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博中的学生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
其一，在重庆博中，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
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育之是语文老师，四十七八岁，却拥有一副老者模样，尤其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同学的"栗壳"（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
其三，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一批所谓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中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式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
其四，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的游泳选拔赛。我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宣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次日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10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地奔向市内某游泳池。我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待到达预赛场时，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有想到，我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甚至国民党空军里的彪形大汉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中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多次。
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闪现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我在学习方面喜欢凭兴趣，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对喜欢的功课，就特别注意听讲，还读这方面的参考书，成绩就很好；不喜欢的，就考60分，只求及格就行。我喜欢地理、外文，化学我也喜欢，我考试就拿高分。我最不喜欢数学，得60分就心满意足。记得当时学"负乘负得正"时，我很不理解，说正数乘以正数得到的是正数，这还好理解，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也得正？我就问老师为什么，老师不讲，只要我呆记。我不懂，那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呀！从此我便对数学不感兴趣了。什么 sin 、 cos ，背几个公式，什么 sin A divided by cos A 等于 tan A ，哎呀，真是乏味，让我头疼，一点意思没有。后来学几何、三角，老师说世界三大难题中，有一个叫做直角不能三等分。我觉得90度的角，分成每个30度，怎么不能三等分？他也没讲道理，我于是觉得这个数学没有搞头，从此就对数学更不感兴趣了。第二个原因，数学题难，晚自习条件差，有时一个晚上一个题目也解不出来。
再说学语文吧。那是刚进赣江中学读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写作文，我在作文中使用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描写，老师说这是臭文章。从此，我就不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词汇了，再也不爱使用浮华的形容词了。
我是个爱把事琢磨透的人，上初中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就喜欢向老师提问题。记得有一次上物理课，老师讲著名的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 E =mc2，我就想弄个究竟，为此费了不少脑筋，花了很多时间。现在来看，这个最简单的方程式说明了最深奥的问题。
回想起来，我的求学时代是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从初一到高二在博中学习，经历了从重庆到武汉的时期；高二以后，由于父亲调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做事务科的科长，全家也跟着到南京，我因此进到南京中央大学附中，继续念完了高中。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我和大哥当时是坐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南京，然后举家又到了重庆。
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我是1949年9月上旬进大学的。当时我知道重庆北碚有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关系的相辉学院，于是我选择了进相辉学院，选择农业是第一志愿。学农还有个好处，它的数学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说是统计方面有一点数学，其他没有。那时没有计算器，都用笔算或是算盘打，讨厌死了，都是些数字。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对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土改，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现在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苦又脏又累又穷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但是，既然选择学农了，我也没觉得后悔，而是坚定了学农的信心。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我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因为我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在当时任课的教师中，有一位管相桓教授，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含着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历史故事。管老师教遗传学，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遗传学只能是教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但他崇尚孟德尔遗传学，他曾说米丘林的"环境影响"学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
我于是利用大量课余时间去阅读国内外多种中外文农业科技杂志，开阔视野。我在广泛的阅读中，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并有意识地将他们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过比较。后来我开始自学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时，就去请教管老师。每次他都是非常认真细致地为我讲解，对我帮助很大。他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与主流不相合。也是与此有关吧，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迫于压力，"文革"初期，他便自杀了。
大学期间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梁元冈、张本、陈云铎、孙昌璜等。梁元冈会拉小提琴，我们就跟他学着拉。我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我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儿。当时，由于我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我取外号叫大" Bass "。我在大学里面是合唱团的成员，就是唱低音的。我喜欢比较经典的音乐，那时候是解放初期，唱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等；我也会唱英文歌，如 Old Black Joe 。每到课余时间，我和梁元冈、陈云铎、孙昌璜等唱歌的同学常常聚集到一个宿舍里一起唱歌，主要唱一些苏联歌曲和美国黑人民歌。 Old Black Joe 的歌词我还记得很清楚：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
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 .
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 . 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
I ' m coming , I ' m coming ,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 .
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
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但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
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沿着一溜下到江边的石阶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过渡的几分钱。你想想，三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我们的宿舍是平房，一排排排列并与嘉陵江垂直，每栋10间，每间住6~8个学生。当时，我们来来往往都要路经宿舍边一条水泥人行道。在靠近这条人行道的房间里，从窗口可看到人行道很远的地方。住在靠路边第一间的同学会说，从窗口看到远处一个摇摇摆摆的三角形上身的人走过来了，那就是袁隆平。因为我的肩较宽，经常游泳，肌肉较发达，腰又细，故上身呈倒三角形。
记得一次有个同学在嘉陵江夏坝段游泳失踪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得知后，就火急地跳入江中寻人，一直游到黄桷树（在东阳镇境内），找了很久。后来知道，那个同学被江底的石头卡住遇难了，十分可惜。
1952年抗美援朝时我还参加过考空军，那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800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考空军很严，36个项目，只1个项目不行就会被刷掉。哪项不行就打一个叉，只要一个叉就淘汰了。第一个项目是身高体重，看你是不是成比例；然后就是五官：眼、鼻、耳、口、喉，有沙眼不行，鼻子里面有点肿也不行；最后还要把你屁股掰开看，有一个同学就因此被淘汰掉了，因为他有痔疮。经过严格的体检，我被选上了，让我参加空军预备班。我好高兴，还参加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1953年）朝鲜战争已经有些缓和了，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了。那时候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20多万大学生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那时四川省分了四个行政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我们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1952年，贺龙元帅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我参加了游泳比赛，先是在川东区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同学们好高兴，因为这是西南区游泳比赛的选拔赛。我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他们说我潜力很大。后来我代表川东区跑到成都去参加比赛。成都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比赛中，我前50米是27秒5呢，当时世界纪录100米是58秒，这么算跟世界纪录差不多。后面50米就游不动了，最后搞了个1分10多秒，只得了个第四名。而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就被淘汰掉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
空军把我淘汰了，国家游泳队也把我淘汰了，两个都把我淘汰了。
大学同学都了解我是这种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他们说要给我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我不爱拘礼节，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不想受到拘束。我读大学时，人团很容易，但我没入，因为我自由散漫惯了，起不了表率作用。我早晨爱睡懒觉，响起床铃了也不起，打紧急集合铃才起，一边扎腰带，一边往操场跑。铺盖也不叠，卫生检查时，临时抱佛脚。我思想比较开放，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参加工作后，我回过母校几次，看看老师和校园，与同学聚会，倍感亲切。2000年西南农大50周年校庆，我们农学系回校的同班同学王运正、王世兴、林乔等相聚在一起，畅谈叙旧，合影留念。2008年我再次回母校西南大学（西南农大和西南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又见到了我的同班同学陈德玖、王运正等，我们在一起聊天，回忆过去，十分愉快。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市），江西省德安县人，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3年8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8月—1971年1月在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员。1971年1月—1984年6月任职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9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1984年6月—1988年1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1月—1995年5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5月—2015年8月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5月2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累计已在中国推广约68亿亩，增产粮食6000多亿公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而且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头雁”，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