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文人龙应台

2010年，态度文人龙应台在北大搞了一场演讲，题目就叫做《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她用她似是而非的亲身经历，告诉在场的北大韭菜们：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这就是纯属放屁了！

一、大国衰弱就没有小民尊严

1、1869年被诱骗到美国修筑铁路的华工们有没有小民尊严？

“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但他们的贡献却一度被抹去，成为‘沉默的道钉’。

19世纪60年代，美国西部进行开发，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为满足其劳动力需要，美国与清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招揽华工，大批华人由此进入美国，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生力军。

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两万多名华工承担了最为艰难的西段工程（长达1110千米），他们忍受稀薄的氧气和刺骨的寒冷，穿越海拔2100米的内华达山脉，建设了50座桥梁和十多条隧道。

1866年，华工面临着一块被称为合恩角的花岗岩石墙，这是他们最大的拦路虎。在塞拉岭通道这险峻的地方，华工们将自己拴在吊篮里，悬崖上凿壁填塞火药，为铁路开辟通道。

可以说，华工们在高山峻岭、沙漠盐湖之间，用一寸一寸的努力，铺就了连接两岸的州际铁路。

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华工还承受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劳苦作业。然而，他们拿到的工资却比其他劳工低廉得多。

从1871年洛杉矶华人大屠杀到1882年的《排华法案》，这些曾经为美国太平洋铁路作出巨大牺牲的华人们，在美国排华的阴影之下，艰难度日。

当时工人因筑路受伤和死亡的情形，发现伤亡率远高于其它工程。美国东部铁路修筑雇用的是爱尔兰和欧洲工人，开拓西部因为有印地安人阻挠，加上高山峻岭天气酷热，工人难找，所以多数找华工帮忙。

当时很多不知危险的华工被派去安置炸药，有时来不及撤到安全地方就被炸死。赵耀贵发现，铁道工程在凿山洞时，每天有20、30人伤亡。这些华工只能自认倒霉，遗体由各人所属的公所或会馆协助运回家乡。

影像里只有洋人，那些死了的或者活着的华人劳工们有什么小民尊严？

2、租界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和街头红头阿三的棍棒下，中国人有没有小民尊严？

（1）中国人跟狗相提并论，还有什么小民尊严？

曾经做过汉奸的作家周作人

“犬与华人不准入”最早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的《公园之感情》。1903年9月11日他乘车至高昌庙，见“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除此之外，还有杨昌济在1913年记述他看到的这一牌示是：“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 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

杨开慧的父亲、毛老人家的岳父杨昌济先生

1923年11月16日，蔡和森在第46期《向导》上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一文指出：“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借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革命先驱蔡和森先生

最有分量的记载当属孙中山在1924年11月25日于题为《中国内乱之因》（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的演讲中指出：“上海的黄埔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着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

这些人当时的身份地位不比态度文人龙应台差吧？他们都感觉到芒刺在背，当时的普通人又有什么小民尊严？

（2）红头阿三的棍棒，日本巡捕的鞭子下面，你要什么小民尊严？

梁实秋先生的《排队》文中说：

抗战时期，人们在车站购票是不排队的。但是日本人占领车站后，秩序就井然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在来回巡视，看到有插队的，就扬起鞭子狠狠给他一下。

梁先生悲愤地质问：中国人难道真的需要那么一条鞭子吗？

3、东南亚国家排华的时候，华人还有什么小民尊严？

19世纪下半叶，大清帝国陷入到内忧外患中，与古代贸易发展和政权变动带来的华人移民不同，殖民运动和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落后形态促使中国东南粤闽等省民众掀起了规模浩大的下南洋运动。

其中半数前往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其余则前往泰国、越南等地。

1953年，印尼政府成立外侨监管局，华人是唯一一支在印尼生活数百年，却被以外侨身份遭到监视的民族。对所谓不遵守印尼法规的华人，监管局将执行软禁、拘留甚至驱逐出境的处罚。

印尼政府以保护民族经济为借口，开始弱化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地位，如港口、货运等行业许可证只发给印尼公民。

1959年颁布的“总统10号法令”禁止华人在印尼县以下行政区从事零售业，歧视性政策致使超过10万华人失去生计。华人学校处在印尼政府严格监管下，被迫缴纳更多税款。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是美国太平洋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不会放任苏加诺亲近中苏，印尼政府中的亲美势力开始受到关注。

1965年，掌握印尼精锐部队的的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并继任印尼总统。

苏哈托上台后，无端指责当地华人是红色政权的支持者，意图颠覆印尼。激进的印尼民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大肆攻击华人，上万华人丧生。

苏哈托实行了更为激进的歧视政策，他于1966年关停了印尼境内全部的629所华文学校，取缔全部华文报刊。次年，印尼将中国的官方称谓改为“支那”，要求入籍华人改用印尼姓名，实行强制同化政策。

华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打击。华人难以进入军、警、政界，甚至因为民族身份，国立大学的入学率仅为印尼原住民的17%。

印尼排华的同时，东南亚多国出于构建民族国家的目的，打压国内华人。如马来西亚不断增加马来人特权，甚至不惜将华人占主体的新加坡排挤出去，借此将华人比重从40%压缩到28%，由此确立了“马来人至上”的国策。

受此影响，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由马来人担任，华人等族群利益被看做是“马来人赐予”的，马来人在大学名额、政治资源分配上获得优势。而华人等少数族裔学校必须学习马来文。

60年代起，印尼每年都会发生专门针对华人的骚乱，每次都有华人死伤，大量华人产业被毁。

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亚洲金融海啸席卷东南亚，经济脆弱的印尼首当其冲。大量民众积蓄化为乌有，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执政31年的苏哈托无力解决危机中的印尼经济，反倒是试图转移社会矛盾，拥有较多社会财富但无自保能力的华人再度成为牺牲品。

1998年5月起，印尼的玛琅、雅加达、棉兰、梭罗等城市接连爆发针对华人的骚乱。华人被污蔑为扰乱印尼经济，造成贫富差距的“罪魁”。

1200余名华人遭杀害、上千名华人女性被奸污，被毁的华人商铺、住宅和大型超市总数突破一万间。面对华人的惨状，印尼军警竟毫无行动，他们的默许使事态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