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陶铸同志受党的委托战斗在鄂中时,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他那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高贵品质;他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真理,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他那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敢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勇于负责的优良作风;他那艰苦朴素,忘我工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给予我的教育和鼓舞是极为深刻巨大的。
一
一九三七年，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交涉营救陶铸同志出狱。陶铸同志出狱后，即被党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陶铸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当时,党所领导的湖北省乡村促进会、中国农村社、抗日民族先锋队、青年救国团、抗战剧团,以及各群众团体，非常活跃。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地的青年和大专院校学生与武汉地区大专院青年学生会合,抗日的烽火在武汉风起云涌。九月间,董必武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主持武汉地区抗日群众工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行装甫卸,他就积极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这时,国民党湖北省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立三)及国民党有识之士石瑛(蘅青)、李范一、张难先、李书城、孔庚、周苍柏等均先后来到董老的住处谋求抗日救国之道。在一天晚上,石瑛(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秘密来到董老的住处,在一支蜡烛灯光下,董老和他恳切谈了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等重大问题，要他考虑如何运用建设厅及合作委员会等机构作一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石瑛颇为感动，认为找到了光明，获得了办法。石瑛当即答应运用省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并请董老大力支持。董老同他进一步磋商后，决定用省合作委员会的名义，李范一出面，由共产党派人负责全面领导，在短期内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工作。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汤池，故称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以下简称训练班)。董老考虑办训练班的目的，是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机构，用合法的名义，训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为恢复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好准备。
董老同周恩来同志研究决定派陶铸同志以共产党员公开身份负责领导训练班的工作。为了招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武汉地区大专院校青年学生参加训练班学习，邓颖超同志还在汉口华商总会作了动员报告,人心振奋,报名者极为踊跃。经过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武汉大学等处口试后，于十二月十七日晨集中在汉口集家咀码头，由陶铸同志亲自率领这批青年，我当响导，乘小火轮到天门县皂市转往汤池。
那时，陶铸同志化名陶剑寒,又名任陶,年仅二十九岁,却蓄有短胡须。大家尊称他“陶先生”或喊他为“陶胡子”。他目光炯炯有神，浓眉间的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他身材不高，但尚结实精悍，神采奕奕，一望可知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铁骨铮铮的共产主义战士。陶铸同志率领这批革命青年，高唱着抗战革命歌曲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以一当十,百以当千!
前进!中国的青年!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
大家情绪高昂，歌声嘹亮。陶铸同志就是用抗战的革命歌曲教育我们,鼓舞我们沿着党中央、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这批青年虽然决心大，热情高，但缺乏农村实际斗争的锻炼。从天门县皂市到汤池步行八华里,有人连自己的行李都背不动,把背包放在地上用脚踢着滚动。李范一见此情景就笑着说:“这怎么做农村工作?又怎么打游击?”陶铸同志说:“用不着怕!现在都是矿石,久炼成钢,他们将来一定会变成钢铁的。”
十二月二十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榜样办理的,教师和学生六,七十人,都过着艰苦朴素、团结、紧张、活泼的战斗生活。经费由省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节约部分行政经费，及汉口上海商业银行经理周苍柏乐捐(三千元。每人每月发生活费三元,吃的是粗米,白菜、萝卜;住的是祠堂、庙宇和民房;睡在稻草铺的泥土地上。教员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刚刚离开大城市和学校环境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教员大多是由董老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先后介绍去的,有曾霞(曾志)、潘怡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林、陈辛仁、雍文涛、李华、吴声恺、沈少华(德纯),刘慈恺、顾大椿、蔡承祖、许子威、童世光等同志。有时还临时请党内领导同志前去讲课。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党课、游击战争战略和战术。此外还有军事演习。除课堂分组讨论和军事演习外，还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农民劳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和称赞。同时,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作一些抗日战争的活动。李范一见此情景，不胜感叹地对陶铸同志说:“这个办法好,只有共产党有办法。我们抗战一定会胜利!”
