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明朝那会儿，人们习惯称它为“壕境”，另外一个名字则是“壕镜澳”。
咱们平时吃的那玩意儿，生蚝，古时候还有个名字叫“生壕”。说起“壕镜”，它原本是指生蚝壳上特别光滑的那一块地方，因为表面又平又溜，跟镜子似的，就有了“壕镜”这个称呼。至于壕镜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那地方的地形长得跟“壕镜”挺像，就这么叫开了。到了明朝，有人也管那儿叫“香山澳”。
这个地方为啥还叫“澳门”呢？其实，“澳”就是说船能停靠的地方。那儿有南台和北台，这“台”啊，指的就是山。你看，两座山面对面站着，跟门一样，所以大伙儿就叫它“澳门”了。
但说起来，澳门在英语中被叫做“Macao”，在葡萄牙语则是“Macan”，而在白话里它又叫“马交”，发音像“马考”。这些名字都是怎么来的呢？
早些时候，葡萄牙人初来澳门，一眼就瞅见了座大庙宇，当地人管它叫“妈阁”，其实就是供奉妈祖的地方。
“妈阁”这个名字，其实是从“娘妈角”那座庙的名字变过来的。当初葡萄牙人来的时候，是想问这个地方叫啥名儿。可当地人一听，以为他们是问那座庙的名字呢，就用咱们平时说的话，告诉他们是“妈阁”。葡萄牙人一听，就这么记下了，觉得这个地方就叫“Macan”。
1553年，就是嘉靖三十二年那会儿，一帮葡萄牙人开着船到了澳门。他们装模作样地说自己是来进贡的外国使者，还扯谎说海上的风浪把他们要献的宝贝给弄湿了，得找地方晾晾，想让当地的官老爷放他们上岸。
那时候，在澳门说了算的，是明朝的海道副使汪柏。他拿了人家送的宝物和银两作为好处，于是就点头同意了那些人的请求。
于是，葡萄牙人就这么登陆了。他们起初只是搭些简单的帆布帐篷，但随后行为越来越大胆，运来砖头瓦片，盖起了一栋栋房子，这些房子逐渐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小村落。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村落的规模不断扩大。
最初只是临时搭起的帐篷，后来渐渐变成了长久居住的家园。
说实话，那时候汪柏正带着任务在周边打击海盗，还安排了军队驻扎。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那帮人就是朝廷恨得牙痒痒的“佛郎机”。但拿了人家的好处，就得替人家消灾，所以他警告他们，千万别声张自己是“佛郎机”。
只要有好处可拿，随便给自己起个啥名字都没问题，葡萄牙人立马就点头同意了。那时候，他们还确实挺收敛，没咋张扬。
没过多久，那些外国人就把和他们勾结的中国人何亚八那帮人给卖了，给明军递了消息。结果，汪柏很快就把何亚八领导的海盗团伙给一锅端了。
汪柏觉得离间分化的策略颇为奏效，所以他就决定，干脆让葡萄牙人继续留在那儿，还正式下了命令允许他们留下。
再者来说，这些葡萄牙人会给嘉靖皇帝献上拜见用的珍贵龙涎香，平日里也乖乖地按规矩交税银，这样一来，明朝的地方官员就觉得他们“还算懂事”。
得提一句，葡萄牙人那套行贿的手段可真是高手中的高手，他们不停地给当地官员送洋烟、洋酒、还有洋美人，再加上从海外弄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宝贝，直接往官员们的府邸里搬。这样一来，明朝的那些地方官啊，也就只好假装看不见了。
得了好处还装蒜，这事儿得从16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讲起，一直到18世纪的冯秉正这些人，他们都声称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表彰葡萄牙人协助打击海盗，而赏给他们的。
后来，那个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心眼儿可不太正（叫他藤田那家伙更贴切），假装研究了一番，接着就跳出来说，葡萄牙人真的帮明朝搞定了“张四老”那帮海盗。
不过，我翻遍了中国的历史书籍，愣是没找到“张四老”这个人。还有那个瑞典的龙思泰，他搞的那个“考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硬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这简直就是乱弹琴，时间、名字全都不对。
不过，要说葡萄牙人协助对抗海盗，也并非空穴来风。1564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三年那会儿，拓林澳附近的明军水师突然闹起了兵变，这事儿还真把广州城的安全给扯上了。
澳门那帮葡萄牙人，心里头痒痒的，想露一手，就跑去跟明朝的地方官说，想让他们打头阵，去收拾那些闹事的水兵。那时候，两广地区的总兵是赫赫有名的俞大猷。俞大猷这人聪明，他假借招安的名义，突然出手，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帮叛乱的水兵给摆平了。
但说实话，葡萄牙人的行为真够绝的，专门挑人落魄的时候踩一脚。
明军朝着虎门周边三个海口停着的九条反叛船只动手了，葡萄牙的商船在边上放炮帮忙“壮声势”，还又是挥旗子又是大叫的，吓得叛兵不轻。事后，他们还到处宣扬，跑到俞大猷那儿去“请功”。
俞大猷为了搞定大家，一起平定叛乱，他私下里跟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大佬们说好了，只要事情办成，就给他们的头头一年免税作为大奖赏。不过这事儿没公开说，就是他们几个私下里的约定。
葡萄牙人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就开始嚣张起来，不光他们的头儿不交税，连那些小喽啰也不交。这事儿终于把管海事的莫吉亨副使给惹火了。他一气之下，把澳门那边的海路给封了，不让任何船只进出。
