速复制这一过程，但是皇帝手中的土地就那么多，分完就没有了。
根据自耕农数量决定帝国实力的定律，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随着土地分完，帝国内部的自耕农规模也停止增长，但停止就停止，国家的力量在最高点保持不变，百姓们的负担也保持不变。
但这同样不可能，因为随着土地分完，不是自耕农数量停止增加就完事了，从此刻起，自耕农的数量将会稳步下降，任何皇帝都不会希望看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皇权试图干涉这一过程的进行，但是很遗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皇帝干涉越猛，后期遭遇的反弹越大，自耕农数量减少的反而越快。
先来看看那个让自耕农数量减少讨厌的那股讨厌的力量吧。
酷吏、豪强上篇讲汉景帝的文章结尾处，我们提到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酷吏：郅都。
酷吏专指执法严苛的官吏，这一群体从景帝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武帝时数量达成一个巅峰。
酷吏这一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很大程度上因为皇帝要利用这一群体去制约另一个讨厌的群体：豪强。
还是从郅都的故事说起。
当时的济南郡，大姓家族们仗着人多，在当地形成一霸，地方官利用寻常法律无法约束他们，郅都担任济南太守时，直接杀了这些大家族300余人，彻底对当地的豪强大族形成震慑，《史记》中记载，在郅都雷霆打击后，济南郡的治好转好，路不拾遗。
注意这里的关键细节，以往的地方官以正常手段是不能制约豪强这一关键群体的，这里的正常手段应该是大汉的明文法律，而郅都用上肉体消灭这种极端方式才能压住豪强的嚣张气焰。
这便说明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豪强是自然产生，而非被人为制造出来，他们能在大汉帝国正常的规则下生存并壮大。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人与人在天赋和能力上是有差异的，给所有人同样的起点，经过几十年，有人会做得很好，有人则会搞得一塌糊涂，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自耕农群体。
同样分到一小块土地，脑子活的人可能家底越攒越多，脑子慢的人可能经营的一塌糊涂，这时候再遇上点天灾人祸，你活不下去了，就只能把地卖掉，给地多的地主家种地。
此消彼长下，不用太长时间，只需几十年，就会形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群体和连自己仅有的一亩三分地都不得不卖掉的失地农民群体。
这里还只是考虑正常的情况，如果把官商勾结，强买强卖这些因素全都考虑进去，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速度会更快。
于是，豪强这个让所有帝国统治者都头疼的群体便出现了。
相比于手握广袤土地并握有重兵的诸侯王，单个的地主豪强在皇帝眼里根本就不够看，一个郅都就能把整个郡的豪强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但即便强如郅都也只能做到让济南郡的豪强不那么嚣张，彻底将豪强群体消灭是不可能的，还是那个原因，豪强是自然产生的，你肉体消灭旧豪强，新的豪强还是会出现。
当豪强群体形成一定规模，社会运行的规律就会慢慢发生改变，那个所有人都能获益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社会将由增量时代走向存量时代，增量时代的核心逻辑是合则两利，而存量时代的逻辑是你争我夺。
在这场存量竞争中进行搏杀的双方是皇帝和豪强，他们争夺的对象是人口与土地，很遗憾，这场搏杀中，皇帝注定是失败的那方，甚至于皇帝越努力打击豪强，豪强这一群体壮大的速度反而越快。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场荒诞的竞争
悖论自感受到地方豪强兼并土地，雇佣农民造成全社会自耕农群体减少的那一刻起，皇帝就要开始试图抑制地主豪强了。
郅都这样的酷吏是皇帝抑制地主豪强的手段之一，他们在关键时刻可以直接采用非常手段，从肉体上直接消灭豪强。
除了酷吏们的非常手段，皇帝还可以制定相应法律，比如武帝时期收商业税、财产税等砍向豪强群体财富的大刀。
财富剥夺加肉体消灭，表面上看，皇帝对豪强群体的打击是全方位无死角的。豪强群体一定会在皇权的铁拳下灰飞烟灭吧。
很遗憾，结果是并不会。
皇帝打击豪强的逻辑理论上没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执行层面，就全是问题。
豪强群体已经在当地根深蒂固，皇帝有自己的大政策，他们有他们的土办法，皇帝的这些铁拳砸下，豪强们也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皇帝打击豪强的手段化解。
当然，最可怕的还不是这点。
要想打击豪强，皇帝就得让自己的国家机器更为有力，而皇帝能够从哪里获得力量呢？答案还是自耕农。
可随着土地的兼并，自耕农数量已经在不断减少了，如果皇帝要打击豪强，就得加大自耕农群体的负担。
自耕农群体是整个社会体系中最弱小的一个环节，皇帝想“再苦一苦百姓”当然能办到。
