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

祥瑞之外，还有一事，可以观察到天皇大权的转移和议政官权力的扩张。

神护景云四年六月，称徳天皇下敕要求左右大臣兼掌卫府，初天皇、自幸由义宮之后，不豫经月。

于是，勅左大臣，摄知近卫事、外卫事、左右兵卫事。右大臣知中卫，左右卫士事。

左右大臣兼掌卫府一事，在日本历史上实属罕见。此时的七卫府中，左右大臣直接掌控除与称徳关系最紧密的卫门府之外的所有卫府部队。

对于该史料的历史意义，学界尚无定论，但从结果上来看，以左右大臣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核心——议政官由此基本掌握了中央武装力量的绝大部分，可以视为天皇军事大权的转移。

在历史上，上一个几乎完全掌控了朝廷武装力量的是处于权力巅峰的藤原仲麻吕。

称徳或许是从藤原仲麻吕之乱中吸取了教训，所以即便在不豫之际将军事大权转移给议政官，也要由左、右大臣分掌，而不是全部委托给一人。

称德和议政官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势力并没有严重的对立，相反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信任关系。

这也印证了泷浪贞子的观点，即支撑“称徳——道镜政权”的正是左右大臣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势力，称徳、道镜的共治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贵族社会为基础。

称徳在不豫期间，有意识地将部分天皇大权转交给议政官的行为，很可能是称徳在为自己的死亡作准备。

石母田正指出，道镜权势增长而引发了一系列异常事态，但在称徳死后政治体制却意外地快速恢复到了正常的体制，这是因为天皇大权之外国家体制的存在。

具体地说，称德不豫期间及其死后政治运作平稳的一大原因是称徳在不豫期间有计划地将部分天皇大权转交给了议政官。

左右大臣为代表的议政官在称徳不豫期间及称徳死后的皇位继承等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即便“称徳——道镜政权”确实存在，到神护景云四年六月，随着称徳病情加重，政务处理方式转变及天皇大权向议政官转移，“称徳——道镜”政权也已经实质性破灭了。

称徳不豫期间通过向议政官转移天皇大权，以维持政治稳定的做法之所以出现，与当时特殊的王权结构不无关系。

纵观日本古代史，称徳朝可以算得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

自藤原仲麻吕之乱、称徳重祚之后，朝廷之中无人能够挑战称徳的权威。称徳天皇是草壁皇统的最后一人，重祚之后上无太上天皇、皇太后，下不立皇太子。

皇族之中也没有人可以与其一争高下，就连称徳之后即位的光仁，在称徳朝也是极力地偃旗息鼓，不敢暴露其政治野心，天皇深顾横祸时，或纵酒晦迹，以故免害者数矣。

光仁在称徳朝的自我放逐正是称徳权威的真实写照。称德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无上的权威得以实现，离不开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也与其统治期间皇亲集团的缺位存在一定关联。

吉川真司指出，律令国家体制下，天皇作为国王立于社会的顶点，作为天皇嫡妻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作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和作为退位天皇的太上天皇则具有准国王的身份。

王权由天皇掌握的同时，当天皇不能行使天皇大权时，可以其他三者代行。

皇亲政治一直是日本古代政治史中不能避开的重要课题，自大化前代以来，包括本文考察的不豫主体——皇室核心成员在内的皇亲集团掌握了相当大的政治实权，占据了官僚系统中的要职，在政治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称徳朝，皇亲集团的政治势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即便是不可一世的称徳天皇，也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终会有不豫、死亡的时候。

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论是天皇，亦或是上皇、皇太后、皇太子等任何一个皇室核心成员不豫，总还有其他的皇室成员可以主导不豫对策以及不豫期间的政治运转。

日本独特的多元王权结构下，不豫可能会带来政治危机，但通常不会不会使天皇家的政治权威受到威胁。

称徳天皇在健康的状态下，实现了对祥瑞的控制，但当称徳不豫之时，称徳无法如其他天皇一样依赖皇亲集团，而是只能选择让议政官在政务处理的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让渡部分天皇大权给议政官。

以议政官为中心的贵族群体在天皇不豫期间发挥的作用，在称徳朝表现地最为明显。

当天皇在皇族内部无可依仗时，仍可依靠贵族社会的力量维持律令国家体制不受破坏。

而太政官在称徳朝末期发挥的作用，在任何一次不豫发生时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律令国家的国家体制，一直以来是日本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

研究史上，强调律令国家的政治体制中的天皇制要素和强调贵族制要素的两大阵营在过去几十年来焦灼不下，并无定论。

石母田正指出，在考察国家体制的问题时，要一定程度上忽略具体事实的考察，以排除各种偶然性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从政治制度的考察出发，归纳国家体制的特征。

然而除制度史的考察之外，也不能忽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对不同历史阶段特殊性的考察。

石母田正认为不可分割的天皇大权，在称徳不豫期间就有计划地被分割并转移给议政官。

在律令体制的运转中，天皇大权不是不可分割，而是不可缺少，天皇大权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执掌，但天皇大权一旦缺位，就会造成政治失稳。

但在古代不豫并不只是皇室的问题，当天皇的不豫影响到天皇行使天皇大权时，整个律令国家体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不豫发生时，如果不将一部分的天皇大权转交给上皇、皇后等皇室核心成员，或议政官，大概率会由此产生政治危机。

在称徳朝极端的王权结构下，贵族群体在不豫时发挥的作用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律令体制依靠天皇和贵族之间的动态平衡而得以维系。

然而到十、十一世纪时，随着天皇制不断的衰弱，以及贵族社会的分化瓦解，新的势力（寺家、武家）也会随之加入这个复杂的平衡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