第一期仅仅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接着办第二期。各地要来汤池训练班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调派别动队到皂市监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及其姘妇费侠(钟祥县人，叛徒)、国民党省党部常委杨子福、国民党立法委员卫挺生先后来到汤池收集情报。甚至连蒋介石也出面干涉，他找王明质询:“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王明回来和蒋介石唱一个腔调，叫嚷什么:“陶铸太左了。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不要讲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合作社就行了。”“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国民党出钱,要贷款就给贷款，为什么搞游击战争?”王明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长江局扩大会议上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要放弃我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董老和陶铸同志不同意王明的错误意见，仍然要坚持讲党的建设、马列主义、游击战争。国民党顽固派一计不行，又施一计，他们对石瑛施加压力，要石瑛停办训练班。石处此情况下，也有一些动摇,立即找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请教对策,我也在座。周恩来同志将抗战形势和前途作了精辟分析和阐明后，董老将汤池训练班的简要情况作了说明,并将训练班的严肃紧张、朝气蓬勃的情景讲得非常动人。这时,石瑛的态度也逐渐转变,认为训练班还是继续办下去。周恩来同志还对我说:“银行的贷款要与抗战的形势相结合。”董老明确指出:“贷款要贷给贫苦农民，他们最守信用，手续要简便一些。”对农村合作贷款指明了方向和办法。经过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坚决斗争,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训练班共办了四期(第一、二、三期办在汤池,第四期办在武昌),先后培训了三百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比如:演讲、演剧、教唱革命歌曲、编写墙报、成立书报合作社、推销《新华日报》及进步书刊和杂志,设立合作饭店、军人服务社,组织各界抗日救国会、儿童团、各种座谈会及各种夜校,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的工作,发展了抗日大好形势。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更明确具体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周恩来同志和董老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董老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陶铸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指示，他坚定地说:“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为‘临时学校’;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在陶铸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排除和抵制了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又办了两期汤池临时学校，招收鄂中地区知识青年，为本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工作培养地方干部。这样,又为鄂中地区培养了一批革命火种,把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二
国民党顽固派视陶铸同志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陶铸同志去之而后快,而王明也要将陶铸同志驱逐越远越好。当时,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考虑到:陶铸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和广州起义，独自在福建东南搞过武装斗争，象这样有斗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对今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能起重要领导和组织作用。因此，他们指示陶铸同志不能走远，暂在沙市待命，以便随时回到鄂中地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日寇铁蹄深入，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人心极为惶恐,不可终日。这时，陶铸同志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会合。陶铸同志到丁家冲时，仅有蔡松云(斯烈)带了八条枪和十多个人，人少力单。陶铸同志立即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英把武汉沦陷前通过董老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及一些长枪从湖区立即带上山来;集中了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们党派汪心一改造的郭仁太的队伍，以及经沈少华(德纯)、徐休祥(觉非)进行统战工作而稳定下来的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李又唐的队伍，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同志又发动干部和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枝弹药,来武装我们的队伍。因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和枪多起来，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各路队伍集中达五百余人,声势很大。在鄂中党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成批男女青年纷纷来到丁家冲,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党委决定由杨学诚同志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西)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并进行筹粮活动，保证了部队扩充后的给养供应。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大鼓舞了人心。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张执一、钱俊瑞同志在襄阳地区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通过钱俊瑞同志在李宗仁那里活动,决定设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张执一同志极力主张我去鄂中打游击。行前，他为我题词:“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前一面是光明的一面，后一面是黑暗的一面。愿我们携起手来，庄严的工作吧!”他又作了《红旗插到大洪山》(七绝)的革命诗篇:
倭军百万似狂澜，
大好河山痛破残。
谁作栋梁支大厦?
人人翘首望延安!
人民战士越重关,
个个生龙活虎般。
开辟鄂中根据地,
红旗高插大洪山!
