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恒源创办的缘起
十九世紀末叶和二十世紀初年，我国的近代新织工业开始有了比較大的发展。在上海以及江浙和湖北的大中城市里，先后成立了一批近代纺织厂。不过在这方面，天津是相形見絀的。天津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迟于上海，而且远不如南通、宁波等一些中等城市。1910年,全国共有二十六家紗厂,其中竟沒有一家开設在天津。
本文要談到的天津恒源紡织有限公司，可算是天津最老的棉紡织企业之一，而且是机织平布的第一家。可是它的正式成立是在1919年,迟于南通的大生紗厂二十年之多。
恒源的前身是两家工厂:一家是官办直隶模范紗厂,另一家是商办的恒源帆布有限公司。說起直隶模范紗厂，那倒是名正言順天津第一家纱厂。它是1913年经直隶省公署核定,1914年3月在天津河北宇緯路西头建立，1915年4月1日正式开工的。这个厂由很小而渐渐扩充到五千紗绽,錠子是英国货。有趣的是,这批原始設备都是委托南通大生秒厂从国外盯购而来的。至于恒源帆布公司，它成立于1916年，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五十九台帆布织机和相应的染整設备。
人們常說,恒源紗厂是曹錕創办的新式企业。这句話,有一定道理,却不完全确切。說它有一定道理,是因为恒源的发起人之一是曹錕的四弟、直隶省省长、曹氏家族中精明强干的曹銳(即曹健亭)。恒源的資本，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掌握在曹氏家族(主要是曹銳和他的儿孙)手中。曹銳是恒源第一任总理,他的孙子曹郁文又作了解放前恒源最后一任经理。說这句話不完全确切，是因为恒源的具正創办人却是一个商人，或者說一个商人出身的产业资本家章瑞廷。
章瑞廷，可算是天津資产阶級的一个知名之士。他本来不过是一个经营洋布的小商人,只因为善于逢迎交际，自己开設了恒記德軍衣庄和恒源帆布有限公司以及其他买卖，在軍閥混战的年月里,承制軍装被服篷帐，本身就是个賺錢的行业，加上欧战期同舶来品竞争較少,再加上同軍队中的“长官”和軍需相互勾結,上下其手，于是利潤滾滾而来。他在天津河北地緯路及旧法租界花园路建筑了富丽堂皇的住宅①，成为社会賢达,同軍政要人酬酢往来，不可一世。他同山东督軍田中玉很要好。更因承办奉軍軍装，同鮑貴卿成为朋友。张作霖是鲍貴卿的儿女亲家，对章瑞廷也很信任。张到天津就住在章瑞廷的“公館”里。因为章瑞廷成了社会知名之士,尤其跟奉派要人关系密切，連张伯苓都十分拉攏他，請他捐款在南开大学建了一幢“瑞廷堂”。
章瑞廷的恒記德軍衣庄承攬軍装的生意，自然需要购买布匹当原料，他的帆布公司也需要棉耖,耖布的来源不是日货就是上海货,在当时因世界大战进口货减少的情况下,自己祊纱织布是个很有誘惑力的道路。章是足智多謀的人，他开始盘算与他的恒源帆布公司毗邻的直隶模范耖厂,如果能把模范紗厂租到手里,岂不是如魚得水,事半功倍。而要租直隶模范纱厂,最方便的捷径莫过于通过当权的直隶省省长曹銳，这是章瑞廷千方百計拉攏曹銳的主要原因。
除了以上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1.直隶模范紗厂离恒源帆布公司近,有五千紗錠，所出棉紗叫“蓝虎牌”，同当时日本紗“蓝凤牌”,“蓝魚牌”并称“三蓝”,是质量較好的棉紗。2.模范紗厂的厂长王竹銘，过去在甲种工业学校教书，是个纺织技术的人才。3.拉上曹銳,借重他的官势，还可以抬高身价，容易办事。这些都是章瑞廷的如意算盘。
再說曹銳,他既是直隶省省长,又負有直系軍队兵站总监的重貴,几十万大軍的粮秣軍装被服,筹办起来十分不簡单。曹氏家族开設了大米庄和粮栈等经营罩粮,可是还沒有一家自己的织布厂。章瑞廷找他談承租模范紗厂,倒引起他自己开办布厂的兴趣,办了布厂,旣可以解决軍需,又可以盈利。他又想到恒源帆布公司出品“炮車牌”帆布是独門貨,又是作帐篷、雨衣、馬槽、工兵架桥以及担架所必需,而且章瑞廷善于经营。所以曹銳提出,模范紗厂同恒源帆布公司可以官商合办,却不許租归商办。这是恒源舫织公司最初的动議,也是曹氏家族投資于恒源的渊源。
二、资本来源与发起人之间的矛盾
恒源紡织有限公司初成立时，資金額是銀元四百万元。其前身恒源帆布公司原资本十万元，模范耖厂五十一万元，正式合并时，估值都有升值，但升值部分記入私人名下。新招的私股，号称认股三百万元,实际只收足十之七八。
在分析恒源股东之先,有必要看看恒源的发起人。前面說过，恒源的发起人应該算是章瑞廷，从舫织公司仍沿用恒源旧名这一点上也可以反映出来。不过章瑞廷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势力不大，号召力不强,由他和曹銳找来一些官僚巨富,于是声势就大不相同了。下面,簡单介紹一下恒源的九个发起人:
章瑞廷 天津恒記德軍衣庄及恒源帆布公司总经理。
王鹿泉即王鸿祿,长芦盐运使。他是田中玉的妻兄。后来作过恒源副董事长的王慕沂就是王鹿泉的儿子。
田韞山 即田中玉,作过陆軍次长,山东督軍。下野后在天津閑居，同章瑞廷私交相好。曹銳死后,田作过恒源的总经理。
鮑廷九 即鮑貴卿,黑龙江督軍,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他后来作过恒源的董事长。
馮伯崇 馮国璋的长子。恒源的董事之一馮叔安是他的三弟。
张雨亭 即张作霖，奉系首傾。
边守靖 直隶省議会議长,曹銳的盟弟，作过恒源董事长，直到解放后。
宋文軒河务局局长。他本是王士珍的軍需官，后来投靠曹錕兄弟,作过恒源的副董事长。
曹健亭 即曹銳,曹錕的四弟，曾任直隶省省长，恒源首任总理。
恒源的发起人虽然有以上九个人，但是核心只有曹銳同章瑞廷二人。这九个人并不都是最初的投资人,最早投资的只有曹、章、田中玉、鲍貴卿四人,另外两个投資人是王彥侯(直隶省银行行长)和馮叔安(馮国璋之子)。
