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宰相著名书法家张方平《名茶帖》传世经典书法作品气韵生动，恰到好处赏析

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北宋时期出现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字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字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

宋朝历史从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开始，一直到1279年赵昺跳海殉国为止。共计将近320年。

宋于1126年-1127年发生靖康之难，徽、钦二帝皆被金人掳去，宋室被迫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入侵的金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史称南宋，此前建都汴梁时期的宋称作北宋。1276年，都城临安陷落，南宋亡于蒙古可汗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的征服。

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对书法并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这样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尽管如此，宋代书法在延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北宋草书在前代草书发展的基础上，并没有简单的对唐代草书进行全面继承，也没有盲目地对魏晋草书盲目崇尚。北宋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草书这一书体展示出代表宋代书法的鲜明特征，草书也成为了这些书家书写性情的最好载体。北宋草书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偏重于对草书传统的继承，另一派是创新型书家。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代最早的法帖是《淳化阁帖》。此后刻帖的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细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等。《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下面我们一起分享北宋宰相张方平书法作品。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家贫，借书苦读。景祐元年(1034)，中茂才异等科，任昆山县(今属江苏)知县。又中贤良方正科，迁睦州(今浙江建德东)通判。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滁州(今属安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今属浙江)、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长官。神宗朝，官拜参知政事(宰相)，反对任用王安石，反对王安石新法。

张方平性格豪迈刚正，立朝无所阿附。晚年固然反对新法，早年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是立场不同。但为人多识见，有气量。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诬陷下狱治罪，他受到牵连，但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尊敬他。

著有《乐全集》四十卷，传世墨迹有《名茶帖》。

北宋宰相张方平《名茶帖》赏析

北宋宰相张方平《名茶帖》，行书 粉花白笺本，纵25厘米横32.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释文：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宠惠名茶，不任愧感愧感。中间示谕新制火炉，告令买两所，因便寄及为幸。方平启。说明：此帖后有明人吴宽等人跋语，知此帖共有宋人五件书札，后仅剩此帖。

这显然是一封遗失了前面部份的残信，因为既无收信人的称呼，起首也相当突兀。落款处有“方平”二字。其实单凭末尾的“方平”是无法判断这是张方平的墨迹，但此札后面有明人吴宽的一段跋文，其跋曰：“右宋名臣杜祁公、唐质肃公、张文定公、韩献肃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迹也。太宰林公俾宽鉴之，谨记其后，弘治庚申七月晦，吴宽拜书。”

吴宽跋中的“杜祁公”指宰相杜衍（978-1057），“唐质肃公”指唐介（1010-1069），“张文定公”指张方平，“韩献肃公兄弟”指韩绛（1012-1088），和他的弟弟韩维（1017-1098）。这几位都是仁宗及以后三朝的名臣，并且都是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好朋友。

那么张方平的这封信，究竟写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有三点：一是托人送信；二是感谢送好茶；二是请寄火炉。后面两个内容非常好懂，第一个内容就有点不好确定了。

第一个内容都写在信札的前三行，在一些刊物上，这三行被断为“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这个断句有问题，主要是逻辑关系不清楚。这一句里有两个称呼，“贤郎”和“侍下”。“郎”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前加一“贤”，必定不是称自己的儿子，而是收信人的儿子。“侍下”在古人称呼里有特定含义，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写道：“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这一段内容是教新进进士写简历时怎么称呼自己家人。看样子，用到“侍下”一称呼的，就是父母两人仅存其一。

综合其义，“贤郎在侍下”就是祝贺《名茶帖》的收信人子承膝下，得享天伦之乐。那么“留钱塘”的主语是谁就不知道了，“慰疏”送给谁也没有指向了。如果重新句读，改为“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逻辑就能顺得通。“贤郎在”可以用古人的诗句“承家幸有贤郎在”做个旁注。那么“侍下”就可能是张方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了。根据苏轼所写的墓志铭，张方平任杭州知州时，他的母亲还健在，他结束杭州一任之后，他的母亲就故去了。所以这位侍下很可能是张方平的母亲，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请《名茶帖》的收信人转交给自己的母亲。所以前三行断为“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是比较合适的。

《名茶帖》书风沉稳，即使某些笔划有飘逸之势，也很含蓄，或者用别的体势来压住它。中宫紧收，字势偏长。有人说此札“用笔似乎也有不少苏轼帖中的影子，足可见当时的文人圈是互相影响的”，这个判断就有点颠倒次序了。虽然张方平与苏轼有多年交情，但毕竟张方平比他父亲苏洵还要年长2岁，苏轼刚刚进京时，张方平已经是政坛的中坚力量，书写风格基本已经定型，他又无意于在书法上有所求，所以不会刻意学苏轼。相反，此札平稳中正的风格非常符合张方平的性格，其中有些字如“茶”“令”“所”等，略显压抑，用黄庭坚评苏字“石压蛤蟆”来评《名茶帖》也是可行的。那么，也许苏轼还从张方平受到启发了。

虽然张方平并不以书法闻名，但北宋书法史有他的名字，其原因除了《名茶帖》之外，蔡襄的两封传世墨迹也与他有关，一是《安道侍郎帖》，“安道”是张方平的字，不过，《安道侍郎帖》不是写给张方平的，而是写给余靖的。余靖也是《清平乐》中的人物。后人容易把两安道弄混淆。二是蔡襄的《自书诗帖》，蔡襄将自己写的13首诗抄送给了张方平，而这13首诗中，有3首是写给苏舜元的，苏舜元是苏舜钦的哥哥，苏舜钦是《清平乐》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故事多，所以比张方平的戏份多。

此帖用笔方整，略带隶意，笔力刚劲，一丝不苟，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字形虽稍长，但分间布白，整齐严谨，中宫紧密，左右之间收得很紧，主笔伸长，显得气势奔放，有疏有密，四面俱备，八面玲珑，气韵生动，恰到好处。

总的来说，点画配合，结构安排，字体大都向右扩展，但重心仍然十分稳固，无欹斜倾侧之感，而得寓险于正之趣，突显个人风格。

整体上看，行与行距离显疏，字与字上下距离密，这与平时的楷书字帖布势不同，主要还是手札信笔写来的缘故，一气呵成。此帖也可看出，张方平的个人书写习气，如“名”、“及”、“茶”左撇一味拉长，制造欹势，有过之而不及，不可盲目跟随点赞。用笔似乎也有不少苏轼帖中的影子，足可见当时的文人圈是互相影响的。

张方平有一份墨迹传世，名为《名茶帖》，这在传世墨迹并不丰富的北宋来说，是极为难得，甚至是意外的。因为即使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诸多诗人和书法家，如《清平乐》里的宋绶、梅尧臣等等，都没有墨迹流传下来。张方平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书法家，能让后人见到他的墨宝，真是亿万分的侥幸。而且《名茶帖》里的内容居然还与宋代诸般闲事之一喝茶有关。所以无论是书法界，还是茶道界，都会要拉张方平说说事。

张方平一生著述颇丰，有四十卷《乐全集》传世。其中诗文不多，时政文章比较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

北宋草书的发展是处在由唐向元明清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草书书法发展史上来看，北宋草书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个环节。从整体上是积蓄力量将北宋草书的影响逐渐扩大，宋太宗、王着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黄庭坚代表了北宋草书的巅峰，狂草的创新极大丰富了后世对草书章法以及笔法的认识，后世更将黄庭坚淋漓尽致的草书风格推向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