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述职回到忠义救国军总部后，文强忽然收到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和一件包裹。
他打开一看，竟是他以为已经在日机轰炸下遇难，那位萍水相逢的青年女教师葛世明。
原来，葛世明乘坐的轮船并未被炸，而是顺利到了武汉。
她通过文强介绍的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简朴，安排参加了战时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现在，已毕业分配到上海从事敌后工作。
她与在长沙的周敦琬也取得了联系，并从周敦琬处得知了文强的地址，特寄来手织毛衣两件，请文强和刘人奎两位恩人笑纳。
文强喜出望外，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刘人奎。刘人奎自然也高兴万分。
1939年春，文强奉命率忠义救国军总部参谋处长郭履洲、军需处长周家礼组成的视察组，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常州等地，视察活跃在游击区的忠义救国军游击支队，为时半年多。
杨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一行视察到江阴时，在那里的总部副指挥兼淞沪指挥官杨蔚说，新四军与忠义救国军第5、第7两个支队发生摩擦，其被俘十余人，已经军法审判，由其批准“就地枪决”。
杨蔚，别号庭芳，1907年生，河南商城人，因祖上是当地名门贵族，并且也是读书人。所以，取名“云蒸雾蔚满庭芳”之意。
1926年，杨蔚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分在步兵科一团一连，与文强是同期学员。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时，杨蔚先是选择了共产党，在军队搞情报，后又加入国民党第47师。1934年，经同学赵世瑞介绍，杨蔚进入戴笠领导的特务处，从事特务工作。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民党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提出，准备派涂思宗率一个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派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化装成随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
事后，杨蔚给戴笠写了一个报告，谈到他在延安看到的一些情况，并重点写到了他陪同涂思宗与毛泽东谈话及与中共几乎所有的最高领导都接触的情况。
此次事件之后，杨蔚受到戴笠器重，1936年，担任江苏省保安团团长。1937年秋至1938年，历任郑州警察局局长，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兼开封警察局局长，亲自参与指挥除掉韩复榘的行动。
1939年3月1日，忠义救国军的淞沪指挥部在上海成立，杨蔚为指挥官，并兼任忠义救国军的副总指挥。
文强知道，杨蔚和5支队队长阮清源都是反共的顽固派，对事情的处理显然带有政治因素。
忠义救国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他便以大敌当前，不可自相残杀，有问题可向新四军军部提出，以和平方式调处解决等道理，说服了视察组同仁，又以总部视察组名义提出要过问此事，说服了杨蔚，将原定的立即枪决暂缓执行。
然后，文强对新四军被俘人员逐一讯问，查验身份，为首的一名姓蒋的青年军官，自述原为广西部队中的排长，因参加淞沪抗战被日军打散，后为新四军收容，作战有功，提升为大队长。
文强查验了他的证件，向杨蔚提出，将他们一律释放，但杨蔚与阮清源坚决反对，双方发生激烈争论。
不过，毕竟文强是总部政治部主任兼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又是总部视察组组长，所依据的又是团结抗日的大道理，在当时的抗日高潮中谁也不好反对。
最后，由郭履洲作和事佬，提出折中办法：由文强将蒋某一人保释，带回总部“教育”，其他人员由5支队负责教育释放。
——后来杨蔚与阮清源是否将那些新四军人员释放？文强不再知道。蒋某在文强身边工作了半年，后由文强保荐进入中央军校受训，以后再无联系。
忠义救国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文强一行视察到澄、锡、虞地区时，见到了正在那里的总部联络参谋刘人奎。
刘人奎给文强讲了他年初在江阴与日伪军作战时身负重伤，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刘人奎于上年秋被俞作柏派到江阴任总部联络参谋兼第6支队政训室主任。
他经温州到上海转赴江阴，到了以后，才知道第6支队是个空架子，只有一个连队，后来，向第5支队借了一个连，才勉强凑成一个两三百人的支队。
而5支队则有两三千人，在无锡、江阴一带控制了许多地方，根本不让6支队插足。
这年春初，日伪军向江阴、常熟一带扫荡，6支队副指挥刘希文和许多战士都表示要打，坚决不撤。刘人奎就和他们一起找好有利地形，在一处河港交叉、背靠山边的桥头设下了埋伏。
但是，毕竟敌军人多势众，火力又强，仗打起来不久，刘希文就带着一些人不告而撤，刘人奎和剩下的十来个战士给他们打掩护。
经过半天恶战，这十来个人死伤惨重，活着的也相互失去联系，各自落荒而逃。
刘人奎在激战中身中三弹，仍坚持战斗，子弹打完后，他把枪扔到河里，爬到一个乱草堆里躲藏起来。
幸好这时天色已黑，敌军集合撤离，没有进行仔细搜索，他才幸免一死。
日军走后，当地群众来战场搜寻，发现了他，把他背到一老乡家里，请来乡医为他治伤。但是，他的左肩上中的是毒瓦斯弹，乡医无法医治，又把他送去上海租界当中的医院，这才治愈归来。
因为这次战斗，俞作柏以忠义救国军总部名义发给刘人奎200元奖金，并报请军委会给他颁发了“忠勇”勋章，还将他晋升为第19支队上校副指挥。
其实，第19支队也是个空架子，得要他设法去招兵买马，把汪伪军队策反过来，尽管后来他作了一些策反工作，但一无所获。
文强结束了在无锡地区的视察后，特意将刘人奎带上，跟随视察组去上海。
组内其他人，甚至刘人奎本人都不知道，文强暗自打算借此机会让葛世明与刘人奎见面，争取解决两人的婚姻大事。
到上海后，他们一行住进了法租界东方饭店。次日早上，茶房通报有一女士求见，文强迎出去一看，来人是一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
文强正感到似曾相识但又记不起是何人时，女郎已开口直呼他：
“大恩人！”
文强这时才惊喜地认出，她就是葛世明，连忙请她入内，又把刘人奎叫来相认，另外两个参谋也叫出来作了介绍。
文强对葛世明诧异道：
“我正打算按你信上地址与你联系呢。我们昨晚才到此地住下，你怎么今天一早就找来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葛世明笑道：