恒源最初开办时,资本额銀元四百万元。这个资本額,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1919年,全国注册的新式工厂一共三百三十五家，年均每家的资本仅为三十九万七千元。这三百三十五家工厂中，棉新织染行业共有八十家，不均每家資本額不过五十七万八千元①。恒源刚一开办就有资本四百万元，不能不說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恒源于1919年申請注册时呈报的股东名册中，认股的共有一百三十七戶。其中大約有一半用的是堂名,现在已不易查明是誰。认股最多的是曹健亭,七千股(每股一百元),还有他的家族曹秉权一千股,五聚堂曹二百股，共八千二百股。其次是章瑞廷四千股，他的两个儿子各五百股,还有三个堂名估計也可能是章氏家族，三百股,共五千三百股。再次是积德堂鮑(鮑貴卿)二千股:存义堂田(田中玉)一千股，田綬卿一千股;积庆堂王(估計是王鹿泉)八百股,王墓沂一百五十股;名册上还有合肥段谷香一千股，奉天海城三畬堂张(估計是张作霖)五百股。名册上写着官股直隶实业厅五千一百股，直隶省銀行天津总行三千股。认股在二百股以上的还有陈国陈、李赞侯、耕余堂鸿記、树德堂、齐兆記、怀德堂閶、成德堂宋、张子志、宝墨堂徐、东百忍堂张、餐鞠英館徐、福生堂李、郝洛滄、知止堂李等。
随着形势的变迁,恒源的股东也发生过一些更动,但基本特点仍然是:大部分资本属于以曹錕家族为核心的一个官僚和商人集团，是从封建掠夺的赃款轉化为产业资本的。后来才有一部分股权,逐步落到銀行或銀行家之手。
按恒源章程规定,股东非有二百股以上,不能被选为董事或监事。1932年,有被选为董监事资格者共三十二人，主要的有:曹少珊(曹銳之子)、曹郁文(曹少珊之子)、曹刚如、曹振东、曹君实、曹意虢、曹宾府(以上都是曹氏家族)、章玉蓀(章瑞廷长子)、章葆鋆(章瑞廷次子)、田中玉、鲍貴卿、李頌臣(天津盐商,即“李善人”)、陈秀峰(即江西督軍北洋軍人陈光远)、宋文軒(河务局局长)、张燮元(崇文門监督)、王彥侯(直隶省銀行行长)、孙朗夫(曹氏家族的謀士)、李小庭(曹錕亲信,厂内职工称他为“要飯吃的董事”)、王慕沂(田中玉的妻侄)、边守靖(直隶省議会議长)、殷献臣(曹錕亲信)。在这一年,名列前三十二名的只有一家銀行,即盐业銀行,化名“业記”。到后来,1946年,持有二百股以上的股东,由三十二戶减为十四戶,說明資本逐漸集中起来。而且与銀行有关的股东增至五戶。那年,最大的股东是曹郁文(一万一千二百一十四股),第二名是曹严淑君(二千三百九十股)，此外在前二十名内再沒有曹氏家族其他成員的名字。第三名以下的名次是:盐业銀行(二千零二十股)，陈亦侯(盐业銀行,二千股),王孟钟(中南銀行,一千七百股),边守靖(一千六百九十七股),周作民(金城銀行,一千股),田建国(田中玉之子,七百八十股)，馮叔安(五百一十四股)，宋文軒(三百三十七股)，王毅灵(三百股)，王子瑞(曹錕的总务,他的弟弟王敬修作过恒源经理，二百股),张重威(中南銀行，二百股)，李小庭(二百股)。
恒源是个“官商合办”的企业，官股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原来直隶模范纱厂是直隶省公署的官办企业，资本五十一万元。在1919年并厂时，这五十一万元算是官股，多估出三十九万元，曹銳說:“这三十九万就記在我的名下吧。”官股股票五十一万元,历届政府都拿它作押品向銀行借款。1926年，直隶省省长兼保安总司令褚玉璞因筹措軍費,多次催令出售。经李頌臣代霓买主,第一次二十万元,售与积余堂等八家,第二次三十万元,售与公善堂等三家,都是照七折繳价过戶的。另外，直隶省銀行會于恒源并厂时入股三十万两，而領有股票五十二万九千五百元。其中股票三十三万九千五百元被財政厅借出作押品,后来也按七折出售与各堂号。还有十九万元股票,沒有查到去路,很可能也被售与私人。据厂内老人談,官股股票多半是卖給章瑞廷、边守靖、路五福(閻錫山的亲信)。从那以后,恒源就变成純商办的民族資本企业了。
恒源由开始筹設起,发起人之間即充滿了矛盾,現将各情分述于下。
曹銳与张作霖: 张作霖旣作了发起人，也看出了投资于新式新织工业是个有利可图的出路,他通过章瑞廷表示願意入股,沒有想到吃了曹銳的橡皮釘子。曹銳虽然借重张作霖的名字作发起人，却怕他投資进来,夺攬大权，可是又不好公开拒絕，只好婉限制其人股数目。张作霖一看自己不受欢迎，索性連认的股也沒有加入,不久就自己出資在沈阳开办了奉天纱厂。
曹銳与边守靖:曹边二家交誼不可謂不厚,曹銳与边守靖是換譜的金兰兄弟。后来曹錕賄选，边守靖是个主办人。但是在开办恒源的时候，曹边却也有一段矛盾。原来曹銳立意将模范耖厂与恒源帆布厂合并一事，引起直隶省議会很多議員的反对。曹銳根本不理会議会的反对，就派边守靖以議长的身份四出疏通。議会見反对无效，又怕紗厂糊里糊塗被貪汚掉，就坚持在“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的前面，加上“官商合办”四个字。曹銳仍旧不理，議会也无可奈何。等到物議风消云散之后，曹銳派人給边送去恒源股票二万元,作为他奔走疏通的酬劳。边一听只有二万元,立时瞪起眼睛对来人說,“这就行啦?你快回去对曹四爷說，边四爷嫌少。”来人留下股票,回复了曹銳。曹笑笑說:“边四爷这个人呀,你給他多少也不够。不用理他。”边等了几天不見普信,結果收下二万元了事。
曹銳与田中玉:田中玉同恒源的关系也是很典型的。他从山东督軍任内丢官下台以来，蟄居于天津。他和章瑞廷是“通家之好”,二人的住宅后門相通。田作恒源发起人,主要是章的关系,曹銳对田是并不“买賬”的。恒源开創立会时，田中玉发言主张召开股东会。曹銳听出这句話的含义是諷刺他不“民主”，举起手中茶杯,猛然向地上一摔,嘩啷一声,举座愕然。田中玉隐忍下去,沒有发作。会議不欢而散。会后曹銳說:“田中玉岂有此理,咱們的事，不能让他管。”直到曹銳死后,田中玉在恒源作了总理,才算有了发言权。
几年以后,恒源資金周轉困难,由当时的经理刘筱斋向田中玉借款，以厂内的鍋炉、汽机等设备作为抵押品。不久，财务上出現更加支籼奇窘的局面，刘筱斋竟私自将抵押品出卖給石家庄电灯厂。正当一部分机器已拆运装上火車,大部分陆续拆运之时,田中玉的儿子田静宇聞訊即委托律师控訴于法院。法院开庭审理，合恒源停止拆运机器。恒源借款无着，訴訟失败,其是赔了夫人叉折兵。这时董事长边守靖又出面請客,要求田静宇給个方便,允許恒源出售这批机器。在席同,边守靖对田静宇百般奉承,“老侄长，老侄短”,非常亲热。田唯唯否否，虚与委蛇。飯后，田对律师說，“別理边四爷这一套。”結果,鍋炉終未运走。
