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人
写三十岁人故事
给三十岁人看的访谈系列
薇艳
88年生人,35岁
教育领域从业者,未婚未育
- 导语 -
认识薇艳,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公益论坛,一起讨论(吐槽)我们所受的学校教育。
十年间,见证了她从一名师范生到体制内老师,再到体制外教育者的一路转变。
2007年秋天,薇艳从无锡来到南京。她是师范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跟随着入学人流,她来到新生报到处。
“你叫什么名字?”
“王薇艳。“
“哦,王薇艳啊?…你直接跟我去见辅导员吧!“
刚到学校,薇艳就被辅导员特别召见了,并立马被安排了工作头衔,开始组织新来的同学排队。眨眼间,就从来报到的新生,成了报到接待组的一员。她的同班同学一度以为她是上届学姐。
翻开薇艳的入学档案,你会看到每学期高居榜首的成绩,和毫无瑕疵的好学生履历。不用提前见面,薇艳就成了辅导员心目中的优秀代表。
一 一个清醒的好学生
提起上学时的薇艳,薇艳妈妈依然记得一段经典对话。
初中入学前,薇艳对妈妈说:“我要让全校同学都认识我。”妈妈问:“这要怎么做到呢?”薇艳轻描淡写地回答:“成绩好就好了啊。”
整个学习阶段,薇艳的成绩就是她的骄人名片。在全年级最好的班级里,班级前五的她,也妥妥地是年级前五。虽然中考意外失利,考到了年级第十八名,但也并不妨碍她继续在高中憋着劲儿地努力学习。
“那时我很清醒的,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高中三年,她一直都坐在教室前三排。后排同学的开小差、打盹,和她是两个互不干扰的世界。进入了高中部学生会的薇艳,一看里面共事同学的成绩都一般,转头就走了。
有一位平时聊得来的男同学,会抒发一些对社会、对教育颇愤青的言论。薇艳总会清醒地回复:“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先考上大学再说!”那个年纪的早恋、追星,薇艳都不感冒,在她眼里,不好好读书,就是虚度时光。
薇艳最喜欢的就是考试了,“因为考试那天不用上课,也不用写作业”,而且它带给薇艳的结果几乎都是正反馈的。
应试教育下的薇艳,是个天然适应者。于她而言,学习不是压力,甚而是一种享受和名誉。
如薇艳所言,她成了全校都认识的人。上大学后,更是从军训时起,就开始不停拿到各种优秀奖项。从奖学金到优秀干部到学生会主席,从市级到省级到国家级,大学四年,薇艳拿遍了一个大学生可以拿到的所有荣誉。
(薇艳获得的荣誉证书/受访者提供)
“我当时很会搞的,我知道他们要什么。”学校以成绩衡量学生,她能给到居高不下的绩点;活动评优秀要有宣传度,她知道做什么能吸引媒体报道。
除了学生会活动,薇艳几乎每天都在自习中度过。到了晚自习结束时间,学校里回荡起萨克斯音乐,薇艳便会收拾起书本,一个人踏上一条昏黄小路,走回寝室。
大四,薇艳顺利保研,还获得了江苏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名额,这意味着薇艳可以直接进入官方体制,抱得体面的铁饭碗。
在以分数为主要评价体系的教育环境里,一直走在好学生标准上的薇艳,从小到大,因为成绩好获得了很多认可和资源,还有因此被学校或组织赋予的身份和权力。
只是,薇艳最终放弃了这次在其他人眼里十分难得的选调机会。除了好学生、好前途,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不仅是这些。
二 好学生的出走
