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6 月，衡阳市一场特殊的认亲仪式上，40 岁的芳芳与亲生父母抱头痛哭。她行动不便的身影，让这场迟到 38 年的重逢蒙上阴影 —— 这个 2 岁时在月塘巷失踪的女孩，如今已是单亲妈妈，左腿因早年摔伤致残。然而，亲情的破镜重圆并未带来想象中的温暖，反而引发了一场横跨法律与伦理的激烈纷争。

1985 年 11 月 18 日，两岁的芳芳在衡阳市月塘巷玩耍时失踪。亲生父母刘军、唐仕珍夫妇穷尽手段寻找，登报、走访、辗转多地，却在漫长岁月中逐渐陷入绝望。直到 2023 年，借助警方 DNA 比对，他们才在本地找到已改名的女儿。此时的芳芳，已在养父母家生活了近 40 年。

据芳芳回忆，她对童年记忆模糊，只知道 “养父母说我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但亲生父母发现，芳芳 15 岁起便承担起养舅舅家的家务，一次意外摔伤后，左腿因未及时治疗发展为纤维瘤，多次手术后仍留下残疾。刘军夫妇认定，女儿并非 “走失” 而是被拐卖，将养父母及多名亲属告上法庭，索赔寻找女儿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共计 131 万余元。

然而，警方调查显示，因年代久远、关键证人离世或失联，芳芳被拐卖一事因证据不足未予立案。养父母一方则坚称 “收养程序合法”，称当年从朋友处得知芳芳来自孤儿院，出于善心将其抚养长大，供她上学、工作，从未苛待。

2025 年 3 月 28 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法庭上，双方围绕两大焦点激烈交锋：

收养关系的合法性：刘军夫妇主张，养父母未提供正规收养手续，且芳芳当年疑似被拐卖，收养行为本身涉嫌违法。但养父母方抗辩称，收养发生在 1980 年代，受限于当时的政策，虽未办理登记，但已形成事实抚养关系，且多年来履行了监护人义务。

赔偿请求的合理性：亲生父母提交了 38 年寻亲的交通、通讯等费用票据，以及芳芳的医疗记录，认为养父母未尽到监护责任，导致女儿致残。养父母则提起反诉，要求赔偿抚养教育费用 80 万元，却因不符合反诉程序未被法院受理。

庭审中，一段关键证言引发关注：芳芳表示，养母患有精神疾病，养父对她 “不错”，但家庭经济压力大，她早年被迫承担家务导致受伤。“我不怪任何人，只想要平淡的生活。” 她的陈述让法庭陷入沉默 —— 这场诉讼中，她既是 “被争夺的对象”，更是身心俱疲的受害者。

此案暴露出我国收养制度与失踪人口案件中的法律空白。根据《民法典》，未办理登记的收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芳芳的特殊情况在于：

追溯时效难题：因超过刑事追诉期且无直接证据证明拐卖，警方无法立案，民事赔偿诉求缺乏刑事定性支撑；

儿童权益优先原则：尽管亲生父母强调血缘关系，但芳芳已成年并形成稳定生活圈，法院需权衡其个人意愿与双方抚养能力；

举证责任分配：亲生父母需证明养父母存在 “明知拐卖仍收养” 或 “监护失职”，而养父母需提供收养合法性证据，双方均面临年代久远导致的举证困难。

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案件中，法院通常遵循 “最有利于被收养人” 原则，结合情感纽带、生活现状等综合判定。但本案中，致残事实与抚养方式的争议，让判决更显复杂。

庭审休庭时，芳芳独自坐在法院走廊，望着墙上 “公正司法” 的标语沉默。38 年的人生被切成两半：一边是血脉相连却陌生的亲生父母，执着于 “讨回公道”；一边是有养育之恩却让她陷入苦难的养父母，坚持 “问心无愧”。而她自己，不过是想挣脱这场漩涡，回归平静。此案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 “打拐” 行动推进，大量陈年失踪案告破，类似的收养纠纷逐渐显现。当 “养恩” 与 “血缘” 激烈碰撞，法律的天平如何称量？或许正如法官在庭审中所言：“我们不仅要定分止争，更要修复被撕裂的亲情，让受害者真正得到救赎。”

芳芳案的庭审暂时休庭，但留给社会的思考仍在继续。它提醒我们：失踪儿童的寻亲之路，不应以另一场伤害收尾。无论是 “严惩拐卖” 的正义诉求，还是 “尊重养育” 的人性考量，最终都应回到一个核心 —— 让经历苦难的当事人，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动权。毕竟，迟到的团圆，不该是新一轮痛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