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底，江西高安的冬天格外阴冷。45 岁的况某蜷缩在地下室的硬板床，听着楼上妻子隔着楼板传来的辱骂声，麻木地点燃一支烟。自 2024 年下半年起，因不堪忍受长期精神虐待，他被迫与家人分住，却在 12 月做出了一个荒诞举动 —— 翻墙进入长期无人的邻居家，住了 10 天，用对方的电饭煲煮饭，临走时偷走 37 元现金买烟。直到房主梁某回家发现异常报警，民警在另一处地下室将他抓获。高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其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与盗窃罪。

监控画面记录下况某的日常：每天凌晨悄悄潜入厨房煮面，用旧报纸垫在沙发上睡觉，唯一的 “战利品” 是茶几上的零钱。警方在笔录中发现，他反复念叨 “只想找个没人骂我的地方”。这种 “非典型盗窃”，与 2015 年陕西宝鸡刘某的案件如出一辙 —— 刘某因妻子辱骂，故意盗窃邻居丝巾和鞋垫，只为 “坐牢解脱”。两起案件相隔近十年，却共同勾勒出一个残酷现实：男性在家庭暴力中的 “隐性创伤”，正以极端方式浮出水面。

数据显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自 2016 年实施以来，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量逐年上升，但男性受害者占比不足 5%。这并非意味着男性受暴现象罕见，而是传统观念中 “男性应强势” 的刻板印象，让许多人选择沉默。况某在审讯中坦言：“跟朋友说被老婆骂，怕被笑话，只能自己憋着。” 这种耻感文化，成为阻断求助的首要障碍。

与肢体暴力相比，精神虐待的伤害更具隐蔽性。况某的妻子虽未动手，却长期贬低其人格、控制经济来源，符合《反家庭暴力法》中 “精神侵害” 的构成要件。然而现实中，男性受害者面临三大困境：

举证难度大：辱骂、贬低等行为多发生在私密空间，缺乏物理伤痕，难以固定证据；

社会认可度低：“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观念，让外界常对男性受暴报以调侃，甚至质疑 “为何不反抗”；

保护机制缺位：当前人身保护令申请流程、心理援助资源多以女性为主要服务对象，男性专属热线、咨询渠道几乎空白。

况某案件的曝光，倒逼社会重新审视家庭暴力的 “双向性”。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家暴证明标准从 “高度可能性” 降至 “较大可能性”，举证门槛的降低为受害者打开了司法救济通道。但针对男性群体，仍需精准施策：

推广 “男性友好型” 维权渠道：设立独立于妇联的男性心理援助热线，在基层司法所配备性别中立的调解员，消除 “求助即软弱” 的心理障碍；

强化举证指导：针对精神虐待特点，将聊天记录、录音、证人证言等纳入有效证据范围，公安机关可对家庭纠纷警情同步采集双方陈述；

创新保护令适用场景：参考江西等地经验，将 “经济控制”“侮辱性语言暴力” 明确列为签发保护令的法定情形，打破 “只有肢体暴力才违法” 的认知误区。

法律专家指出，家庭暴力本质是权力控制，无关性别。当务之急是建立 “性别中立” 的干预体系 —— 既关注传统弱势方，也不忽视 “沉默的受暴者”。

况某在看守所内写下的忏悔书令人唏嘘：“如果早知道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这句话道出了普法工作的重要性 —— 许多受害者并非不想维权，而是不知如何维权。

近年来，各地法院通过发布男性受害者保护典型案例、在社区开展 “反家暴无性别” 普法讲座，正在逐步破除性别壁垒。例如，河北石家庄试点 “家庭矛盾分级干预机制”，对多次报警的家庭纠纷自动触发心理评估和法律指导，避免小矛盾升级为刑事案件。这些探索证明，当制度设计摆脱性别偏见，才能真正实现 “法律面前，暴力零容忍”。

况某案件终会尘埃落定，但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未停止。当我们讨论家庭暴力时，不应被 “男性施暴者 / 女性受害者” 的固有框架束缚 —— 任何形式的控制与伤害，都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和社会的温柔托举。正如反家暴公益组织的呼吁：“真正的性别平等，是让男性也能勇敢说‘不’。”

从非法侵入住宅的 “荒唐选择”，到人身保护令的 “司法盾牌”，这条维权之路或许漫长，但每一步都在逼近一个真相：家，本应是避风港，而非精神牢笼。唯有打破偏见、完善机制，才能让每个在暴力中挣扎的灵魂，都能找到合法的 “安全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