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送走舒适存返回总部，却意外得知：
杜聿明正要出发前线，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要杜聿明暂不动身赴前线，立即到飞机场等他，同去东北收拾败局。
在当天日记中，文强对此评论道：
“杜公正统率大军向北进剿之时，不料又有东北之行，中枢举棋不定，坐失时机，余甚为国家悲，甚为杜公惜！”
文强随手写了封短信，让李剑虹立即赶往前线，送给参谋长舒适存，信上说：
“极峰过徐北飞，光亭副总座奉命随侍，总座尚未明详情，容当再告。”
他叮嘱李剑虹说：
“此事不可外传，你只向参谋长报告，其他的就不必去多加分析了。今后行动，请参谋长等候总部命令。”
文强知道，刘峙一向推崇杜聿明，说他是自己的“灵魂”。这一次突然飞走，难怪他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他自然不敢埋怨，不过，蒋介石这种独断独行的做法，也太使他难堪了。
1948年10月7日，江苏省徐州市政府前荷枪实弹的哨兵。图片来自网络
10月18日，杜聿明来电告诉文强，说他将去葫芦岛，已详电禀告刘峙，要文强去总部谒见刘峙。
文强去了总部，刘峙很担忧地对他说：
“光亭来电，说已发表新职，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辽热冀边区总司令，在葫芦岛指挥援锦战役。目的是在打通北宁路，使关内外联成一片。只许胜，不许败。胜则东北有救，败则影响全局。
那时，四野主力入关，平津难保，整个华北沦入共军手中，中原地区也更难支持了。只是我们的‘佯攻济宁，实攻济南’的计划，因光亭北调，恐难按原计划实施。”
“今后又应如何安排？”
文强禁不住问道。
刘峙告诉文强，总部已经召开作战会议，一致认为，杜聿明不归，谁也当不起责任。
他打算请调宋希濂前来接替杜聿明，参谋总长顾祝同则力主放弃徐州，撤守江淮，诱敌深入，以逸待劳，作为新计划。
并说，此案已呈最高当局考虑中……刘峙问：
“你有什么意见？杜光亭北飞前向你作过什么交代？”
文强答道:
“杜副总座北飞，我事先毫无所知。如果不是经师告知实情，我们前进指挥部也只有等待杜副总座回来再说了。”
他考虑了一下，又说:
“杜副总座目前是很难再回徐州了。我们的大军已部署在铁路沿线，形成一字长蛇阵，要赶紧收缩，否则被共军突然进袭，拦腰切断，首尾不能相顾，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威力，后果实难预料。请总座指示。”
刘峙皱起眉头，已失去平日的雍容大度，无可奈何地指示说：
“请立即令前线各部，就地停止进攻，构筑工事，严加防范。”
作为战场的统帅，刘峙竟因杜聿明一走，便一筹莫展，文强不能不为徐州战场前途担忧。
由于原定作战计划取消，舒适存奉命率前进指挥部人员自前方撤回，他与文强见面时，只是苦笑，文强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有许多不满，但却无可奈何——文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强和舒适存相识并不久，可是一见如故。杜聿明和文强是同穿“黄马褂”的黄埔军校同学，还有一层复兴社骨干的关系，舒适存对这些是清楚的。
杜聿明曾私下叮嘱文强：
“一定要使舒不见外，他的年纪比我们大几岁，阅历多．见识广，又肯动脑子。对共产党作战不同于打日本，需要这种人。”
文强对杜聿明的话，当然奉若圭臬。舒适存看文强对他友善，便也对文强真诚相待。
舒适存得知刘峙指示文强向前线各军发出停止进攻的命令后，告诉文强，邱清泉恐怕又会对此大发脾气。
自从传出杜聿明北飞之事后，邱清泉即来电话，大吵大闹，说刘、杜二位用兵如儿戏，误国误民，罪该万死。
文强仍然给邱清泉打了电话，他反正是奉命传达，不怕碰钉子。他先向邱清泉讲了杜聿明来电内容，又转达了刘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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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泉倒是没有向他发脾气，只是大声说：