曹銳与章瑞廷:曹章二人，本来是相互利用,各有打算,矛盾重重的。恒源初成立时，章瑞廷仗着他同工商界关系深，路子熟，负责购买机器，倒也頗为活跃。但是行政大权却掌握在曹銳手中，曹是总理,章是协理。下有经理王竹銘、副理武綉章，都是唯曹之命是从。章在厂内,未免有煢煢孑立、孤掌难鳴之叹。章为奉軍承制装，在恒源訂织平布,讲明匹长四十一碼牛。由曹銳負責的直系軍队，在恒源买布，匹长却只有四十碼。二者长度不同，价格倒也有相应的差別。不过曹銳不知詳情,暗中对章不滿,两人之間摩擦很多。只因为曹銳官高势大，章瑞廷无可如何。直到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爭中,因馮玉祥倒戈,曹銳丧命,田中玉作了总理,章瑞廷继任协理，才掌握了恒源的管理实权。
三、申請立案和建厂初期的困难
为了保存原貌,关于恒源申請立案的经过，我們不加叙述，而将当时申請立案的呈文照录如下:
“具呈人恒源帆布有限公司经理章瑞廷呈为公司創办紗厂,推广工业,謹具章程,呈請批准立案事:窃微公司創始于民国五年春，共集股本拾万元。在天津河北黄路設立染织工厂,采取火力织机制造各种防水帆布,业经禀蒙农商部批准注册在案。甫及三载，成效卓著。所出成品，恒不足以銷售。而所需线料，仍不免取資于日产。其价值則继长，增高于成本过巨,获利自微。揆以維持国貨之初心，敢不亟筹补救之良策。我国所产之棉,頗多輸出于日本者,故欲挽回利权，断非自立秒厂不可。发于上年股东常会創設推广紡紗办法，幸得一致贊成。然非資本雄厚,不足以言利益。筹划经年,甫得同志九人，共担发起之职务。购定地址于河北天緯路西閘口，面积六千余方丈。拟設紡机三万錠,增足织机三百部。先集股二百万元，着手开办，并决議发起人担任十分之六，余股分认召集。乃上年欧战未終，机器甚貴,基地价值亦昂,均超过預算之数,非追加股額仍不足以言利益。当查直隶模范紡紗厂之設,经已六年,制造极有进步,而获利甚觉微芒,其故职由于此。发具呈实业厅請将該厂租归商办。嗣蒙指令飭改官商合办,拟訂章程，遵照接收。計入官股五十一万元，复加股額三十九万元。連同旧厂新股,合計已达股本三百万元。一面继续营业，得茲官股提倡之功;一面筹备新厂,冀可速收扩充之效。况农商部維持实业,早頒保息之明文。敝公司敢不亟起直追,以期挽回外溢之权利!为此附具章程及概算书,呈請省长鉴核批准立案,以資保护。一俟奉到批示,由发起人将添招之股招足，禀呈請验资，并呈請农商部注册，即行禀报开办日期。再者,恒源紡织有限公司系由帆布公司推广,故由瑞廷具呈。所有发起人，另单附禀立案,不再列名，合并声明。除呈省公署及实业厅外,瞄呈直隶省省长曹(原档又将“直隶省省长曹”塗改为“天津县知事齐”)。中华民国八年五月日。恒源紡织有限公司章。”
恒源自1917年开始筹备以来，第一件大事就是购地建厂。厂址选在天津河北天緯路西窑洼閘口，那里是海河与旱河两河相接之处,水运交通比較便利。但是地势低洼,所以曾花费大量劳力和时間实行填坑垫土。記得购地时有一家不肯出售,恒源也不理他。后来那家一看,四周填土高过他家小房，再不搬家，連出路都会沒有了,只好同意出售，被挤得搬了家。另外一家，是颇有势力的学熙的房子,恒源沒有买过来,直到建厂以后很久才收购成功。
填土工程,费时一年竣工。从1918年开始在新址建厂,因为新址在模范紗厂之南,所以称为南厂,模范厂称为北厂。在建厂的同时，开始通过美商慎昌洋行向国外訂购机器。第一批訂购紡錠一万枚,织机二百台，鍋炉三座，发电机二台和一部分修理車床。第二批又为北厂增訂紡錠五千枚，为南厂续訂紡錠一万枚。1919年接收北厂，同时将原恒源帆布公司的帆布织机五十九台拆迁到南厂。1920年夏,新机安装完毕,試車良好。8月，正式开工生产,产品质量比較良好。这时,連同尙未安装的紡錠,全厂主要設备計有棉紡錠三万零一百六十枚,各种织机二百五十九台。
恒源最初开办时,倒还順利，但是好景不常，第二批一万錠就带来了麻煩。这批机器仍是通过慎昌洋行向美国訂购的。到货时，美金价格上涨一倍，无异一万錠子要付两万錠子的价錢。現在已不能确切說出当时的貨价,但是从眼册中查得几个数字,可以概括說明这个問题:
自筹备至1920年年底賬面結数:
南厂购置机器 1,187,854.89元
南厂机器关税运費 63;776.11元
南厂机器安装费 81,236.27元
北厂机器 460,096.92元
1921年眼面結数:
南北厂机器及关税运费 2,836,283.98元
南北厂机器安装費 138,937.06元
从上面儿笔眼目中可以看出，1921年南北厂机器及关税运费共为二百八十三万余元，而1920年南北厂机器及关税运费共为一百七十一万余元。也就是說,1921年增加了一百一十二万余元。这个数字大約就是后来一万五千錠的代价,与第一批一万錠、二百台织机、三座鍋炉、二台发电机及几台車床的代价大致相等。
这是恒源在創办不久所遇到的第一次打击，初次尝到帝国主义经济压榨的味道。不过，恒源还算是不幸中之幸者。同业宝成耖厂(上海宝成耖厂一二厂总理刘伯森創办,又称宝成第三),1922年刚刚成立,1923年就因为机器价款沒有能够及时清偿,而被美商慎昌洋行霸占过去,直到1931年才收回。
本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結束,正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良好机会，无奈国内政治经济情况非常混乱,使新兴的工业受到无数的灾难。恒源是1920年正式开工的，可是就在同一年，华北五省(陝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发生大旱灾,棉花减产。1921年,中国、交通两行由挤免而停免，工商业普遍受到影响。1922年4月，直奉战爭爆发,供銷阻滞。
当时,一般秒厂都遇到一个“棉貴紗賤”的难题。据恒源第四届年結賬略的記載,1923年,“花价奇涨,每担竟达三十六两。紗則銷路窒滞,依然如前,每包几减至一百四十两。”如按每包耖用棉三担半計，原料成本已达一百二十六两，加上工辙，成本必然超过紗价,足证“棉贵紗賤”的确是十分可观的。