执一同志的题词和革命诗篇给予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十二月初在随县均川镇贺氏祠成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聘请陶铸同志为顾问,委任我为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司令。那时,我才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既没有做过行政工作，更没有带兵打过仗，中忐忑不安，怕不能胜此重任。当时，陶铸同志也在均川，他介绍了应城县及鄂中一带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及我游击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要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大胆去干……。在欢送会后。李范一、李相符、刘慈恺、许子威、史略等同志为我题词，许多同志都鼓励我去大洪山打游击。回忆董老在武汉时曾教导我:“一个青年要有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张执一、钱俊瑞等同志支持和鼓励等等,都给予我巨大的力量。翌日清晨我即背着背包，翻山越岭走了一百多华里到达国民党应城县政府所在地--李家冲，见到了国民党县长鲍佛田(京山县人，留日学生)，我当即出示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委任状。他很高兴，因为他早想走，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对于我的到来，他求之不得。因此立即召集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及保安大队训话,并将应城县政府一颗方铜印移交给我。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亲自指挥下，在党的核心武装力量大力支持下，我顺利地接敢和改组了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任沈少华为秘书长，张文津为参谋长，李又唐为第一大队长(原保安大队长),郭仁太为第二大队长(经过我党教育改造过来的汉流队伍)，蔡松云为挺进大队长(党的核心武装)，鲁尔英为特务大队长(党的核心武装)，黄定陆为独立中队长(党的核心武装)，栗秀真为军医医院院长。恢复和建立了四个行政区,分别由张谦光、苏化龙、蔡松云、徐休祥(觉非)担任一、二、三、四区区长，委派汪心一为湖区办事处主任。并将应城县游击司令部迁移到京山县问家冲张先浩的家里，由陈玉虹(许明清)、张先浩所率的地方武装站岗放哨,担任侦察和向导,并供应给养。因为党支部在此先做了大量的群众和准备工作,群众的基础良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游击根据地之一。陶铸同志从随县均川镇回来,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将队伍分别集中在问家冲及赵新河一带进行整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宣传动员和组织武装农民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根据党的指示，我们积极进行对国民党进步军队川军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七师师长陈离(静珊)，川军一二二师七三一团团长刘景素,桂系军队一七三师钟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互相合作和配合，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二七师师长陈离赠送了德国造二十发快慢机驳壳枪二十支、手榴弹和子弹数十箱、电台一部;川军一二二师七三一团团长刘景素要求和我们配合打游击;桂系一七三师钟毅部队要求派人联络，加强联系，共同抗日……等等,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也鼓舞了国民党进步军队的士气。郑涯萍(绍文)、谢威、潘乃斌(琪)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并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内外结合，发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威力。
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的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人和枪更多了，但问题也相应多了。一则因为部队刚组织起来不久,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二则因日寇野蛮凶恶，经常进行扫荡和骚扰，更加以阴历年关已近，许多战士是当地人,家乡观念重而想家。一九三九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与日寇扫节战斗中，我特务大队损失很大，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受到部分损失。面对着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灰心丧气，而陶铸同志则意志更加坚定。他斩钉截铁地向大家说:“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失败者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消极思想、畏难情绪……等等都是错误的。”陶铸同志并用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沦陷前夕各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和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给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反复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应当学习鲁迅先生这样的战斗精神，……特别是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投降，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出卖，反对个人主义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困难中，要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是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当时虽然寒风凛冽,但干部和战士无不被陶铸同志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音容和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所感染。全体干部和战士一致表示决心:“我们坚决战斗到底，义无反顾!”大家情绪激昂，气吞山河。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陶铸同志还不肯休息，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他的肺病发作,咯血，发高烧,仍坚持与干部、战士亲切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陶铸同志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度外,继续忘我地工作,真是感人肺腑。他一九三九年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气壮山河《七绝》的诗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
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
拼将赤血灌春花。
陶铸同志这首革命诗篇,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至今仍留为美谈。
陶铸同志身负重任,在艰苦恶劣环境中,仍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把整个抗战形势和鄂中敌、我、友的情况分析得很透彻，并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来指挥战斗。他指出:“我们要打主动仗,不能打被动仗,老是挨打不行。我们要打出去,既有分散，又有集中,活动范围扩大一些,打了就走，神出鬼没，让敌人无法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就活动了……。”他又对我说:“你到国民党川军一二二师七三一团去做做统战工作，这个团比较可靠，与我们有联系。你去时就找团长刘景素谈谈，他的态度是明确的,要打游击，他是会答应的。你不要到王营长那里去,这个营长不可靠……。”我很惊讶,陶铸同志对于国民党川军内部情况竟如此了解，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对我说:“你还须去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汇报一下我们打游击的情况,观察一下石专员的动态如何?要谨慎,要慎重。你从大洪山西南进入长岗店,不要从东北方向走,那里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刘和鼎驻扎在那一带，要小心一些。”
