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正式开启了科学大门之后，自然学科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数学、天体力学、工程力学、化学、物理学等纷纷问世，劈开了大自然的障眼法，开阔了人类的视野，激发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动能。自此，人类文明犹如添加了火箭燃料一般，朝着天际加速度飞升。

科学：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

正是因为科学的能量无比巨大，其在解决困扰人类文明几千年之久的贫困、饥饿问题有目共睹，故而科学上升为“正确”的代名词，比如“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方法”等等，均是科学即为真理的最好体现。

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西湖大学终身教授张卜天有感于科学的巨大作用，故而在《科学史译丛》总序中不无感慨地说道：

“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

“在不少人眼中，科学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中心，是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成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体现。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就很难看清楚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

2600年前，西方哲学出现新观点，奠定了科学的两大基石

科学作用如此巨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此有目共睹，相信很多人很有疑问：为何科学没有产出在中国？而是产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西方。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卜天原话：“科学首先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这一母体。”

这不得不提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

众所周知，人类自有文明开始，对于自然这个陌生世界，习惯性代入人类主观感受，将大自然人格化。因此关于大自然的起源，东方文明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西方催生出了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在自然被神化的前提下，太阳和月亮被视为神，是Theia和Hypeiron的后代，风暴、闪电和地震被视为神所意愿的壮举。

由于自然被不断的人格化和神化，导致大自然中的一切规律都带着“喜怒哀乐”的色彩。正如美国哲学家戴维·林德伯格所言：“这必然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世界，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可靠地预言，因为神的干预具有无限可能性。”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对于东方而言，认定了大自然的“反复无常”，结局便是引导众生进入一个歧途：大自然既然是人的化身，野心家必然可以通过神化自己，以天子的身份统治万民，这便是封建王朝层出不穷的帝王之由来，最终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

西方文明后续的发展有所不同，因为没能像东方大国一样形成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导致思想界的禁锢归一没有成效，这促使不同思想蓬勃发展，其中就出现了非人格化的思想流派。

距今约2600年的公元前6世纪初，古希腊文化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关注证据。他们追问世界的组成、成分、运作和形状，他们并没有把自然人格化，诸神也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消失。代表人物是公元前435年的留基伯和公元前410年的德谟克利特，后者代表性的观点便是：世界万物由“原子”组成，而非天神的后代。

另外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初的一种新的思潮便是变化问题。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代表人物是公元前5世纪的巴门尼德学说，并且通过“体育场悖论”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

但这种强词夺理的歪理学说被同时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否定，他通过形而上学进路的思辨模式肯定了变化——对立面的斗争在一种整体上平衡或稳定状态下实在性，这直接引发了公元前6世纪对于变化问题思考的升华。

正是2600年前的西方哲学家从传统人格化和神话自然中解脱出来，提出了非人格化的观点和寻求证据的求证方式，使得科学的一只脚迈入了人类大门；

随后西方哲学家摒弃了传统的一成不变的静态观点，提出了以变化为基础的思辨方法，奠定了科学的两大“基石”。后经文艺复兴阶段，西方文明进一步挣脱了宗教、神权的束缚回归了自然本体，科学降临西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为何不产科学？老祖宗的“所作为所”，一直与两大科学基石背道而驰

中国为何不产科学？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已久，虽然网上观点颇多。如果对照科学产生的两大基石，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所谓的睿智的中华老祖宗，其4600年来的所作所为，一直与两大科学基石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一：大自然确实存在主宰，但这个主宰却无生命、无人格的客观规律。对于大自然的主宰性，中华老祖宗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接下来如何认知却又偏离到了人格化的误区。

主要原因则是：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弗洛里斯·科恩语）占据了思想界，人格化的统治成为了思想界的唯一正确，故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不以天子自居、以造神为驱动，儒家、法家、墨家为代表的思想流派也均以加强君主统治为研究目标，其结果便是：刘家天下、朱家天下是稳固了，但是科学却没有立足之地；

背道而驰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函数”充分表明了变化的绝对性，科学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前提方才有了发展的潜力。但非常遗憾地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无不害怕变化，无不幻想着“万世为君”的躺平梦。为此开国君主无不极尽杀戮之能事，为的就是让子孙后代在不变中安享太平。

士大夫们对此也是摇旗呐喊：“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对于正常的变化统统以“乱”和“害”对待，故而儒家提倡“以亲疏论嫡庶，以等级论高下”、法家提倡“明法度，重分职”，便是殚精竭虑地将变化扼杀在摇篮里。其结局便是：科学拒绝入门。

由此可见，中华老祖宗处于维护自己利益的私心，直接驳斥了“自然的非人格化”和“承认变化”两大科学基石，导致中国大地产不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