造成“棉貴紗賤”的原因是什么呢?1927年5月华商紗厂联合会发表的“舫耖厂宣言”作了如下的解释:“棉何由?国产不足，供不敷求，一也。交通阻滞,内地之棉不能完全输出，二也。捐税重叠，外人有享用三联单之利益(外人以三联单在内地采办土货,沿途概免税釐),而华商則否,三也。不能直接购用外棉,多假手于外人,四也。紗何由賤?内战不已,人民生計已穷，购买力薄弱,銷路阻滞,苛稅繁兴而已。”
在华北,还受到“南紗北运”的竞争威胁。如1923年,恒源的年結賬略記載說:“华南各省坚决向华北推銷,比往年增加三四倍,本埠棉紗棉布因之一落千丈，每包耖落价四十两,”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日貨长期以来的倾銷竞争,更为严重。尤其是1933年以后，日寇公开走私,使民族工业更加无法維持。
以上种种,只能說是外因。至于内因,那主要是旧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经营方式。外因和内因加在一起,使企业加速陷入瘫痪。恒源从1922年到1924年，二年之間三度停工。后来1933年到1934年又两度停工。这当然絕非偶然的事情。
四、腐朽的经营方式
解放前的恒源，经营方式是十分落后的。这同它固有的封建性和家族性的因素是分不开的。厂内活像一所变相的大衙門，又像是旧小說里描写的封建大家庭。曹銳并不经常到厂，可是每次来厂时,沿途都要凈水泼街，其排場之大，在新式企业中是极其少见的。对厂内首脑人物的称呼是什么“曹四爷”、“章五爷”。曹氏家族的人，从来是以“企业为家”的。曹銳的儿子曹少珊吸食鸦片，速烟灯的灯芯都要由厂以粗秒棉条按时供应。
旧企业一般都是机构臃肿，头重脚轻的。恒源設有文膻、会计、营业、材料、庶务等科和稽查处、工务处。在这些机构中，地位最高，人数最多的是稽查处。曹家的亲信大多安排在稽查处。顾名思义，这个处是“稽查”工人的，是代替資本家騎在工人头上，对工人进行政治迫害、人格侮导的工具。 旧恒源虽是一个工业生产企业，但是经理部門却只重经营而对生产技术并不关心，只认为机器万能。所謂经营,也仅仅是找跟行銀号借资金，机头寸,买进卖出而已。用人只讲情面与关系，更换一次经理,絕大部分职員也随着进退，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像我們这样被称为开国元老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途也都被辞退过。恒源向例是每月15日发薪,在职员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話:“三十一号两不找。”它的意思是說,如果在月底被辞退,工资不退不补,“两不找”,反映出一种“五日京兆”不安于位的心情，根本談不到努力钻研业务。职员各自背景不同,靠山不同,彼此之間也有矛盾。系派斗笋,勾心斗角,都是司空見慣的情况。尤其是事务人員(特别是稽查处人員),比起工务人員来，位高一等。管购买材料的人员，买来原材料,不管合用与否,强制生产車間使用，从来沒有为生产服务的思想。
旧企业的腐朽性，非常突出地反映在采购和銷售中的营私舞弊上。很多旧企业都是固定资产超过資本额或是积压大量物资,原因之一是盲目采购。为什么要盲目采购呢?粹是因为业务不熟习么?不是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手采购的人可以收取回佣，大有好处。通过愼昌洋行到国外买机器有回佣固不待言，就是购买原材物料也无不有回佣。采买人员层层分肥,这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在日寇統治下,向敌人买棉花时,也还吃私肥己。章瑞廷开設了恒茂五金行,凡是恒源要用的五金器材,大多数由恒茂供应。曹錕的部下,把运河两岸护堤的柳树据为私有,强伐下来高价卖给恒源。恒源在棉花产地設庄购棉,又在天津設頤康、丰耖庄经营商业，轉手之间,都有一部納入私囊。以上所說，通过购銷收取回佣,还算是守规矩的作法。至于在数量上购少报多，价格上以少报质要上以大顶好，偷梁换,汽繁参、我門体袭也式不消处。容餐运我价公开国过“天卖，买卖、有天有卖,就有通票。”这里斯的选项指的是“敏毒”,而不是“公柜”。无怪恒源只要稍有铸机，联医购机器装备、局外人不知底彻,以为那能粹是为了发展生产，其发在时倒是醉翁之底不在酒呢？
另外,浪费现象也是十分惊人的。厂内黑(镁)自(棉)两货，深润最大美悠通油黄金,到处乱抛、钞和市的損耗,不在棉花之下，只是习以为前,热调无睹,无人过雨。在生产过程中，从不重假胶备的保养维修,甚至机件后研得十分严重,也不更换或修理。一遇资产、装器用置，机上的各种零件就被拆下，东拆西补,刻肉补疮。等预复工时，有的机器已经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人人无法开車。至于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多半是閉門造車,墨守成規，从来不到外厂家外地去参观学习。当然,外厂也怕同业偷艺，互不欢迎观察。随关自守,因步自封，生产技术进步极其迟程。
由于腐书的经营，物资的积压,使得资金经常处于左支右粮的表态，不得不靠借贷以资周轉。这些貸款,有的来自銀行，有的来自混号，也有的借自董事或股东,大多数具有高利贷的性质，因此每年都要支付巨额利息，加大了成本。仅由1926年至1934年八年之間，利息开支竞达到二百六十六万元，每年不均不下三十余万元,企业焉能得到发展。
1924年在恒源初期历史上，是变化较大的一年，外有天灾兵,内有经营困难。摘录第五届年結眼略中的一段,可以略岌当时的宠状。
“查本公司北厂久未开工,南厂于本年二月底始开工作，滿望祝特丰收，陷图自报,以挽数年来之颓势。距意春旱夏涨，天灾重降,原棉价貴,成本頻加,发展莫能,有秋是望。正殫精竭虑，广思救济之方,乃战禍頻仍,四郊之风云骤布,始而江浙称兵,继而直奉主战。金融停顿,百业调残。货存不銷，来源竭蹶。虽减工輟作，勉維現状,而牵蘿补屋,挹注为难。盖我厂以资产超过股本，利息之負担,早觉不支。其感受痛苦,自較他厂为尤甚。更以曹前总理，猝膺病故，主持无人,厂务废弛，危乎其殆。所幸,董事諸公，大力維持,复得田君蘊山屈肩重任,总理其成。.…”