“过两天我去指挥部，和你面谈。”
10月21日清晨，邱清泉冒着倾盆大雨，乘车来到徐州。这时，舒适存为了摸清江南及后方局势去了南京，所以，由文强出面接待邱清泉。
文强事先安排在“岭南酒家”准备了宴席，还找了几个认识邱清泉的官员作陪。
在办公室里等了一阵，文强听到传来笃笃的马靴声，知道邱清泉来了。
果然，门一开，邱清泉气冲冲地迈了进来。文强让他落座，他却踏着牛一样沉重的步子在屋里踱来踱去，说要看杜聿明的来电，并请文强将刘峙的传令再详述一遍。
文强好言说：
“老兄辛苦了，天降大雨还赶来。先坐下歇歇。”
文强把杜聿明的电报递给他，他才坐了下来。他看后，追问文强，杜聿明已有新命，谁来接替，要先解决，不然仗怎么打？
听到他的这番口气，文强顿时感到来意不善，便将刘峙打算请调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老大哥宋希濂前来一事相告。
文强的话音刚落，邱清泉立刻不耐烦地敲着桌上玻璃板，盛气凌人地说：
“我就不相信在徐州前线没有接替的人才！我也不相信老宋能统率机械化部队！”
他还厉声斥责说：
“刘老师如此不能知人用人，徐州又要断送在他手里了！”
文强看雨停了，便起身招呼他一起去餐馆，他这才略表谢意。宴毕，邱清泉心事重重地对文强说：
“你看我有没有晋谒总座的必要？如无必要，我就回前线等待，等到班师回来再去吧。”
文强看他的语气缓和下来了，便婉转地说：
“总座向来礼贤下士，对宋希濂也不过是个拟议，并非决定，再说这样大事，一定要校长批准才算数的。”
邱清泉一听，立即面露笑容，靠近文强，咬着耳朵般低声说：
“老兄，最好请你在总座面前进一言：在徐州前线找个接替杜副总座的人，总比从远方调来更好一些。看在我和光亭副总座的老关系上，请美言几句。拜托拜托！”
文强知道，邱清泉的后一句确是实话。
陈诚是靠第十八军起家，胡宗南是靠第一军起家；汤恩伯是靠第十三军起家，而杜聿明呢，自然是靠第五军起家的了。
杜聿明虽然身在辽沈，却心在徐州。从切身利害出发，他不能不对掌握机械化部队第五军的邱清泉另眼看待，百般慰勉。杜、邱相依为命，是人人皆知的事，
文强自然也看到这点。因此，他在刘峙面前把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刘峙很满意，并说：
“将来有机会，一定重用他，使他心满意足。”
文强当天日记中，对邱清泉有如下评价：
“此君坚毅之精神，乃今日中原砥柱，南京屏障。在席间论明末覆亡，颇多见地，军书旁午，尚能于阵前阅读明史，以资藉镜，实今日难得之将领也。”
10月21日，杜聿明在葫芦岛就任新职，立即给舒适存和文强拍来电报，要求他们火速从指挥部现有人员中抽调一部分，乘专机前去报到。
徐州前进指挥部照常办公，要他们二人留在徐州，继续辅助刘峙。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杜聿明随时准备返回徐州。
文强是在当晚刚入睡后，被叫起来收看电报。当他把电报送给刘峙看时，刘峙高兴得额手称庆，立即表示欢迎杜聿明早日归来。并大声说：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这封电报，同时也为他解决了寻找接替人员的难题，他知道，邱清泉在杜聿明面前是很难撒野的。
文强彻夜安排此事，忙到次日清晨，支援葫芦岛的人员，乘上专机出发。
此时，徐州西面的津浦铁路南段明光至宿县一线已被解放军破坏，护路的一个交通警备旅也被三野的部队吃掉了。这是徐州到南京的唯一补给线，一被切断，被围挨打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形势日趋严重。
津浦铁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等人坐守徐州，反而终日无所事事，有时到总部见刘峙，和这位“福将”谈什么也谈不出要领。也与郭一予这位办公室主任谈，只是聊聊家常，谈军事政治他根本不感兴趣。
对这段时间的心情，文强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余阅报看书，生活恬淡，一如过去在京主办训班然。所不同者，默察目前局势，日在急剧变化之中，郑州、开封相继放弃，徐州显然形成一被攻击目标，故吾居此，实则人安而心不安也。”