“我毕业后就分配到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服务，你们都是我的长官。一月前，我们就知道了文将军要率小组来淞沪视察，你们住进这里，也是我们办事处安排的呀！”
文强等人这才恍然大悟。早餐时，文强对葛世明说：
“记得那次在芜湖分别时，我知道你和刘参谋都未婚，才提出要你们交个朋友，后来，因战乱你们未能联系上。目前年轻人以抗日为重，但婚姻也是人生大事。不知二位现在意见如何？”
葛世明略显羞赧地低头表示:
“一切由恩人作主”。
文强高兴道：
“那就好了！我愿作你们的证婚人，也愿作你们的家长代表。举行订婚仪式的一切都由我准备。双方交换金戒指一个、男用女用手表一个，订婚酒席一桌，都由我在特别费中开销……”
文强说得眉飞色舞，掉头一看，才发现刘人奎面露难色，没有表态。文强急忙追问，刘人奎尴尬地说：
“我对葛女士并无意见。只是……我已经同另一女士订了婚……”
文强闻之，这才明白自己的满腔热情只是一厢情愿，差点把好事办糟。他知道，刘人奎不会说假话骗他，也不便追问那位女士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忠义救国军政工队一位姓宋的女兵），只是连声自责。
文强转而安慰葛世明说，如果信得过，今后一定为她另择佳婿。
葛世明倒表现得十分大度，坦然声明对刘人奎参谋并无抱怨之意，文强这才放下心来。
文强此时并不可能想到，葛世明将来会成为他的妻子……
文强一行视察回到屯溪忠义救国军总部时，得知总部发生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案件。
此前，戴笠曾向他探问过，说是有人告发刘人奎与中共方面有往来，他为刘人奎作了辩护，认为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笠也就未再追问。
据刘人奎在30多年后回忆，此案由忠义救国军总部参谋处破获，抓了两人，一个是名叫张也的参谋，判了15年徒刑；另一个是姓李的政工队（即文工队）女兵，人称李大姐，被判了死刑。
刘人奎说：
“我和别的进步分子，李大姐、张也等，在屯溪联络过新四军，组织过‘抗日同志会’。但是，不久便被破获了。”
“实际那个组织——抗日同志会，是我们三人搞的，因为我先两个月离开了屯溪，未牵连进去。文强那时很为我担心，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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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大气候，也由于俞作柏、文强与张云逸、袁国平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这两支活跃在江南的抗日部队，那时虽有摩擦，但并未像后来那样形同水火。
到俞作柏与文强先后调离忠义救国军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共顽固派活动也日益发展，这两支部队的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内战不断，形成令人痛心的局面。
不过，当时并不只是在国民党军与新四军之间有摩擦，在忠义救国军内部也一样有过摩擦。
比如，丁锡山领导的忠义救国军8支队（驻浦东）就与南汇县长于陶生领导的4支队、川沙县长李子明领导的3支队发生过火并。
由于忠义救国军是原别动队改编而成，这种内战便被当地群众讥为“别吃别（鳖吃鳖）”。
此外，在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领导的国民党正规军之间，也矛盾重重，一度闹到蒋介石想要裁撤忠义救国军的地步。
后来是与戴笠关系密切的胡宗南从中斡旋，将其部下亲信师长马志超派去，接替周伟龙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职务，这才平息了这一风波。
不可否认，忠义救国军这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同抗日战争时期形形色色的众多游击部队一样，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自己独特的篇章。
诚然，因其基本队伍系旧时帮会成员和在民族大义感召下收编的土匪，政治素质差，又缺乏有力的纪律约束与思想政治工作，当中国军民的反侵略事业受到挫折，抗战转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忠义救国军不少官兵甚至高级指挥员叛变投敌，成为汪伪政权的走卒。
以致在后来那部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被刻画成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土匪和勾结日本侵略者的汉奸，成了人所共知的反面形象。
不过，即使如此，在那出“样板戏”中也还不得不保留了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曾与日军作战，被日军追杀时，得到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救助方才脱险的情节——若抹杀这一情节，整个故事就无从讲起。
所以，不能因为出过败类就抹杀其他为国捐躯、为民族解放流血的忠义救国军官兵的历史功绩。文强的堂弟文斐然，就是担任忠义救国军大队长时，在无锡地区率部与日军作战壮烈牺牲。
正因为有忠义救国军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打击日伪军，制裁汉奸，反扫荡，搞破袭，日军才对他们深感头痛，将该军称为难于对付的“江南野鼠”。
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忠义救国军的特战班，汪伪特工总部也专门建立了“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多次发动清乡、扫荡。
侵华日军总司令部还在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发动了目的在于“攻占并确保广德附近，以摧毁敌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为目的的“广德作战”（又称21号作战）。
日军以3个师团和一个支队（以旅团为基干）的强大兵力，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广德，并对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
随后，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区……
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而流血战斗过的人们，不论其政治背景如何，理应受到后代的崇敬与讴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