在田中玉、章瑞廷掌握实权的最初三年里,经营上不能說沒有一些改进。例如,为了节約开支,把北厂全部設备迁并于南厂。其后并增置細紗四千錠,合股机四台。1925年，居然开齐昼夜两班。除“蓝虎”牌棉紗外,又創了“八仙”新牌,还修繕了河垻碼头，疏通了沟道,扩建了厂房。此外,还在外县設庄购棉,采办原料。但是，当时正是国内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北洋政权搖搖欲墜,无論如何挣扎,企业終于无法摆脱停工亏損的命运。
五、诚孚公司代管
从1927年起,因为北伐軍兴,局势动蕩,工人运动蓬勃高涨，企业的腐朽性更加暴露出来。从眼面看，形成年年亏蝕的局面，愈亏愈欠债,到1934年終因无力偿債,委托銀行团所組织的誠学公司代管。
誠孚公司代管,开始于1934年，历时十二年，直到1946年日寇投降后一年才由恒源的董事会收回。这是金融资本家同产业资本家短兵相接的一場格斗,不仅在恒源历史上是重要的一頁,同时也反映出整个民族工商业在旧社会的命运。
关于誠孚代管的过程，恒源第十六届年結賬略(1935-1942)中有以下的配载:
“溯查本公司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因时局金融之关系，及棉贵秒賤之影响,业务竭蹶,貨物滞銷,債累信增,亏賠益剧。加以工潮之糾葛,战禍之蔓延，外貨之傾銷，市場之雕敵，以致收入日感奇箱,进行愈感困难。遂于二十二年五月間，議决暫行停工，以紓危困。嗣董事会同人凑集款項,协力筹雜，始得于同年六月底开工，恢复原状。唯复工之后,市面仍极蕭条,营业毫无起色。且以前所負之旧債甚巨,已将厂内資产悉数作为抵押，而所需流动资金，仍唯恃多方借貸,以为周轉。公司亏累如此,势已濒于絕境。公私交困,債主盈門。业务艰窘万分,实难維持工作。不得已复于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宣告停工。然所欠旧債本息計为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余元，所欠各商号各堂号債款本息为三十六万六千余元。以彼时全厂资产之价格核計，纵破产亦不足淸偿旧債矣。而董事会深虑停工过久,所有厂房机器均蒙非常之損失，乃与銀行团洽商借款，筹划复工，以期对内維护股东的血本,对外保全社会之信用。會于二十三年七月八日临时股东会报告办理此事詳情，经大会全体承諾,并委由董事会与銀行团賡续协商,期底于成。遵经往复磋商,訂立借款合同暨债权管理契约，工厂事务委托銀行团组织之誠学公司代管。董事会同人等以此项合作办法，为本公司卷土重来之凭借,力謀积极調整,以图大业之复兴。经即修缮厂房，购换机器,内部設备焕然一新。岂意忽值二十六年事变,津市发生战事,危机瞬息,一日数惊。同人等与誠学公司妥慎应付，幸賴各方援助,本息一律清偿，并會发过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各年度之股息。现計本厂资产价格,已較昔年提高倍蓰不止。……”
誠孚公司接管恒源时,派其上海总公司工务处处长曾祥熙(伯康)来到天津兼任恒源经理。他接管恒源的第一项错施就是:只接管厂房和設备,不接职工,凡是恒源老职工，一概不留，甚至說“一条狗也不留”。解雇职工的工作，由旧恒源的经理刘筱斋負责。1934年正是国民党反动統治者对人民进行“围剿”，日寇步步入侵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时期，恒源二千多老职工骤然全体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很自然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曾祥熙联络軍警，使用高压手段，严逐工人。結果职工失敗了,这是天津各紗厂都有恒源老工人的原因之一。記得有一个老工人是穿繪脫产組长名叫邢叔文,因工負伤，右手断了四个指头。过去恒源几次停工，都因为他是工伤,不但留用他还照付工資。可是刘筱斋坚决辞退他,以符合曾祥熙不用旧人的政策。會祥熙态度之頑固，还可以从另一件事实上看出。当时有几台并紗机需要安装，新工人缺乏安装机器的经验,于是誠孚派人找老工人商談，請他們包工安装，并表示包价要多少給多少。老工人协議后回答說:“我們只要求回厂作工，工資多少不計。叫我們包工安装机器,完了事又不要我們,我們不干。”誠孚公司蛮横地拒絕了工人提出回厂的正义要求，結果竟将并紗机报废了事。
誠孚代管后的恒源，全部换了新人。工头和工人中熟手是从上海带来的，徒工从河北省保定、静海、楊柳青等地招雇。为了易于統治，进行更残酷的剥削，工人大部分是女工。恒源录用女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董权甫在被辞以后,又托人讲情,重新进入恒源。會祥熙对董說:“从此以后,你算是我的人啦!”恒源老董事会在誠孚代管后,对厂内情况毫无所知,十分气悶，就想了一个办法，派刘申之为駐厂员，实际是想探听一些消息。誠孚对刘封鎖了一切消息,甚至有一个职員对刘說了几句話,也受到了申斥。
誠学代管以后,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上，虽然比老恒源有了一些改进,厂内旧衙門气也减少了一些。可是,曾祥熙等经理人員的生活方式和大資本家的习气,比之“曹四爷”、“章五爷”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曾祥熙是日本留学生，妻子是日本人。他們的生活非常豪华,家庭一切开支,包括吃、住、男女佣人，完全由厂供应。职員由厂供应午飯,伙食分上中下三等。曾祥熙吃小灶仍不滿足,经常由館子叫荣。有一次职員也从館子叫荣,被會查知，不但扣罰工资，还罰他們几日不許出門。
