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年（1160年）六月，安郡王赵昚（1127―1194年），受禅登基，为宋孝宗。赵昚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人、宋高宗赵构养子。南宋第二位皇帝、宋朝第十一位皇帝。《宋史》卷三十三记载：“乙卯，以即位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使得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系，使其后代重掌大宋江山。 绍兴三十年（ 1160 年)，孙觌八十岁。本该七十岁就致仕退休的孙觌，终于在耄耋八十岁上，在整整晚了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其实，孙觌七十六岁才被高宗赵构在秦桧死后才正式平反遭其诬陷而昭雪逐步复职升迁，孙觌感觉被秦桧压制浪费的时间太久，还想能为朝廷再尽可能多服务些年，所以，直到七十九岁那年，才向皇上奏请《乞致仕状》曰： “臣被遇三朝，叨尘两禁，更中外之选凡五十二年。蒙覆育之恩，今七十九岁中，缘罪戻久去朝，行遭値清明尽从昭洗。虽葵所向未芸忘存之心，而蒲柳之彼露守邱之愿，况已过臣子引年之制，尚窃希君父养老之仁，伏望圣慈许臣致仕，哀矜履贲冒盖帷俾全嵝蚁之微，获有终于后福莫报山之大德窃见愧于平生。”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鸿庆居士集》卷三七 高宗皇帝不准，也许要再拖一拖，以示皇恩浩荡。于是，孙觌第二年再上奏《乞致仕撘子》再次请求皇上的恩准：“某年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残心志凋丧耳目昏，闻大马之力不复自效理，合知止。伏望特为奏陈许令致仕，上还印绶归复田里为农，为邵辕击歌咏圣化度此余年，不胜区区愿望。”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鸿庆居士集》卷九 孙觌真心诚意，言辞恳切，终于打动了高高在上的高宗皇帝的心，于是，恩准了孙觌的致仕请求。 绍兴三十年（ 1160 年)二月十一，春节期间，在晋陵（今常州武进），高宗至常州荆溪馆，孙觌觐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七记载：“（绍兴三十有二年二月）戊申，上次常州荆溪馆，敷文阁待制致仕孙觌入见。” 这次觐见，也许是高宗皇上故意安排的，让孙觌在自己的老家晋陵的父老乡亲面前，光宗耀祖般地露了次脸，以雪耻秦桧诬陷强加于其身的耻辱，高宗皇帝给足了孙觌面子。在封建王朝的那个年代，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孙觌足矣，足矣。 绍兴三十年（ 1160 年)，孙觌擢升为敷文阁待制致仕（官名，从四品）。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五记载：“右文殿修撰孙觌告老复敷文阁待制致仕后三日不行戊辰进士梅绾特补将仕郎绾韦渊馆客...。”又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二记载：“绍兴三十有一年八月，右文孙觌复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官孙觌，复敷文阁待制致仕，觌年八十矣。” 一个五十二岁正是为大宋殚精竭虑奉献自己才智曾经的词臣与尚书，却被大奸相秦桧诬陷除籍流放岭南象州，后虽复籍复官，但一直被其打压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正是秦桧几度霸权为相的时间，直到秦桧暴病死后，七十六岁的孙觌才被正式平反。 而按宋律，则晚了整整十年才得以致仕（退休）啊。 其实，最后孙觌致仕批复下来已经是“绍兴三十有一年八月”，也就是第二年的八月了。但不管怎么说，对孙觌而言，这是其仕途生涯一个完美的谢幕。这也是李心传在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中陆续记录孙觌政治活动的最后一笔。 