10月26日，他在日记又写道：
“接世明妹自长来信，言及我之生日，令我愁肠百结。吾爱爱我之深，关念之切，除已死之坚如外，再无第二人。
今年生日，余正在百忙中，且不记阴历为何日，故己身毫无表示。因自己生日忘记，相隔三日之吾爱生日，亦竟忘记。
世明妹能谅我否？非不关切，实时艰年荒，令我心绪不宁，无意于此耳。”
10月29日午后，文强送走了应杜聿明要求赴葫芦岛支援的第二批工作人员，自己打算趁大战之前的空隙到南京、上海办些公事和私事。
10月30日晨，文强在秋末的寒风中乘车重返南京。
他在南京见到先期来京的舒适存。舒适存告诉他，本来满想观察到政治军事形势的好转，却越观察越灰心丧气，一切都是江河日下。
随后，他俩走访了国防部的众多衙门，新任总长顾祝同的部下，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而原陈诚系统的官员多数已告退。
于是，俩人又改变方法，走访故旧，串串门子，打打扑克，听听京戏，跑跑舞厅。
后来，文强注意到，所住的南京头号旅店中央饭店的旅客中，从四面八方来京的文武官员多如过江之鲫。
南京中央饭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心想，何必舍近求远，就在旅店里找些相识的谈谈，不是很好吗？
谁知，这些人也一样，同他们谈不上三句，便是发牢骚。
他们首先去看的是东北的军政首脑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一杯茶末干，他便破口大骂陈诚把东北送掉了，目前东北一团糟，才把卫立煌调去，给陈诚“揩屁股”，已经来不及了，东北危在旦夕，不会多久，就要易帜。
接着，又见到从北平来的王鸣韶，此人曾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参谋长。他说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却愿意为他们讲个在北平流传的说法。
他说，北平原名北京，是明清两朝的帝都。前门有三道城门，都与改朝换帝有关。
东有崇文门，这个“崇”字应在明末皇帝崇祯身上，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他就吊死在煤山了；
西有宣武门，这个“宣”字应在满清末代皇帝宣统身上，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宣统逊位，建立了民国；
现在该轮到前门当中的一道城门——正阳门了，这又该应在谁的头上呢？
然后，他缩头晃脑不敢说下去。其实，他不说，文强二人心里也明白过来：不是正应在蒋中正的“正”字上了吗？
这位王老前辈最后嘱咐说：
“不是知音不与谈（弹）。我是信口开河，请两位多包涵。我已是无官一身轻，可不愿引火烧身啊！”
他们还会见了国民党CC派的中央委员鲁涤平，这位党棍兼政客的头面人物，平日以书法家自居，到处为人写字，连中央饭店经理的办公室里都有他的墨迹。
鲁涤平对文强二人发牢骚：
“我练好这笔字，将来在海外也可以靠卖字糊口了。”
30年代做过驻墨索里尼法西斯意大利大使的刘文岛认为:
国民党在外交上也一败涂地，美援一断，一切完蛋。
他现任党务指导委员，不久就要去两湖视察。他叹息说，党务越办越糟，为孙科活动竞选副总统，竟告失败，反让李宗仁上了台。
在旅店，他们还遇到了老同事赵公武。他原是第五十二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曾到越南受降，后到东北作战，因一时不慎，被中共军队吃掉一个师。
那时，正是杜聿明在东北极盛时期，赵公武受到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
这时他住在中央饭店，每天偷偷地进出，不愿露面见人。白天睡大觉，晚上跑夫子庙钓鱼台，经常骂人打人，醉生梦死地过日子，许多人说他对丢官不服气。
文强二人知道此人是员“猛将”，便准备将来在杜聿明前为他说几句好话，重新起用。赵公武开始对他们很冷淡，当了解到他们对他的一番好心时，出乎意料地高兴。
还有一位黄埔军校同学王大中，原是复兴社骨干，又是胡宗南系统中的政工头头，他和文强同穿草鞋入伍，非常要好。