天津渝陷初期,日伪盘剝虽然严重，企业在縫隙中图存，也还有些盈利。恒源董事会在1942年底还清旧債之后，并沒有急于把企业收回,而是继续委托誠孚代管。不久，日寇横征暴歙，日益加剧,誅求无厌,穷凶极恶,使企业再度陷入亏累的局面。
1945年日寇投降，人心振奋。恒源董事会于1946年1月14日从誠孚公司手中把企业收回。留下一部分职工,辞退一部分,又把旧职工招回一部分。在誠孚代管期間，恒源的事务人員曾暫时迁到董事长边守靖开办的信記銀号(地址在惠中飯店对門)，后又移至洪信銀号楼上办公。恒源收回自办后,他們才又“凱歌以归”。然面,誰又料到,日寇虽去,却有更多的厄难挡在前进的道路上呢。
六、厂方的压迫剝削和工人的斗爭
恒源工人人数，最初在模范纱厂时代，不过百余人，恒源正式开工时約为一千二百人,誠孚代管时約有二千五百人。工人来源，最初是由王竹銘等找来河北省阜城县以及大城县的一些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天津市貧民。诚学时期,工人来自江南,也有一部分徒工就地招收，已如上述。不管在哪个时期,工人們都像旧軍队里的士具一样制起来,受着整批軍官的层层监视。在恒源,因为創办人大多数是其正的“将被”和“士官”,这种监视就越发来得严密旧恒源对工人监观和管理的制度,十分背刻。执行制度的是稽查处。帮查們有一个特殊的标志,他們手中各持一根大木棍,走起路来，用木混敲击地面,发出警告的声普。
海导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度是多种多样的。厂内有荷枪的警卫，工人出入厂門要由稽查处搜身。除此之外,出車間回宿舍时要搜，怕工人携带纱线和棉花去链衣服和絮衣服。出食堂也要搜，怕工人偷饅头(旧恒源对职工供伙食，作为工资的一部分)。有了女工以后,专門顺来女管理员对女工也搜。曹說自己公然对职工說:“誰着是敢拿厂子一草一木,我拿他当土匪办!”
处罰工人的方法共分三种:一是罰工(罰半工、一工、二工不等);二是罰錢(一般罰五分、一角、二角、三角不等);三是体罰(罰站、罰跑、罰打)。再严重的就开除。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所迫，拿了厂内一点东西，被稽查处查出罰跪。当时有一个稽查是曹銳的堂侄,手持大木棍，指着罰跪的工人大声喊叫:“你好大胆哪，你吃俺家，还偷俺家!”女工宿舍有一架葡萄，工人若被发現摘吃葡萄，就要在葡萄架下罰站,并命这个被罰站的人捉“替死鬼”，即直到他捉到另一个摘吃葡萄的人,他自己才能走开。
誠手接管后，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前面說过,工头是南方来的。男工头称为正目、副目，多是管技术。女工头叫“宕管”，对女工无所不管,十分厉害。从南方来的工头和女工,多是通过上海大封建把头王龙华(解放后已被鎭压)招雇来的。北方徒工，多是托人在河北农村招展，进厂时要找两家鋪保。当时妇女并不顺到工厂作工,所以誰能介紹一名女工,工厂給他一元经手费。女工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一般是二十岁左右。結过婚的一律不收。入厂后結婚或生孩子,虽无明文禁止，但是女工都不敢让外人知道，唯恐因此而遭到解雇的厄运。女工进厂后，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女工宿舍,睡双层鋪,“飞机”(蚊子)“坦克”(臭虫)横行，同高級职員的舒适住宅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男工只能在厂外河岸上睡窝鋪，那就更次一等了。凡是住厂的职工,平时不許出厂,只能在星期日外出。家人每周只能来訪二次,在人事科内接見,形同探监。一些工头和职員用不正当手段侮辱女工的事情也屡有发现。
厂内的阶級斗争是剧烈的，特别是有了地下党的组织領导以后，恒源的工人群众都表現了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资本家对于工人群众的斗争火焰，是旣害怕又仇恨的。他們也有一套对付的办法,那就是一方面用腐蝕拉攏的办法，破坏工人内部团結，瓦解工人阶級的队伍;另一方面就是勾結軍警,利用反动势力对工人进行残酷的鎭压。
會经作过曹银家族直系被服厂经理的刘筱斋，是曹家的忠实奴傻。他會三度作过恒源的经理。他就會经用金錢收买过伪工会主席李宝龄，每月給以津貼，在会計跟簿上簡单地写“付李xx元”。最初人們沒有注意到这件事,天长日久，渐漸引起一些怀疑，但弄不清賬本上的“李”究竟是誰。后来具相大白，原来是腐蝕拉攏伪工会主席的見不得人的勾当。曹銳的孙子曹郁文，是解放前恒源最后一任经理，他也是拉攏和腐触工会干部的能手。不过他所能拉攏的不是眞正的工人代表，而是伪工会的一些伪代表,如工賊苑宝璜、吴广会之流而已。他們本是一丘之貉，物以类聚，原是不足为奇的。在恒源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工人采取怠工、罢工的手段进行斗争的次数是相当多的。我們两个人，过去一直是在車間作技术管理,直接同工人接触。我們那时也不懂什么阶級斗争,只是一方面代表厂行政“管”工人,另一方面又比較同情工人,所以有时工人通知我們說要罢工一小时或几小时,我們倒是从来沒有阻拦过。可是高高在上的经理們,却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記得1927年先烈李大釗在北京被捕时，厂内紗場和布場車問都发現了中国共产党为此而印发的宣传品。一个名叫程荣生的工人把拾得的传单交給了刘申之,当即轉交在厂的董事长宋文軒。宋文軒一見共产党的宣传品，好像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怕得不得了,立刻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是大事,我主不了,等我回复田总理再說。”田中玉本是軍人出身,作了总经理，还是督軍派头，对待工人的反抗只会高压。他會頗为自得地威胁說:“工人閙工潮，学生閙学潮,可都閙不过我們这些‘二尺半’ 呀!要知道，脫了‘二尺半’就是土匪咧,誰怕誰?”