这时,党中央已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会有反共逆流出现,特派李威(先念)、马致远(刘子厚)、娄光琦等同志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顶住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反革命逆流。途中,我高兴地见到了先念同志、子厚同志、光琦同志，我表示了热烈欢迎之意。
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陶铸同志按照所订的计划,就地组织了公安砦伏击战斗。陶铸同志事先得知情报，有五、六十名日寇押送一支几十条船的运输队，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河运输物资，据问船上还有一些军火。当日寇运输船队在京山、应城交界的公安砦下游周家河宿营的那晚,陶铸同志在丁家冲附近的一个祠堂里，召开了战前动员会，说明了这次伏击战斗的目的:“第一、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响，更好发动群众，给害了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一付清醒剂。第二,可以锻练部队。第三、搞一些敌人的军火和物资。要决心打好这一伏击战。”当即宣布蔡松云、黄定陆为正副指挥。陶铸同志亲自参加这次战斗,也是这次伏击战斗的总领导人。接着蔡松云作了战斗的具体布置,伏击战场选择在公安砦上，居高临下。五十多个战士的队伍，带了二十几支手枪，二十几支长枪,一挺轻机关枪,分为三个班组布置在三个据点上，陶铸同志、蔡松云、黄定陆居中指挥战斗。规定当敌船队进入我预先埋伏阵地时，发起进攻。撤退时,要注意互相掩护。战斗布置完毕，连夜向公安砦进发，在拂晓前两点钟到达战斗地点，当即封锁消息，各班组按布署进入阵地。当敌船进入我伏击有效射程时，战斗立即同时开始。我指战员英勇奋战，机枪、步枪、手枪同时射击,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中弹落水,有的死伤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船的甲板下，有的敌人跳入水中向对岸鼠窜。当时，蔡松云率领部分战士涉河追击敌寇,非常英勇。这时，后面船上的敌人,惊魂稍定,开始组织反攻,当即遭到我游击队勇猛狙击，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又把敌人压了下去。这时,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援，陶铸同志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主动转移，凯旋而归。这一伏击战，毙伤敌军二十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军火)。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人,还为他带孝三天，并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京。象这样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斗,当时在湖北省内日寇的占领区,还是第一次。经过这一战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实战锻练，更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京山、应城两县人民闻此捷讯,欢欣鼓舞,抗日热情高涨,原来气焰嚣张的日寇,被打得提心吊胆,不得不经常在运输线上加强巡逻和保护，因而牵制其兵力。这一切都推动了当时鄂中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当我游击武装部队胜利凯旋之时，我从长岗店回到了丁家冲。陶铸同志高兴地对我说:“这一伏击战斗打得真漂亮，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计划胜利完成了。”他又说:“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打游击战，我们就可以打胜仗。日寇表面凶恶,并不可怕,他们的屁股是可以摸得的。”他又对我说:“我们还准备打一次更漂亮的攻坚战，你们指挥员都参加，锻练、锻练。”他又问我:“攻坚战，你敢不敢打?”我答:“敢打!”陶铸同志还把公安砦伏击战的战利品:日本军马一匹、黄呢军大衣(上面有中村邦卫的姓名，大衣上有弹眼三处。可能是击毙的日寇军官)、黄长统皮靴一双、“乌龟壳”手枪一支，送给我作纪念。三月十九日，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派潘乃斌、胡旋、杜薇、李琼仪、王瑞华、郭纲钟、谭则敏、黄有权、吴朴、古濂甫、郭纲瑜及朝鲜义勇军金景云、姜震世等同志前来钟祥县三槐冲进行慰问,给我们鼓舞很大。
在公安砦伏击战告捷后，我游击武装力量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鼓舞，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三九年四月间，我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原第一支队郭仁太投敌后，重建第一支队,由徐休祥任支队长，李又唐为第二支队长，蔡松云为第三支队长,张文津为第四支队长。部队整编完毕后，一个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同志的筹划中。他事先指示徐休祥找云梦县城内可靠的关系详细侦察敌情，得知城内有一个日寇宣抚班和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南门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接着陶铸同志约我、徐休祥、蔡松云三人去谈话。他说:“现在，我们要打云梦城,这是一次攻坚战，是一次政治宣传战。到现在,我省还没有攻打县城的，我们要打，我们要敢打!这又是一次实战演习。关于城内敌情已由徐休祥同志负责弄清楚了，我们决定打。你们四位指挥员和我都参加这次战斗，锻炼、锻炼。看大家意见如何?”我们一致认为这次攻打云梦城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坚决打好这一攻坚战。陶铸同志在征求我们的意见之后,攻打云梦城的战斗计划就定下来了。第二天，趁着夜幕降临的时候，陶铸同志命令部队出发。途中，他对夜袭云梦城作了全面布署,距离云梦县城不远时，陶铸同志作了具体的战斗布署。命令:“第三支队在城东放一个中队，向孝感伍洛寺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三十五华里);城南放一个中队，向隔卜潭、长江埠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梦城三十余华里);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带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从南门攻打城内敌人,你们三人要身先士卒,从南门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率领战士攻打敌人的几个据点，消灭敌人。战斗完毕，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点大山头集合。”陶铸同志率领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在清明河作预备队。我们按照陶铸同志的布署和命令，将警戒部队布署完毕后，即率领第三支队的一个中队及全部手枪队到达县城的南门外等候打开城门。我们三人立即登上城墙，经过城楼下来,打开南门,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饶勇善战,有似“神兵”从天而降,枪声四起,手榴弹爆炸，敌人慌乱一团，不知所措，有的弃械逃命,有的被我打死打伤,有的缴械投降,有的爬上屋顶继续顽抗,经我指战员坚决打击，当即击毙敌人二十余人，生俘三十余人，缴获枪枝二十余支，大刀十余把，手榴弹和子弹十多箱，消灭了敌人的几个据点。天刚亮，战斗结束，我们即按原计划撤出云梦城。早晨,一些赶集的农民群众都拍手称快喊:“打得好!打得好!”又说:“应城游击队敢打云梦城,真了不起!”有的说:“陶先生(指陶铸)亲自指挥,真勇敢呀!”当我们胜利凯旋归来时,全体指战员高唱:
我们在大洪山上!
