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就这么走了？什么都不带？”
张主任站在门口，声音低低的，像是怕别人听见，又像是在压着什么情绪。
我正弯腰往搪瓷茶缸里倒热水，闻声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都带走了啊，这不还剩个茶缸子嘛。”
他愣了半天，像是被我噎住了，最后叹了口气：“老魏，你这人啊，就不能多想想自己？”
我没答他的话，把茶缸盖紧，站起身，拉开抽屉，把一叠旧报纸和几本早就泛黄的教案装进了一个布袋。
“张主任，别站那儿了，回去忙吧，我这儿收拾收拾就走。”
他站在那儿没动，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像是还有话要说，但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
外头的操场上传来孩子们整齐的喊声，窗外阳光很好，铺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这地方，我待了整整三十五年。
1988年，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学校只有三间破旧的平房，操场是土的，学生们上课坐的是长条凳，连书桌都有些摇摇晃晃。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是个“傻冒”，大学毕业还愿意来这种穷地方。
可我觉得挺好。
学校虽然破，可孩子们的眼睛亮堂堂的，像是装着星星。
只是啊，穷是真穷。
有一年冬天，食堂的伙食实在紧张，司务长愁得直挠头，说孩子们连菜汤都快喝不上了。
我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领着学生在学校后头开了两块菜地。
春天种黄豆，秋天种白菜，虽然不多，但总归能让孩子们的饭菜里多点颜色。
我还记得，刚种下黄豆那年，镇上来了几个检查组，说是要看看学校的情况。
几个领导在操场上转了一圈，最后进了食堂，端着碗看了半天，问我：“老魏，学校的伙食怎么这么简单？孩子们能吃饱吗？”
我笑着说：“吃得饱，就是吃得累点。”
领导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下午，检查组走了，留下了一笔钱，说是改善伙食用的。
可我没把钱都用在食堂里，而是拿了一半修了几间漏雨的教室。
后来听说，有人背地里议论，说我这人心太大，钱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不懂得“讨好领导”。
我听了，只当没听见。
这些事，张主任也劝过我。
他说：“老魏，你这么干，有时候不讨好。”
我笑着拍他的肩膀：“我是校长，不是讨好人来的。”
三十五年了，我没觉得自己做得多好，也没觉得有多遗憾。
唯一让我放不下的，是我的家。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些年在外地打工，出了意外，没了。
小儿子从小跟着我，性子倔得很，不爱读书，后来跟着村里的木匠学了点手艺，勉强能养活自己。
可他总说，镇上没机会，他想去城里试试。
我劝过几次，没用，最后也就随他去了。
最近一次见他，是两个月前。
那天他回来，坐在家里的小院里抽烟，跟我说：“爸，我想开个木工厂，可手头差点钱。”
我没说话，回屋翻出房产证递给他：“拿去吧，别太勉强自己。”
他看着我，眼圈红了，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
那天傍晚，他走的时候，我站在大门口，看着他骑车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的土路尽头，心里空落落的。
这些年，我忙着学校的事，疏忽了他太多。
可回头想想，我也没什么别的选择。
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我回过神，发现自己已经骑到了村口的小桥边。
桥下流水潺潺，岸边的柳树在风里轻轻晃动。
我停下车，坐在桥栏上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搪瓷茶缸，从里面倒出了一张纸条。
纸条是小儿子早上留的，上面写着：“爸，房产证我拿走了，别怪我。”
我看着纸条，心里发酸。
想了半天，我叹了口气，把纸条重新塞回了茶缸里。
回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张主任见我回来，瞪大了眼睛：“老魏，你不是走了吗？”
“走了啊。”我笑着说，“可我一晚上没睡好，想着再回来看看。”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半天，最后叹了口气：“你啊……”
我没理他，走进办公室，拉开抽屉，发现里面多了一张纸条。
“老魏，报纸、奖杯都卖了，钱放在桌上。”
我愣了愣，回头看见司务长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
他说：“你不是说想给孩子们多买点包子吗？我就想着，干脆卖了，多凑点。”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的木工厂。
厂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头发乱糟糟的，可脸上的笑容特别亮。
“爸！”
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是我的小儿子。
他拉着我进了厂房，指着一排木头桌椅说：“爸，这是我做的！”
我走过去，摸了摸桌子的边角，光滑得很。
“不错。”我点点头，心里忽然轻快了许多。
这些年，我以为自己亏欠了他，可现在才发现，他早就懂得了独立。
临走前，他塞了一叠钱给我，说：“爸，这是我第一笔赚的钱，你拿着。”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
骑车回村的路上，我经过学校，发现操场上站满了人。
张主任看见我，跑过来拉住我：“老魏，快来看看！”
我走过去，看见操场中央堆着一大堆东西，有黄豆，有白菜，还有一口大锅，锅里的包子热气腾腾的。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大家凑的钱买的，说是送给你退休的礼物。”
我看着那些包子，心里暖得发烫。
有些东西，是真的不会白费的。
学校的钟声响起，我抬起头，看见阳光洒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