直隶省銀行行长王彦侯也作过恒源的駐厂常务董事。他見工人斗爭得很剧烈,曾对刘申之說:“作管理的应該多跟工人讲讲,不要閙事。”当刘表示不敢去讲时,王彥侯威胁說:“鮑董事长說啦,若是宰他們几个閙事的,显着怪对不起他們的!….…”
旧职員和工头，是依附于資本家而且帮助压迫工人的。資本家用种种手段分化离問工人同职員的关系。职員的薪水比工人高，年終还能分点紅利,可以在厂里住家，职位越高，房子越多越好。工人工资低,除单身女工外,不能住厂。伙食名义上是厂内供应,实际是从工资中扣錢。职員的伙食分三等，但最低的一等也比工人的清湯咸荣强些。
在这样的对照下，工人对职員沒有好感。对稽查处恨之入骨固不待言,就是对工务人員也是敬鬼神而远之。包围职员,从背后扔梭子紗管打职員的事情,屡見不鮮。对个別仗势欺人的职员,那就更加仇視,只要他們在工人面前出現,工人的眼睛里就射出一股阶級仇恨的怒火。
1931年,恒源发生过一件工人用刀砍死管理員的凶杀案,表面上是私忿仇杀,实质上是阶級仇恨的爆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粗紗管理員赵伯岩,因为他的叔叔赵聘卿是銀行团駐厂代表,又当过裕元紗厂经理，自己以为有靠山，势力大，对工人非常看不起。有一次,广内发电机发生故障，明明工人可以自己修理，赵聘卿却从裕元紗厂将鲍玉堂請来代修，引起原动部工人的不滿。赵伯岩被派去看看工人的动态,他大搖大摆地走了一遭,回来以后发現自己身上穿的灰布大褂,背后被工人洒了一片紅墨水。1931年夏天某日,赵因为一个姓朱的工人曠工，竟自作主张把工人开除，并且对工人說:这是厂方的决定。工人听了，非常气憤,但是无处去申訴。約好第二天，再来厂办理离职手续。轉天上午，工人来到車間，赵伯岩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为工人写了出厂证，刚写完“因曠工开除”几个字，工人从怀中掏出一把荣刀，猛然向赵的头部砍去，赵当場丧命。車間里出了凶杀案,立即轰动了全厂，工人們議論紛粉，但是沒有人同情死者。这种仇恨的力量如此之大，迫得法院也不得不从轻发落了“凶犯”。
职員同职員之間的矛盾也很多。事务人员多半是经理部的亲信，工务人员一般不如事务人員的地位高。1929年，会計科来了三个新职员，都是经理的亲信,进厂不久就增了薪。这件事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但不久即被传了出去，后面車間的工务人員也知道了。工务人员为了爭取加薪,就以董权甫为首粗织起来,借研究提高产品质量为名，成立了一个“工务研究社”,全体二十余名工程技术人員都是社員。斗爭的方式,主要是編印文字材料,揭发经理部門的黑幕。一次,原动部管理員謝子綽回籍探亲,发现恒源派人到吳桥駐庄采购棉花，使用收回佣、虚报价格、掺杂、短种等种种花样营私舞弊。他把这些内幕新聞在工务研究社内揭发以后，研究社立即福写了材料,油印出来,分头到駐津董事家中去請願。一方面还在厂内办一个展覽室,陈列产品和残次品,其目的都是要暴露经理部的丑事。当时的经理王敬修一看这些工务人員来势不善，不敢高压,就把已经离厂多年正在賦閑的前经理王竹銘又請回来,因他也是工程技术人员,就派他管理工务，企图通过他把持和控制工务。工务人員沒有上当,继续斗爭,声势很大。外間传說恒源要换经理，厂方当即在天津大公报上登了一則广告，說什么謠传恒源将要更换经理，全非事实云云,就是針对工务研究社而发的。最后王敬修終于倒台,刘筱斋又当上了经理。工务人員也增了薪。与刘筱斋素不融洽的王竹銘不久也再度离厂他就了。
资本家勾結軍警直接使用暴力鎭压工人的事情，在恒源也发生过不仅一次。例如在1928年一次罢工风潮中，武装警察开枪威胁工人,打死布場一名徒工。1946年另一次罢工中,毒打了一个工人。关于后者,简单叙述如下:
1946年恒源董事会从誠孚公司手中把工厂收回，曹郁文作了经理。中秋节时曹郁文把“月餅費”取消。那时工人正酝酿要求增加工资,不料反而减少福利，当即提出交涉。曹說:“袷月餅費,是戴孚的旧例,不是恒源的事情,所以应該取消。"工人們认为不管是誰的旧例,都是工人应得的福利，不经工人同意,就不許取消;再說，維持工人最低生活的工资也得增加。曹郁女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来都是支持資方压迫劳力的,坚持不给，引起工人罢工。曹被迫照发“月餅費”,而心中大不愉快。正在这个时候，稽查处在水泵房抓到一个閑住的厂外工人,曹郁女满腹怒火,倾泻在这个工人身上,命令稽查处人员在经理室内将这个工人拷打了几个小时,诬他来厂有背景。在拷打时，指定女工宿舍两个女管理员翟文錚和王冠一在旁观看,把她二人吓得面色如土。叫她們看的目的,是要她們回去述說,以鐵懾女工不再参加罢工活动。与此同时，厂方还宣布禁止工人交談,凡二人在一起談話的即被疑为是商談罢工,并派警察保安队在厂内来回巡冠。女工宿舍内的工人害怕，有的二人挤在一个床上,也被强合分开。
临近解放的几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进展,反动派特务抓人的事情也更多了。有一天董权甫正在经理部同曹郁文谈話，原动部的主任王純忠对曹郁文說，所属修理厂的管理員王世林是个共产党员。曹对董說:“你知道这个王世林嗎?”董知道王是共产党員,但随口說“王在修理科这几年,工作很謹愼,不像是干地工的。”沒过几天,公安局又到厂内来偵察，仍然問董王世林是否共产党员,董也仍旧說“肯定不是”,才算支应过去。当时厂内人事科,对地下党的活动也多方值察，但是除少数死心路地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子以外,职工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員总是加以掩护的。
七、受尽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掠夺
恒源最初从美国购买机器,因美金涨价而吃了大亏,这件事前面已经談到过。那次随机器来了两个美国工程师，住在南厂对面的“状元楼”内。他們的任务本来不过是指导安装机器，可是他們竟插手中国工人内部的事务，分化工人阶級的队伍。那时南厂刚刚建成，安装机器的工人到厂不久，对北厂的工人有些門戶之見。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引起南厂工人停止工作，安装机器的进度受到一些影响。美国工程师竟然威胁南厂的工人說:“誰听話，以后我們美国机器来了还要他安装。誰不听話，以后有美国机器也不給他安装。”
早在直隶省模范紗厂时代，就有一个日本工匠，名叫佐野南馬。他名为工匠,实为总工程师，每月工資二三百元，比像我們这样大专毕业的工务員的薪水多好几倍。他的工資虽高，平常却不好好作工,专門等到公休日或假日才加班，一則是平时技术保密，二則加班可拿双倍工資。
恒源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感到日货傾銷像魔鬼一样形影相随。在天津設立的日資紗厂有裕丰、双喜、岸河田和上海纱厂共四家。有几家中国紗厂,因为敌不住日本紗厂的排挤，被吞并过去，也变成了日資紗厂。例如1925年华商裕大耖厂因无法偿債，被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接管,訂期二十年。1936年,宝成秒厂也因无力偿債，被债权人拍卖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与大阪伊藤合粗的天津紡织公司。裕大和宝成这两个厂后来合并,即現在棉訪三厂的前身。1936年，另一家华商耖厂,裕元紗厂，因欠日本大仓洋行三百七十万元,被拍卖給日本钟渊紡织会社，改称公大六厂，即棉紡二厂的前身。另外,天津第二个最老的紗厂华新紗厂,原资本二百四十万余元,因亏累过巨，以半价一百二十万元卖給日本钟渊舫织会社，改称公大七厂(即后来的棉舫七厂，在解放时毁于战火)。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只剩下三家华商彩厂,即:恒源，北洋，达生。日寇占領天津以后,这三家紗厂同其他工业企业一样，一步步成为日本軍国主义者公开摧残和野蛮掠夺的对象。