我们在大洪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灭亡!
歌声嘹亮，气势雄壮,更加鼓舞了士气和广大群众抗日的情绪。方回几百里一下子就传开了，种种传说，象神话一般,震动了武汉和鄂中的日寇,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士气。抗日战争初期,攻打县城这在我们湖北省还是第一次，是一次政治宣传,政治影响很大,鄂中人民传颂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是真正抗日的，秋毫不犯，爱护人民利益，是人民自己的游击队。”
在党的领导和陶铸同志直接指挥下，我们连续打了两次胜仗后,抗战形势发展很快,部队日益扩大,县、区抗日民主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部队的给养和行政开支日渐增多。于是特派安琳生赶赴应城县矿区提取矿商的抗日乐捐,爱国商人看到形势好，乐捐者日渐增多，及时解决了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县、区普遍建立了抗日十人团，并按照职业分别建立了工人救国会,妇女教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党关于:“积极抗日，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建立了有一定武装的抗日保家的基本队伍，保卫了群众的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结合斗争组织了群众运动，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障了部队的给养，也开辟了武装力量的来源。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使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越来越高涨。
我们取得的胜利，震动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加强鄂中侵略武装力量，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由实行“溶共”、“限共”转向“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蒋介石秘密指示其反动武装刀量刘和鼎部对我抗日游击武装进行干扰和破坏，并扣留我方人员;对国民党川军一二七师、一二二师七三一团及桂系一七三师钟毅等国民党抗日进步部队进行监视。他们密切配合日寇的扫荡和围攻，妄图扼杀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于鄂中地区。在敌、伪、顽的干扰破坏和围攻之中，我们又处于艰难险恶环境中。陶铸同志为了鼓舞士气,战胜重重困难险恶,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用石达开的两句诗:“如何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花瓣香!”来激励我们,并指挥我们到钟祥县客店坡、京山县三阳店、宋河等地进行侦察,以便出击敌人,继续战斗。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国民党顽固派突然下令撤销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致使刚刚诞生不久的抗日民主政权就此夭折。不久,鄂北专员石毓灵又以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为名，邀约陶铸同志和我去长岗店开县长联席会议。我们刚入专员公署的大门,他们就强行收缴我们警卫员的手枪,将陶铸同志和我关押在一间黑暗、阴湿的小房子里。在此紧张严重的时刻,陶铸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对我说:“国民党顽固派如此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我们要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他又慷慨激昂地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可怕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都没有把我们折磨死,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死!”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小房里，陶铸同志的神态镇静、严肃、坚定,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听听陶铸同志这些激动人心、感人肺腑、铿锵有力的语言;看看他那巍然不动、神情自若、严肃坚定的神态;回想战斗在鄂中时他那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书写鼓舞人心的光辉诗篇……等,使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肃然起敬。他在小房子里走了几步,站在窗口内横眉冷对那些监视我们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又说:“这些乌龟王八旦的日子不会长久的。”过了一会，陶铸同志转过身来又轻轻地对我说:“不日将有人来营救你，你将有新的任务去继续战斗!”他的这几句话是多么亲切温暖，象暖流一般传到了我的全身,新的战斗号令，给予我巨大的力量。他那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高贵品质;他那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他那关心和爱护同志的优良作风;他那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等等，真是皎洁同明月，劲直似苍松。翌日上午，石毓灵找陶铸同志谈话，企图劝他不要打游击,以免引进日寇,使这位专员的位置坐不稳。而陶铸同志却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当着石毓灵的面揭露和痛斥说:“你们这些民族败类，每日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却对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进行百般的阻扰和破坏,真是民族的败类!人民的罪人!你们的日子决不会久长的!”石毓灵被批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无地自容，无可奈何,乃下令用武装驱逐陶铸同志出境。在郑涯萍(绍文)同志的秘密接应下，陶铸同志又转到鄂中，继续领导和指挥我应城游击武装力量与敌、伪、顽作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鄂中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领导和关怀下,在陶铸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坚决与国民党顽固派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培训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把革命的火种播到湖北省各地区。在短短的两年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创建了鄂中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在鄂中的侵略军,为我新四军五师南下打下了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陶铸同志在鄂中的战斗业绩，仅是他一生战斗史册中光辉的一页，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有孙耀华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