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向前元帅的晚年，他受到了许多党史部门以及战友的请求，撰写一些过去革命年代战争的回忆录，作为解放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曾经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于许多历史的了解程度，比一般人是要深刻许多的。

徐向前元帅也致力于这项工作，而在他所撰写的《历史的回顾》这一本书之中，果真提到了一个令历史爱好者十分“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二次长征”。

也同样是在徐向前元帅的回忆中，再一次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过去一般被认为是“挽救”我党我军于危机之中的重要事件，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的围剿策略之下，红军极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歼灭于陕北地区，可徐向前元帅却表示：

早在12月的西安事变之前，在11月的时候，中央就已经有了应对国民党军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党内军内的领导人中，知道此事的，也不超过20个人，这也是红军应对国民党围剿的一个杀手锏。

这个杀手锏，就是二次长征。

1936年的12月12日，震惊中外，也同样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次事变的主导者是张学良以及杨虎城将军，其中的张学良将军，是当时整个国民革命军之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统帅”，也只有他，能在当时的中国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

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同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

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西安被张学良控制起来，就是因为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并且完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之后，蒋介石想要剿灭红军的野心达到了极致，于是亲自飞往西安进行所谓的“督战”。

这就给了张学良机会。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时候，我军还能够投入正面作战的兵力只有八万多人左右。

中央红军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兵力从十几万人不断折损，一直到1935年的下半年，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中央红军当时的人数一度跌破了一万人，虽然后来有所补充，但实力大不如从前。

红四方面军本来是兵强马壮的，在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在此前的“反六路围攻”之中斩获颇多，所以部队人数高达八万，而且装备补给非常充裕。

但张国焘在会师之后野心爆发，想要谋夺中央权力，于是与毛主席唱反调，毛主席表示，红军接下来只有北上，到达国民党势力薄弱的“陕甘宁地区”才有新的转机，张国焘为了表现出自己的“领袖魅力”，执意让部队南下，而张国焘的一意孤行也让红四方面军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八万精锐折损了近半，徐向前也是因此看清了张国焘的本质。

红二方面军在到达陕北的过程中也同样有所损耗。

所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时候，正规部队人数只有八万多人，这让蒋介石看到了一举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向陕甘宁地区挤压，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让西北的马家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剿灭”红军。

此时的红军，局面似乎再次回到了毛主席带领我军进行“四渡赤水”的时候。

如果不是毛主席的运筹帷幄，用兵如神，中央红军无法跳出国民党在西南制造的包围圈。

可是危机再一次到来，情况又有所不同，陕甘宁地区的基本盘以及各种地形态势都跟西南不一样，国民党军只要持续围困，我军就会因为根据地的物资贫乏从而虚弱下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将红军所有主力部队向东西两个方向求索希望。

往东方向发展的红军进攻山西的阎锡山，而后获得山西丰富的资源并且发展根据地，山西是改变红军命运的一个方向，这个计划被称为东征计划。

而往西方向发展的红军，则是发动宁夏战役，西渡黄河之后，在河西地区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占领宁夏，然后在宁夏获取苏联从外蒙方向给予的补给跟援助，如果不能够占领宁夏获得援助，那就从新疆方向获取苏联的援助，这就是西征计划。

当时的红军为什么无法在陕甘宁地区稳定发展，就像之前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样呢？

根本原因就是，陕甘宁地区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对红军而言相应的扩充条件，都是非常匮乏以及不匹配的，陕北确实是国民党势力范围最薄弱的地方，但国民党在这里的势力范围之所以薄弱，就是因为地广人稀，人物匮乏，这两种缺陷导致国民党也同样无法在这里展开工作。

所以想在陕甘宁边区发展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除非有额外的援助进入陕甘宁，而能够给予援助的，就是当时的苏联，可是从宁夏以及新疆获取苏联的援助，这个难度是不小的，为了避免我党我军陷在这个泥潭之中，党中央也做两手准备，那就是同样往东方向发展。

而党中央的“两手准备”，才是真正挽救了党的重要决定。

在1936年的10月，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兼任政委，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共同负责东西两个方向的作战，而西路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在一开始，西路军的作战任务就是宁夏战役。

在10月30日的时候，前敌指挥部下达海原、打拉池的战役计划，在南线重点打击国民党胡宗南部，其实除了历史上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以外，原本红四军以及红31军也同样要进入战斗位置，共同参与这场战役。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前想要分裂中央的张国焘却下令让红4、红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这就导致了“海打战役”无法完整进行，胡宗南的部队此时又赶到了宁夏，如此一来，我军渡河部队就被分割成了河东以及河西两个部分，西路军只能孤军奋战了。

在西征的过程之中，因为马家军的疯狂攻势，西路军出现了非常巨大的伤亡，20,000多人的西路军，在这场战役之中近乎损失殆尽，最后只剩下李先念等人带领着几百人到达乌鲁木齐，这也是徐向前一生之中最痛的记忆。

根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十一月份的时候，随着西路军作战不利，当时的中央已经开始制定了一个新的方案，那就是二次长征的方案。

二次长征，就是让红军再一次进行战略转移。

这一次的转移计划，同样是非常有条理性的。

中央关于二次长征的计划部署分为六步：

首先第一步，红军占领甘肃的合水、镇原、宁县一带地区，而后进行第二步挺进，出兵占领潼关中部、洛川、富县地区。

经过了前两步的作战，红军也需要进入新的休整时期，所以第三步是占领韩城、延川、延长地区，而在这些地区，红军要为接下来渡河做准备，所以要在这里打造船只。

根据毛主席等人的判断，当红军战略转移到这里的时候，我军就获得了跳入华东的优势了，所以接下来的第四步，就是进入安徽以及山东地区作战，在这里，红军会有大量补充以及扩张的机会，随后再回到红四方面军熟悉的鄂豫皖地区，红四方面军当年就是通过陕西和四川进行战略转移。

当国民党的围剿再次来到的时候，如果我军在那个时候还是无法跟国民党中央军进行正面抗衡，那就进行最后一步，继续战略转移到陕北。

也就是说，二次长征计划，就是从陕北出发，最终绕道华北，寻找抗击日军的机会，如果蒋介石执意内战，我军也只能够继续转移，进入华东地区，而后前往鄂豫皖这块宝地，二次长征最终的目标，也是回到陕北。

所以红军遭受了“西路军失利”的重大挫折之后，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军完全可以进行二次长征，徐向前元帅后来的回忆对此的解释是：

“显然，这是一个带动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体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了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徐向前也感慨，当时就连他都不知道这个计划，其实当时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并不多，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知道这件事情的领导人也只有十几个人，想不到后来是张学良先发动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一切的局面，这才让我军的二次长征计划“沉寂”了下来。

当时的张学良在跟周总理沟通的过程中，预感到了红军将有新的动作，张学良给周总理保证，让我军再等一等，那个时候，就是张学良筹备西安事变的时候。

从客观角度来说，西安事变确实是改变我党命运的重要事件，但西安事变并不是我党跳出危机的唯一可能，假如没有西安事变，二次长征计划的进行，也有很大概率获得成功。

其实西安事变也反映了当时国人抗日的抗争情绪，二次长征获得成功的转折点，一定是我军率先抗击日军，蒋介石如果在这个时候坚持追剿我军而不是抗击日军，那么他下野的时间，就不是1949年，可能是在1938年了。

只不过历史不能假设，在这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中，只能感慨毛主席等领导人内心的强大，在绝境之中不慌不乱，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