可这时他的精神颓丧已极，说要改行，准备找江苏省民政厅长祝希平去，哪怕当个小职员，也不愿再担政治上的风险了。
文强写于南京的日记，对当时局势充满忧虑。10月31日记载：
“金元券实行后，卷起抢购恶风，无形中贬值数倍，政府在莫可如何之中，乃又解禁，其补救办法，明日始能于报端得见，究不知能有裨补否？”
“辽西之战，我军大北，主力军之廖耀湘、潘玉昆部，恐已溃不成军，沈阳之急危，可想见及之。”
11月1日记载：
“首都市面紊乱已极，余寻觅晚餐，跑到四家餐馆都无食物可售，最后着慌了，跑到潇湘酒家，以同乡人关系，始吃了一顿饭。此种现象，匪军未到而先乱，可哀可痛也。”
“金元券算是失败了，物价取消限制，无形中，物价又涨了三倍至四倍，白米由二十金元一石，黑市则涨到八十金元，虽政府仍限为四十，照实际情况，必不可能。最可笑者，蒋经国在沪所逮捕之所谓奸商‘虎’者，今因政府取消限价，亦宣告无罪。政府之所谓法者，诚令人不解。”
11月2日记载：
“今大局如斯，有如土崩瓦解，国事前途，不堪设想。”
11月3日记载：
“近来心绪每感不安，既想到国事，又想到家事。自徐州归来，不料中枢之紊乱无章，一切均出人意外。
翁文灏、王云五辞职，立法院固责之甚严，即算整个阁员辞职，又有何裨益于国家人民？天下事，每至尽头，即百无一顺，即所谓逆流也。今国家遇此逆流，有如江河之水泛滥，而无可挽救矣。”
11月4日，文强听廖宗泽说，葛世明已从长沙到了上海，他急忙乘车赶往上海，打算要趁这次机会把一家老小的安置问题解决好。
他在当天日记中写到：
“与吾爱谈家，每多愤慨之语，半生做官，两袖清风，逃难既缺旅费，住沪又虑安全之成问题，因是久谈不能决。”
文强的胞弟文健，半生教书，不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曾对文强表示过，他没有什么可怕的，用不着离开家乡，若是共产党来了，他随时都可以把祖产交给农民。
于是，文强便把长子安排寄养到他家去了，岳母和妻子则准备带着小的三个儿子去台湾。
上海市面由于通货膨胀，家家抢购大米。文强的老岳母也在千方百计地多买一些米面，这引起葛世明的不满，认为在上海的日子不多了，何必去排队抢购？
穷怕了的老岳母不听。直到有一天，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派吉普车运来一车大米面粉，而且说是慰劳，不要钱，贫农出身的老岳母这才乐得眯起眼睛说：
“这下够吃一年，不会挨饿了。”
11月5日，文强在日记中写到：
“自金元券发行以来，因人民对政府之无信心，不但不受限价之束缚，且卷起疯狂之抢购风潮。
半月以来，有钱无市，市民叫苦连天，政府在漏洞百出之中只好取消限价。
商人既不受束缚，在对政府绝无信仰之心理状况之中，如是物价有如脱缰之马，狂涨不已，大米二十元限制而四十元，今黑市已卖到一百四十元，政府对国营事业，亦猛涨五倍。
金元券之恶性通货膨胀既已形成，政府将如何收拾？戡乱至如此环境，尚望军事上之胜利，盖不可能也。”
文强不能在家久留。当晚，文强就与葛世明乘车去了南京。葛世明一方面是送他，一方面要在携家赴台湾之前再到首都办一些事。
11月6日，文强日记写到：
“余偕世明妹在都中旅行，为生平之第二次。第一次系抗战胜利之次年，举国同欢，熙攘，别有一番盛况。今则疮痍满目，生灵涂炭，物价已失常轨，举国皇皇，几不可终日。有如抗战初起时之惨况。吾将何以形容之也。”
——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天，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11月8日，文强日记记载：
“在京每欲得到政府之革新消息，但听来都令人失望。中央将加强中美邦交，对苏则废弃友好条约，此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岂能挽救大局？果真如此，则徒为国际间之讪笑而已。”
就在这天，廖宗泽夫妇陪他一起，把葛世明送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尽管他对前途已充满危机感，但他没想到，此后与葛世明天各一方，再也未能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