日寇控制纺织工业最毒辣的手法是統制原料和成品。統制棉花的机构叫做“北支棉花协会”，后又改名为“华北纖維公司”。在中国化了的名字的掩盖下，施用了最苛刻的压榨方法。工厂不許直接购买棉花,每月听候纖維公司“配給”。生产出来的紗布,不許自行出售，必須按极低的限价交售給纖維公司。如果违犯这个規定,就被当作“经济犯”严加惩处。不过，前面也曾提到过，当时恒源正处于誠孚公司代管之下,曾祥熙是个日本留学生，他在日本軍国主义者入侵时期，照旧能够应付裕如,并且还能为个人取得额外收入。
更直接的掠夺是在“献铁”的名义下,强索紗錠和电动机。1942年8月15日,诚孚公司給恒源董事会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几句話:“华人紗厂应供出紗绽百分之三十二,由华北舫织工业会转达，奉关系方面命合举办在案。恒源应提供紗錠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九錠①,計合三百四十三点九三公吨,已经工业会交易之营团接受完毕。茲将該团所具之‘检量立合调出’抄录副本送新备案”云云。1942年9月27日，诚孚又一次通知恒源董事会:“恒源厂前奉关系方面指定，应供出游休电动机。第一次供出者計三十台.昨由北支开发公司取去。附上受倾证一份，新备案。”这些都是日本軍国主义者摧残中国工业,公开掠夺中国财富的强盗行为的铁证。
八、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恒源
抗战胜利时,天津仍然只有原来的十家紗厂，其中华商三家，日商七家。国民党反动派劫收大员飞到天津以后，接管了这七家敌产,改名为中国纺织公司所属七个厂。直到解放前夕,天津的十家紗厂,无論国营私营，都已他尝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痛苦，奄奄一息,瀕于絕境。
恒源自1946年收回自营以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滥发纱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本来在欧伪就治时期，很多企业都从賬面上調整了資本额，恒源因在賊学代管时期,沒有办理调资手续。1946年12月25日,“依法办理增资，将原有之股本四百万元,增至四亿元。”①但是国民党的通货膨服,已经开始无法控制,“物价直线上腭,本公司无大量袁金,致呈周轉困难之局面。而原料亦因价格高涨,无力大量购买,益行缺乏。”③这时国民党政府对紗厂配给了一部分美榀，恒源也得到生产一千包棉粉的原料,相当于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四。
恒源得到一些原料,虽然是杯水車薪,总算恢复了日夜两班生产。但是“本年不均物价指数較之三十五年(1946)約增十倍。上涨之烈,可見一般。为維护股益及充实周轉资金计,乃于本年(1947)12月复依法办理第二次增资。除将房星机器增值外，并加收现金一部，将原有四亿元之股本额，增至二百四十亿元。”人們在当时还不能理解，股本无論怎样调整，总是赶不上通货值的速度的。
上面摘录的一些文字，不能描述解放前民族工业生产的窘境于万一，但却足以說明，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下，挣扎图存，何其不易。尤其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原棉来源濒于断絕,价格步步上涨。反动政府虽然仍配給少量棉花，但是采取以布易棉的办法，棉花与棉布的交换率极不合理。工厂为了避免生产停頓,纵有亏損，也不得不勉强接受。眞是飮鴆止渴，进退維谷。到了8月間,恶性通貨膨服达到顶点,全国经济陷入全面大混乱、大崩潰。蔣家王朝穷凶极恶，发行了金元券，对全国人民进行最后一場搜刮掠夺，同时强令工业产品必須限价出售。恒源在限价范围内出售成品，可是却不能按限价补进各种原材物料,損失惨重。1948年12月,天津解放前夕,市面停滞,物价跌落,这时恒源旣无原料,又无燃料,被迫停开夜班,减产待变。
经理曹郁文,少不更事,缺乏经验;董事长边守靖,怕曹把企业搞糟,事事都要过問。二人之間矛盾重重,沒有統一的意見。解放越迫近,曹郁文越不安心，好像热鍋上的螞蚁，不知如何是好。他暗中写了两份委任书，一是委任刘申之为厂长,一是委任董权甫为副厂长,却沒有发表。他的用意是,如果很快解放,就发表;如果不解放,就不发表。由于形势急轉直下,他偷偷溜走,逃往台湾,作了蔣家王朝的殉葬人。边守靖选择了留下来的道路，解放后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
恒源成立至今巳途四十年,在旧社会度过三十年,所走的道路同其他民族工业一样,是坎坷不平的。
九、恒源的新生
1949年，天津欢庆解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植和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恒源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并且遵循着党所指引的道路，比較順利地納入初級和高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軌道。在工人阶級的領导下,经历了伟大的“五反”和历次社会改革运动,恒源是天津市成立劳資协商会議的第一家，并为旧企业改造作出示范，成为获得“模范厂”光荣称号的私营企业。1954年10月1日更在改造的道路上向前跃进一步，实行了公私合营。1954年合营的一年，全年生产棉紗二万七千五百零五包(混合产量,以下同),接近旧恒源最高产量水平;棉布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九匹,比过去最高水平多了一倍半。1956年并入中型布厂五家，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全年生产棉紗三万六千九百二十五包,棉布五十五万三千八百六十九匹,又比合营那年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四十。
1962年，根据国家规划,恒源由一个棉纺织厂改造成为一个精舫毛舫织厂,設备有精舫环錠細紗一万枚，毛织机一百六十八台,和全套染整設备。目前紗厂已经投入生产，毛紗质量被評为全国第一。织机也将陆续投入生产。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董权甫、刘申之编写，唐宝心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