上学时,薇艳便有去大学当老师的梦想。她特别喜欢西南联大那段历史,折服于当年老师们的学识和魅力。她崇拜鲁迅,触动于鲁迅笔下的社会关怀。教书育人的理想,自小萌芽。
之前,薇艳一直身处好学生的教育里。尽管她清楚自己的任务是好好读书考大学,在高三一年的刷题训练中,她也曾对这样的读书有所怀疑,觉到不断重复的应试模式是在浪费时间。
开始有意识地跳出来去思考教育问题,是在薇艳大四保研后。高中时她奉劝身边愤青男同学不要想东想西,结果后来她倒是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愤青了。
大学里,薇艳去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一走进校门,一股类似辣条的味道立马充斥鼻腔。这是和城市环境格格不入的味道。
薇艳每周都会参与学校在这安排的教学实践,她和孩子们互动交流,慢慢看到了一个无奈现实:
在城市里长大的这帮农村孩子,已经无法接受农村生活,但他们也不会愿意像父辈一样靠出卖体力挣钱。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夹缝在城乡之间,无法找到安身之处,甚而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里,这里的孩子根本比不过同地区内能享受到更丰富资源的城里孩子。在孩子们的现实处境里,她看到教育资源的不均,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问题。
大学时期,薇艳一直忙于校内学习和活动,在自习室和寝室间徘徊,研究生时期的薇艳,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她去校外参与各类教育公益、社会创新活动,比如乡村图书馆建设、教育公益论坛、香港MAD大会…还曾报名过致力于乡村教育的“美丽中国”项目等。学校导师和同学经常找不到薇艳,“薇艳去哪了”成了提及薇艳的口头禅。
(荣誉证书变成了一张张活动证明/受访者提供)
就像一块海绵,薇艳吸收着在外界看到的一切。受益于唯分数论体系的她,越来越反感于这评价体系的唯一性。她从应试教育的适应者和受益者,变成了一个质疑者。她想寻找,想探求,想看看教育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薇艳所在的江苏省是个应试氛围浓厚的省份。研究生毕业,薇艳选择来到国内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想看看不同地区的教育形态。她成了杭州一所公立高中的体制内老师。
当年学校刚好是新课改试点。在考试大纲外,老师们可以开设多元化的选修课,学生们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薇艳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高中现代诗歌的教学研究,于是她开设了现代诗选修,一门和应试大纲相距甚远的课程。结果,选的人爆满。
薇艳把课堂搬到了户外,她带着学生在草坪上读诗,还有同学带上了吉他,当时的校长和语文组大组长都一起坐在地上,旁听诗歌的课堂。
比起老家江苏,这里的学习氛围和教学自由度明显宽松很多。
薇艳一进校,除了承担语文科目,立马便被委派了班主任职责,在教学第一年就开设了市级公开课。她带的班级,语文成绩每每都是年级优秀。不仅自己上学时得高分,薇艳也知道如何带着学生们去斩获高分。
学生有成绩,家长有口碑,同事有认可,工作氛围也和谐融洽。这份体制内的工作,薇艳做得风生水起。
“当时的老师啊、学生啊都很好,没什么难受的地方,从个人职业上看,这是份很好的体制内工作了。但我当时会有另一层思考,就是说,这件事本身是正确的吗?”
