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你怎么又在偷偷抹眼泪？＂我轻声问道。

他猛地扭过头去，假装在整理衣领，＂没有，就是眼睛进沙子了。＂

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他的手在微微发抖，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是1984年的夏天，我和林家明在部队食堂值夜班。闷热的厨房里，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墙角的老式收音机正播着《小白杨》，歌声里满是思乡的味道。

从进部队那天起，家明就是我的＂大哥＂。他比我大两岁，是个爱说爱笑的东北大个子，每次说起家乡的高粱地和大白菜，眼睛都亮晶晶的。

记得新兵连第一天，我笨手笨脚地叠被子，怎么都过不了关。是家明大半夜陪我练，一遍遍教我：＂你这个傻小子，看好了啊，被子要这样掖，四个角要像豆腐块一样方正。＂

那时候他就总爱操心，看我吃不惯食堂的咸菜，还特意从家里让他爹寄来些东北特产。

＂到底咋了？别瞒我。＂我搬了个小板凳，挨着他坐下。厨房里飘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窗外蝈蝈正在叫，夏夜的空气潮湿而闷热。

家明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是他爹寄来的。那封信被他捏得起了褶皱，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说是得了重病，需要住院手术。

＂我爹从来不找我要钱的，这次...＂家明的声音哽咽了。

我知道，家明他妈早年走了，家里就剩下这对父子。老人一直心疼儿子当兵不容易，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愿麻烦孩子。

手术要200块钱，对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家明手头就剩下15块的津贴，连个零头都不够。

＂你看，＂他指着信上的字，＂我爹写这封信时，手都是抖的。平时他写字可工整了，这回...肯定是病得不轻。＂

我看着那些颤抖的字迹，仿佛看到了一个佝偻的老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艰难地写信。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

＂要不...我借给你吧。＂我清了清嗓子，＂我存了一年的津贴，刚好够。＂

＂这咋行？＂家明攥紧了信纸，＂你不是说要给妹妹交学费吗？你爸妈都指望着呢。＂

＂妹妹那边还能想办法。＂我拍拍他的肩，＂咱们是啥关系？你别跟我客气。再说了，你爹那边耽误不得。＂

回到宿舍，我翻出藏在被褥底下的存折。那是我省吃俭用一年的积蓄，连营部小卖部的汽水都舍不得喝，原本想着退伍后给妹妹交学费用的。

那时候，妹妹正上初中，爸妈都是农民，家里就指望着我这点钱。每次收到妹妹的信，她都说想继续上学，我这个当哥的哪能让她失望？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去找班长支取了存款。看着家明把钱寄出去，我心里踏实了不少。那时候，200块真不是小数目，够一个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家明比往常更拼命地干活，主动承担最累的活计。每次我劝他歇会儿，他就说：＂等我爹病好了，一定把钱还你。咱们这份情，我记着呢。＂

家里人知道我借钱的事后，老爸气得直跺脚：＂你这孩子，咋这么糊涂？那可是给妹妹准备的学费啊！＂

我憋着一肚子话，说不出口。就像当初在部队食堂看到家明的眼泪，有些事情，不是非做不可，而是不做会后悔。

妈在一旁抹眼泪，念叨着：＂这可咋整啊...＂老妈一向心疼我，知道我存那点钱多不容易。

好在那会儿我有门手艺，业余时间帮战友修收音机、手表，慢慢又攒了些钱。看着妹妹顺利升学，我总算松了口气。

1985年春天，我们先后退伍。临走那天，家明拉着我的手说：＂刘建国，等我安顿好了就去找你。＂我们在营区门口的大杨树下合了影，约定书信常来常往。

那张照片，是用班长的柯达相机拍的。照片里，我们穿着笔挺的军装，年轻的脸上写满憧憬。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十五年。

可日子一长，再多的保证也抵不过现实。我回老家没两年，就赶上了下海经商的大潮。开始几年总是亏本，换了好几个城市，地址也跟着换了好几回。

那些年，我尝试过卖服装、倒腾电器，干什么都不顺。晚上躺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望着斑驳的天花板，常常想起在部队的日子。

＂你这孩子，就是心太软。＂老爸经常这么说，＂人家现在连信都不回，八成是忘了这茬儿。＂

我也写过几封信，可都石沉大海。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想找他的心思也慢慢淡了。每天为了生计奔波，那些曾经的誓言和承诺，就像风中的柳絮，飘散得无影无踪。

1992年，我终于在深圳站稳了脚跟，开了家小店。那是个卖电子产品的店面，虽然不大，但胜在地段好。

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渐渐好起来。只是每次看到电视里放《小白杨》，总会想起那个在煤油灯下抹眼泪的战友。

转眼到了2000年。那天我在上海火车站等车，人群熙熙攘攘。收音机里放着王菲的《笑忘书》，站台上挤满了打工的年轻人。

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推着轮椅往检票口走。轮椅上坐着个瘦弱的老人，佝偻着背，正是家明的父亲。

＂家明！＂我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来，愣了几秒，眼泪突然涌出来：＂刘建国！真是你！＂

15年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刻刀划过。眼角的笑纹还在，却深了许多。他告诉我，这些年一直在照顾父亲，老人家做完手术后落下了后遗症，需要人日夜照料。

＂结婚了没？＂我问他。

他摇摇头：＂哪有姑娘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带个老父亲，又没什么钱...＂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开朗。

＂对不起，这些年没能还你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家里条件不好，攒了好久...＂

我一把按住他的手：＂别提这个了。＂看着他憔悴的面容，我忽然明白了，这世上有种情比金钱更重要。

那天晚上，我们在路边小店喝了几碗老酒。他说这些年也试图找过我，可我换了太多地方。＂你小子，发达了不认人了是不？＂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温暖地堆起来。

＂东北现在还种高粱吗？＂我问他。

＂种啊，今年的收成还不错。＂他的眼睛又亮起来，＂就是我爹不能下地了，只能在家看着...＂说着说着，声音又哽咽了。

分别时，我们互留了电话。从此以后，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我把家明父子接到上海，给他介绍了份稳定的工作。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他们。

看着他们相依为命的样子，我总觉得，那200块钱，值了。有时候想想，如果当初没有借那笔钱，如果错过了那个机会，或许我这辈子都会后悔。

昨天，家明的父亲走了，走得很安详。临终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那年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就走了。＂我看着家明哭红的眼睛，心里五味杂陈。

在父亲葬礼结束后，家明递给我一个泛黄的信封，是他珍藏了15年的那张合影。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今生有你这个兄弟，值了。＂

他写这行字时，手是不是也在抖？就像那年在部队食堂，就像他爹写信时一样。我没问，他也没说。有些话，不说也罢。

站在料峭的春风里，我们肩并肩望着远方。那个充满油烟味的厨房，那首《小白杨》，那个借钱的夏夜，一切都恍如昨日。谁说光阴似箭？真情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