一看事情闹大了，葡萄牙人心里明白，跟明军硬碰硬是占不到便宜的，所以他们选择了低头，主动提出要交税，并且这次交的税还比原来多了一倍。
俞大猷那边，其实早就看不惯澳门的葡萄牙人了，把他们当成了心头大患。
那时候，他对地方官员放任葡萄牙人在当地建房子，逐渐形成村落，霸占土地的行为十分不满，甚至打算集结军队把他们驱逐出境。但遗憾的是，没多久他就因为朝廷内部有人暗中使绊子，被革去了官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葡萄牙人打算借着这股势头，以帮忙平定有功的名义，派使者前往北京。
这次他们说自己叫“蒲丽都”国，是葡萄牙的另一个叫法，还炫耀说已经把满刺加给“占了”，现在他们来代替满刺加给我们送贡品。
明朝那会儿的人压根儿没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呢，也拿不出啥证据来，结果，他们连广州布政司的官员那一层都过不了。
明朝的大臣们看透了那些佛郎机人的真面目，他们情绪多变，高兴时像模像样，一发火就变得跟野兽没两样。所以，大臣们铁了心，就是不让他们来进贡。
葡萄牙人费了好大劲想巴结讨好，结果连天朝上国当个附属进贡的机会都没得到，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
万历二十九年，也就是1601年，那时候荷兰在海上刚冒出头来。他们派了两艘战舰，上面载着二百多号人，突然间就窜到了澳门海边。跟葡萄牙人干了一仗，跟两只狗抢骨头似的，结果没打过，灰溜溜地跑了。
荷兰那海军头头（Nan Waerwijk）火大了，领着一大帮战舰就杀过来了。结果倒霉催的，撞上了个大台风，直接给吹到了澎湖那边。刚喘口气呢，眼瞅着福建那边开来好几十艘明军的大船，荷兰兵吓得魂都没了，立马掉头就跑。
打完那场仗后，澳门的葡萄牙人找了个理由，说要防着荷兰人，就开始在当地动工建起了炮台、围墙这些防御设施。
这事儿可把当地的中国人惹毛了，大家伙儿自个儿就动起手来。先是放火烧了耶稣会士盖的那座堡垒，接着到处传话，说那些“佛郎机人”打算起兵闹事。
葡萄牙人被吓了一大跳，立马就行动起来，他们急忙挑选了好多珍贵财物，派人送到广州去，给那里的官员赔罪。他们不停地解释，说葡萄牙的商人都是老实人，绝对不敢有半点反叛的念头。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
从万历二十六年一直到万历三十八年，那个长期担任两广总督的贪官戴耀，总是对葡萄牙人过于宽容，不加以管制。这样一来，澳门的葡萄牙人便瞅准机会逐渐壮大，最后他们悄无声息地霸占了澳门，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之后，张鸣同继续担任那个职位，还是对他们挺让步的。他主要就是警告葡萄牙人，别把倭寇带到广东，不然的话，就狠狠收拾他们。
他直接警告，要是葡萄牙人还继续抓人去卖，那就得让他们卷铺盖走人，离开澳门。因为葡萄牙人做生意已经捞了不少油水，所以现在才收敛了点。
不过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开始，葡萄牙人就开始找明朝《海道禁约》规定的空子，借口说要维护那些“老房子”，实际上却是在大肆建造炮台。
葡萄牙的老大卡拉斯科，他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搞了个“大本营”，搞得好像在那里另外建了个小王国一样。
从1618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那会儿起，东北的满洲有个叫努尔哈赤的家伙势力越来越大，辽东地区也被他占领了。这样一来，明朝朝廷的注意力就变了。
大臣徐光启是个天主教信徒，他特别赞成造大炮，甚至派了人去澳门找那些葡萄牙的“教友兄弟”，从他们那里买大炮回来。
天启皇帝刚上位那会儿，明朝的人又想了个招儿，叫“借洋人之手打敌人”。于是啊，他们跑到澳门，找了二十四个葡萄牙人，雇他们当打手，想着让他们扛着大炮去东北，跟满洲人干一架。
有意思的是，这帮“老资格”的士兵，每人竟然还跟着两个中国服务员照顾着他们的生活。
他们半路上，刚走到南昌那会儿，就碰壁了。原来朝廷里好多大臣都不乐意让那些“洋鬼子”上战场，结果他们就被直接打发回原来的地方了。
真让人恼火，他们啥事没做，就轻松骗走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薪水”。而明朝广州官府的做法也挺逗，居然让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来平摊这笔冤枉钱。
那时候，葡萄牙人还对大明的强大心存畏惧，只能默默忍受，吃了亏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得听大明的指挥，不仅得派人还得送礼。这样一来，中国官员就对葡萄牙人放松了警惕，没想到这反而让他们加速了在澳门的布局。
从1580年起，葡萄牙国内就开始走下坡路，变得特别虚弱，直接成了西班牙的小跟班。西班牙带着它跟荷兰、英国这些国家打来打去，老百姓被折腾得够呛，钱财也都耗尽了。结果呢，好多原本属于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也被其他国家给抢占了。
因此，祖国不强盛，那些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心里也没谱。他们虽然占着澳门，但行事都收敛了许多，对那地方也就是暗地里控制，没敢再折腾出什么大乱子。
日子一天天溜走，转眼就是好几百年过去了。那时候，咱们中国人到底喜不喜欢葡萄牙的蛋挞，还真不好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