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列传》行文方式有点突兀，尤其是介绍张汤的内容司马迁突然插入了赵禹。初读时感觉有些突兀，但细细品味会才发现其中深意。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混迹官场也需要朋友，张汤与赵禹互相敬重扶持便是如此。

“两人交欢，而兄事禹”——张汤与赵禹因共同制定律例而结为好友，又因彼此欣赏而交情颇深，张汤以赵禹为兄长敬重之。

与张汤共事的官吏不在少数，为何会唯独敬重赵禹呢？

张汤此前曾是“内史”宁成的跟班，彼时不过是小吏；如今与赵禹深交，张汤已是两千石大吏。宁成、赵禹、张汤三人同属酷吏，从张汤的官场经历来看，赵禹对张汤的影响远远大于宁成。

“宁成者，穰（河南邓县）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河南邓县人宁成于汉景帝在位时便属于郎官，主要负责通报传达。郅都死后，宁成接班成了“中尉”——负责京城治安。

汉武帝继位，宁成又被提拔为“内史”——京城行政长官，但是这个职位并没有坐稳。“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王室外戚大多诋毁宁成的短处，宁成依法被判髡钳之罪。

宁成有什么短处呢？

为人不行。“好气”、“滑贼任威”——既好胜逞强，又狡诈害人任性逞威。

性格决定行为。“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当官职低微时，经常凌辱上司；当官职高时，操纵下级就像捆湿柴。宁成如此品性导致为人处世欠缺，所以在官场中难以走远。

作风不行。“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宁成执法严酷很像郅都，但是廉洁却远远不如。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长安宗室以及外戚认为失去了管制约束，又目无王法无法无天了。所以汉景帝“召宁成为中尉”。自从宁成上任之后，“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宗室又陷入了恐怖之中。

汉武帝时，宁成虽然调任内史，但是遭皇室诽谤随即被判刑。

宁成遭遇官场滑铁卢对于张汤是否有所借鉴呢？

大概是有的，毕竟张汤善于“扬人之善蔽人之过”，既迎合上级，又笼络下级，而不到处树敌。

再看赵禹对张汤有什么启发呢？

“赵禹者，斄（陕西武功县西）人”。“以佐史（最低级官吏）补中都（京都各级官府）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以佐史身份出任京都官服吏员，又因为廉洁而成为令史，供职于太尉府。

廉洁，这是赵禹所具备的。赵禹凭此从低级官吏成长为太尉府工作人员。

“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七国之乱”后周亚夫出任丞相，赵禹又成了丞相下属。“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虽然丞相府中大多数人都夸赞赵禹廉洁公平，但是周亚夫却不予重用。

“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周亚夫完全了解赵禹，他才能无比但执法深重苛刻，不可以在丞相府工作。

“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直到汉武帝时，赵禹才靠任职多年的资历得到提拔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汉武帝认为能力不错，所以又提拔为太中大夫。

“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赵禹为人廉洁傲慢，做官以来从没有供养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公卿造访谒见，赵禹始终不回报答谢，力求断绝知交和宾客的谒见，好独自专心一意的行使职权罢了。

赵禹虽年长许多，但发迹与张汤同步。司马迁赞许赵禹的廉洁，但是对一意孤行却未必认同。

“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赵禹一见法律条文就拿走，并非用它来检验案件，而是以此去寻找官吏和属僚隐藏的罪过。

“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张汤为人狡诈，靠玩弄聪明智慧以驾驭他人。

“间即奏事，上善之”——张汤有时跟汉武帝汇报工作，得到首肯，便说“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张汤想要推荐某个官吏，注意扬长避短。

对比宁成、赵禹、张汤驾驭属下的方式，司马迁明确张汤驾驭下属方式更圆滑一些，既不同于宁成的“束湿薪”之狠，也不同于赵禹的“一意孤行”之独。所以，“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那些执法严酷得官吏都乐得为张汤所用。

“始为小吏，乾没（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暗中勾结谋取私利）”——张汤做小官吏时是不廉洁的，利用职权与商贾勾结分利，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勾结分利。“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张汤死时，家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俸禄以及赏赐所得，并无其他收入来源。由此可知，张汤做小吏时贪赃枉法，然而任廷尉之后一改以往。

从廉洁、驭下两方面来看，张汤自从结交赵禹之后有所改变。司马迁以此证实张汤既有别于宁成，又比赵禹更优秀之处。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即使位列九卿，接交天下有名士大夫，虽然自己内心不喜欢，但是表面上假装仰慕。“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依从于儒学之士，获得了丞相公孙弘的赏识。

张汤不同于赵禹，他并不拒绝宾客朋友，而是广泛扩大朋友圈。尤其是获得公孙弘赏识，等于给法家披上了儒家的外衣。

毕竟，“是时上方向文学”——当时汉武帝正崇尚儒家学说。张汤附会儒家学说以迎合上意。

“汤决大狱，欲傅古义”——张汤判决重大案件，想要附会文学经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于是延请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检举平反疑案。

“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奏请皇上疑难案件，必定预先为汉武帝分析其原因。

“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汉武帝认为正确的就接受下来，写入圣断案件，作为延尉断案的依据，以宣扬汉武帝的英明。

“奏事即遣，汤应谢，向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所呈奏遭到斥责，张汤便向汉武帝谢罪，并揣摩武帝的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说法。“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不用，愚抵于此”——某某本来为我拟定，正如皇上所责备于我的，我没有采用，愚昧到了这种程度。

张汤如此“坦诚”，即使有罪往往“常释”。对汉武帝溜须拍马，只有张汤能做到“如沐春风”，又潜移默化地推荐了下属。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办理的案件，如果皇上有意治罪，就交给善于罗织罪名下属去办理；如果皇上有意开释，则交给量刑从轻而公正的下属去审理。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案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

作为“廷尉”，迎合汉武帝意图来审案判决，不足为怪。按照老大意图行事，这是官场处世哲学最大准则。然而，司马迁将淮南王等所谓的谋反案记录在此，其用意不言而喻！

“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汉武帝本来有意宽释严助和伍被。然而，张汤据理力争，强烈要求予以法办。“于是上可论之”——最终，汉武帝同意了判决。

此地无银三百两！

一方面张汤揣摩圣意判案，一方面汉武帝“被迫”同意判决，司马迁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无疑旨在揭露淮南王等谋反案为冤狱！所以，在这一堆文字中，重要的需要挑拣出来看。

“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张汤所审理的案件以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大多案件如此。“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于是张汤更加受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赵禹中废，已而为廷尉”——赵禹曾中途被罢官，不久又重回二千石官位，接替了御史大夫张汤的廷尉之职。后来，赵禹执法变得宽缓，虽得到轻平的名声，但因为“禹以老，徙为燕相”。

宁成则弃官从商，“乃贳贷买陂田千余倾，假贫民，役使数千家”——借钱买了一千多顷良田，租给贫苦的百姓，给他种地受奴役的有几千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宁成役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但是，宁成最后被酷吏义纵给查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