虽然新课改带来了不一样的课堂气息,但它始终改变不了学校里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它的本质依旧是应试教育。
薇艳班上曾转来一个女生,平时正常上课,一旦碰到考试就犯病。薇艳后来听同事说,孩子得了厌食症,她的座位也经常空着。
薇艳班里还有个帅气小伙,体育、音乐样样俱佳,时常代表班级登上学校舞台,是很多女生的关注对象。但一旦和他聊起成绩,整个人就一下子黯淡下来,跟换了个人似的,自信全无。
在和以前研究生同学(她们都是江苏一流高中的语文老师)的聊天里,薇艳经常有种感觉,就是学生成了老师眼里的一个个平均分,还挂钩着老师的奖金绩效。一个个孩子,只是代表着现实数字。
这,并不是她想寻找的脱离分数论的教育可能性。
当时,台湾已经对大陆生开放高等教育申请。受西南联大老师们的影响,薇艳一直有深造梦。顺时顺心,两年后,薇艳果断离开了体制内老师的工作,去往了台湾。
三 从教育人,到看见人
台湾历史上也是应试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也在一路进行着教育改革。他们的新教育实践要比大陆来得更早。现在,传统学校之外的实验教育,比如华德福学校、民主学校、在家上学等,都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
在台湾导师推荐下,薇艳曾经去到宜兰,参观慈心华德福高中毕业展。展上,有女生做的是在台菲佣的生存研究,有男生做的是自己动手完成的科学实验,甚至有男生带着篮球上台,在舞台上秀了一段篮球技巧。
“每个人呈现出的是每个人的样子”,而不是单一维度。
在这些校园参访、教育论坛的参与里,薇艳屡屡看到了其他的教育可能性,每次遇见她都激动不已。
(在台湾参加华德福教育活动/受访者提供)
但更触及她内心深处的,并不是这些不同教育形式的遇见。
一次,薇艳去上导师的课。有两个同学迟到了,导师就先安排同学们自己学习,一直等着她们。后来,两个同学终于到了,导师问大家:“我为什么要等她们?”薇艳第一反应是同学迟到了,老师生气了。没想到导师反而说:“我为什么要介意她们的迟到呢?迟到是她们的事情。”
导师的话,一下子戳穿了薇艳的思维方式,她不是在自主思考,而是在想老师是怎么思考的。被戳破的当下,薇艳湿了眼眶。
薇艳的导师是经历了台湾应试教育最严苛环境的那一代,她很清楚这样环境出来的好学生是什么样的。她看着薇艳,好像看着当年的自己——好学生履历下,是深深契入灵魂的应试思维。
他们知道如何在考试里拿高分,他们很擅长给到老师想要的答案。在试卷或人生面前,他们更愿意选择走确定性的、不会出错的、有答案的道路。如果问题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他们反而会手足无措。“如果没有答案,那怎么办?”
通过一次次的质询和对话,薇艳导师试图帮薇艳破除她身上的应试思维枷锁。
那个时期,薇艳回看一路上学、一路考试打怪升级的历程,看到拿到所有奖项的大学时代,看到昏黄小路上独自回寝的身影,她突然觉得那个一路往上爬的自己,很累,而且,也很孤独。
一直在学生时代无比清醒地做着好学生的薇艳,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困惑:“到底是我真的发自内心想做一个好学生,还是说,是那个环境里大家所崇尚的好学生标准被我无意识内化成了自己的想要?”
不懈的向外探索后,薇艳第一次转向了内求。
在台湾的第一个暑假,薇艳参加了台中内观中心举办的内观禅修课程。在那里,大家全程止语,而且每天都要打坐内观,观呼吸,观自身。
第一天,第二天,刚开始都一切如序。突然,在某个时刻,薇艳发现自己竟不自觉流下了眼泪,断断续续,无法停止。她被自己吓了一大跳,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毛病。
在这不明不白的状态里,薇艳想到了父亲。
大一时,薇艳父亲患病去世。面对父亲突然离去,薇艳的理性告诉她,“就算知道了父亲的病情,我也做不了什么,接受事实吧。”她用最擅长的理性认知包装起这道伤口,放在一旁,然后继续着好学生的打怪之路。
只是自此,薇艳不再和别人主动提及“父亲”或“爸爸”两字,听到别人谈论,也都会下意识回避。多年后,她的意识已经忘却了这被放置一旁的部分,直到她放下理性包裹,走入内观时刻。“脑子忘掉的东西,其实身体一直记得。”
当眼泪涌出,薇艳察觉到的不是无尽悲伤,而是对父亲、对此刻的感恩。近八年后,薇艳才和父亲去世的事实达成真正和解。不是通过理性去求解应该怎么做的答案,而是回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人本身。
作为一名老师,薇艳一直在寻找理想中的教育形态。她去各个地方,看各式教育理念,最后发现不同可能性的方向都走去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对人本身的关注。
她在台湾的时候,学习生涯里第一次上到一门课叫“教育哲学”,这是一门以哲学方法和观点去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学科。受教育几十年,以及研究教育近十年后,薇艳才慢慢在自己的生命经验里触碰到教育的本质。