但是随着皇帝剥削的加重，百姓的负担将更大，会有更多百姓不堪重负卖掉自己手中的土地。
卖掉土地后，这些农民就脱离了皇帝可支配的范畴的，而成为了地方豪强一方的力量。
这便是一个奇怪的恶性循环，皇帝所做的一切本来目的是遏制豪强，但结果却是让豪强更快壮大。
这有些讽刺，当然讽刺的还不止这一点。
单行道《道德经》中说，人之道往往是损不足而补有余的，也就是说，在皇帝手中的地分完后，土地只会越来越向少数地主豪强手中集中。
如果把皇帝、豪强、自耕农三者放入这个博弈模型。
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演，皇帝和自耕农应该是利益共同体，他们理应联合在一起对抗豪强。
但现实中却是自耕农群体不断被皇帝推向豪强一方。
这个奇怪的悖论运行的逻辑依旧是自耕农对外界冲击的承受能力远小于地主豪强。
皇帝从自耕农手中获取能量去打击地方豪强，还没等地方豪强被大幅削弱，大量自耕农们已经受不了了，而破产的他们又只有投靠地方豪强这一条路可以走，皇帝削弱地方豪强的速度，远赶不上地方豪强壮大的速度。
而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不得不为豪强们耕种土地的佃农，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再次获得土地而成为自耕农。
一旦土地兼并开始，从自耕农变成佃农的路几乎就变成了一条单行道，土地和人口都向地主豪强手中集中的过程几乎不可逆，皇帝的铁拳不但不会把地主豪强们砸死，反而会将自耕农砸到破产。
地里的豪强和天上的王这场皇帝与豪强之间的斗争，让大家对于皇帝的印象出现反转。
以汉帝国为例，在帝国建立之初，皇帝面对可是手握数郡兵马的诸侯王，但此时的皇帝依旧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诸侯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皇帝轻松收回。
豪强再强，又怎么能与诸侯王相比，为何皇帝对付得了诸侯王，却对付不了豪强们。
原因很简单，诸侯王的权力是自上而下获得的，而豪强则正好相反。
诸侯王获得封地，靠的是皇权的背书，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皇帝。
而豪强群体则不同，其并不是皇权背书的产物，而是客观规律下自然形成的结果，自耕农卖地给豪强，而后为豪强耕种，这些都是当时经济模式下的必然结果，豪强们的产生、成长与壮大都与当地的政治生态相契合，皇权固然强大，但是也千万别小瞧了这些豪强们地方上的土办法，这些土办法能够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躲避皇权的打击。
诸侯王是从天而降的，而豪强群体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样的豪强，皇帝消灭不了。
武帝之后，大汉帝国在事实上又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但是很可惜，这段时间的所谓好日子已经与大多数百姓无关了。
武帝之后，所谓酷吏的数量已经开始明显减少了，原因无他，皇帝已经放弃压制豪强了，他们默认了豪强的存在，转而与豪强群体合作了。
但是，这世间的一切皆有价码，王朝前期的皇帝让帝国实力稳步提升是要拿出土地作为交换条件的。
王朝后期的皇帝与豪强合作又岂会不付出任何代价，这代价是什么呢？当时是皇权的背书。
皇帝要想与地方豪强们联合，就只能用越来越高的官职与他们进行交换，如此豪强群体在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后，便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
掌控了大量土地又成功染指权力的豪强便成为了事实上的土皇帝，这些豪强化身的土皇帝可不同于过去的诸侯王，他们是在当地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们与当地势力板结成一块，此时的豪强们，彻底变成了皇帝也动不了的存在。
时代发展到这一步，一个王朝就要走到尾声了，最强的豪强们将越来越按捺不住对皇权的渴望。
而后帝国丧钟敲响，新的大戏上演，风起云涌中将有无数人登场又退场，最后打出一个新人戴上皇冠开启下一个轮回。
这便是一个盛世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它有些让人绝望，那短暂的盛世转瞬即逝，之后的时光里，幸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奢望。
王朝时代的盛世如此脆弱与短暂，它背后的动因是农业为绝对主导的经济模式太容易看到边界，土地分完，经济见顶，而后是漫长的衰落抛物线。
轮回周而复始，直到工业革命的轰鸣划破长夜，不断涌现的新技术终于第一次给了人类对抗轮回的希望。
时代之轮行驶于迷雾中，前路依旧茫茫，好在路不再只有一条。
……
文景之治篇到这里就写完了，接下来就要开启轰轰烈烈的汉武大帝篇了，武帝一朝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远征匈奴，汉帝国与匈奴汗国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军事问题，所以我决定将汉匈战争单独拿出来写一个系列，主要从军事角度入手去写，而汉武大帝篇则侧重于汉武帝政治方面，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