这个过程,伴随着切身的自我颠覆和内核重建。
除了和父亲离去的和解,薇艳也达成了另一个和解,就是对于追求应试外其他教育可能性的执着。
她看到了教育的多层次。当她站在个体层次看应试时,她看到的是单一标准对个人的模版化;当她站在国家层次时,她看到的是社会对合格公民的打造。
她突然明白,自己从前心心念想要改变的学校教育模式,在大环境下是不可能会被轻易改变的。
(薇艳的思考总结/来自受访者公号)
“想通这点之后,没有以前那么愤青了,也最终释怀了…接着我便开始思考,在其他可能性和不可改变之间,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四 教育创业者的上路
2020年的疫情,改变了薇艳的人生轨迹。当时薇艳一时回不去台湾复学,为了保持生存,她在朋友机构开始了网课生涯,给孩子们上古文阅读。
由此,原本打算继续读博再去大学当老师的薇艳,慢慢走上了以阅读和写作为媒介的教育实践路。
现在,薇艳自己在老家无锡开着一间读写教室,如今已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家长们的口碑传播,她已达到生源接近饱和状态。
这三年间,学生去去留留。走掉的,是觉得这里的课程内容不够针对应试,目的性不够强烈;留下的,是对阅读有共同价值理念的家长。
和应试的片段化阅读理解不一样,薇艳做的是整本书阅读。“精读,不单指要理解,更要和文本形成对话,和它建立起关系。保持自己的一种思考状态。”
薇艳能做的,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在保持思考独立性的感受中,稳固起读写基础,而这,也是在一并提高应试语文的基础能力。薇艳不做快速见效的应试训练,她只做长期缓慢的自己认为的正确事情。
正是阅读和思考这两件事,让她从一个应试适应者和受益者跳出,在对模版化教育的质疑和和解中,找回了个人的自己。
现在,她看到新鲜的教育形式已不再激动。她明白,那始终是不同的“术”。而且常年关注下来,她发现能上得起这些学费动辄上千上万新学校的,其实也是有钱人一族。它们并不普世。
对这些不同教育理念的激动向往,变成了冷静旁观。她知道再好的“术”是否能落实,靠的还是具体的一个个老师,和老师对教育之道的理解深度。“如果我以后有孩子,不会先买学区房,也不一定就要去新学校。我会先选择我认可的老师,老师自身的影响要比理念大得多。”
西南联大,依旧是薇艳心中的理想情结。她希望有一天,自己和学生也能有像西南联大师生间那超脱于课本的联结——在这既要突破、又要与之共处的应试时代。
- 结语 -
和薇艳访谈前,我知道她的关键词是会围绕教育展开,预想写的会是关于她教育实践的故事。
没想到聊的过程里,突然有个新发现,就是我们同被外界视为“学霸”人设,视为应试教育的优势竞争者,以前也都因为成绩好而被选为干部或获得更多机会之类的。但作为这种评价体系的适应者和受益者,在后来的成长中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个体系本身发出了质疑,甚至逃离。
我很好奇,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三十岁的我们在面临下一代教育的时候,如何在教育现实和理想间,做出负担得起的教育选择呢?
访谈最后,我们从大环境回到了自己能做努力的家庭教育里。薇艳说,只要是围绕着人本身进行的教育,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对孩子,对自我,皆如此吧!
【三十之辈问答】
1、如果回去给二十岁的自己写信,你会想说些什么?
薇艳:希望自己能更加勇敢,想做什么就去做,不要害怕。
2、你打算如何度过接下来还未过完的三十岁?
薇艳:近两年的目标是好好将目前的读写教室做好,不断完善课程,总结经验教训,争取能出版课程与教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孩子们的作品集;近三年的目标是做一个针对4-7岁儿童人文艺术启蒙的新项目。
3、对四十岁有期待么?有的话是怎样的期待?
薇艳:期待四十岁的自己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可能会带着问题去读创意教育方向的博士。
嗨,我是大安,90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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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大安
场域活动孵化人 / 非虚构写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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