他的好友周必大及范成大也都是干到致仕退休的。（周必大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孙觌获高宗恩准，于是，先后写了三篇给高宗皇上的谢表，《谢复敷文阁待制表》、《谢敷文阁待制致仕表》和《落职谢表》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鸿庆居士集》卷九。 “沥恳书辞，辄冒乞身之请”，“遇皇帝陛下笃求人之旧，推养老之仁”。 言辞恳切，表达了蒙受圣恩，年迈受到重用的感激之情。并颂扬皇帝圣明，堪比“歌舜之风”。然后，是各位大臣公卿的谢表。孙觌上启文致谢陈康伯、朱倬等多位朝中官僚。④” 孙觌回归故里西徐已有四年。有东平公吕惠卿之孙吕靖避乱居常州。与孙觌忘年之交，请孙觌为其《东平集》作序。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鸿庆居士集》卷三十 孙觌还为其祖父《谷盈通说》作序5。5吕靖，字叔共，自号盈谷子叔共。《谷盈通说》是记录其祖、父家训及圣贤事迹种种杂说集。孙觌序曰：“凡可以本人性，讲世教，为日用常行，修身治心之要，而不入于罪悔者，集而录之为书。” 所谓，通说的通，就是通俗易懂，让读者知五谷可以充饥，药石可以治病。孙觌所说这条原则，今天看来依然可取。 孙觌复官回归后，与之联系的同僚故友只多不少，其中，有一个杨侍郎写信来叙旧，孙觌写《回杨侍郎启》。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鸿庆居士集》卷二十 《回杨侍郎启》中“庚辰七月，某启”，可知作于绍兴三十年，系年于此。这是孙觌运用夸张手法来加强对同事杨侍郎敬佩情感，“萧散简远，人物胜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庭之对，而银笔扫三千之牍；雠中秘之书，而牙签悬四十之车。”用“三千牍”和“四十车”这样夸张的数字来形容杨侍郎起草的奏疏和校对的书籍，极言其多，突出了杨侍郎文章宗匠的地位，同时也渲染出磅礴的气势。见影印四库本《鸿庆居士集》卷十九 孙觌隐居期间，与那时名医陈景东交道颇深。他通过修道尊佛的修炼，辅之于中医的养身之道，得以长寿。孙觌从陈氏那里得到一幅《修真图》是宋时一个道家修身的密码图。据说这幅图从宋代传到了今天，但是能够看懂的却不足三个人。孙觌之所以长寿是否得此真传，也许吧，不得而知。如今，这件宋代传下来《修真图》原作藏于北京白云观。 名医陈景东去世后，应其子陈骈之请，孙觌写下《宋故府君陈公景东墓志》见影印四库全书《鸿庆居士集》卷二十三 明《永乐大典》卷3149中记述了北宋医者陈景东之医事。陈景东，嘉兴人，其先祖为江都人，后迁至钱塘。“读书章解句达，不喜治举子业，而尊贤乐善”尤工于医。宣和中，嘉木大疫。连墙比屋，呻吟之声相闻。公日挟数仆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绝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暮归竟数月，而后所全活不可胜数。” 孙觌写的墓志铭记载了陈景东在大疫之际，不顾自身安危，接连数月奔走于闾巷间，赠金施药，救治疫病患者，可谓“大医”之举。陈氏不事科举业，以济世利民为己任，“闻人痛疾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于利”，其之善行，实为医德杰出者，为后世医者之楷模。 这里，孙觌还说到了大宋时的“处士”，常被称为隐士，处士文化也因而被简单化归结为隐逸文化。而实际上，处士真正的社会身份一般是山林乡野中有文化的富民、城镇市井中的医卜及文化技艺人。这些被有意无意谈化了真实社会身份的处士们所生产创造出的文化。 其实，是涵盖了隐逸文化而更具农、工、商、民、的民间色彩，更具社会底层色彩且并不单一的文化。几乎所有不仕的各阶层、各行业文化人，在宋代都可以广义地称作处士，这从现存的大量宋代诗歌更是将处士描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全然 处士墓志铭、墓表等文献中可以得知。 孙觌《宋故府君陈公景东墓志》开篇就说道： “余闻古之处士或隐於山或隐於市隐於山者寓耕钓而隐於市者寓医卜均之卜也.”孙觌所说的后一种处士即“隐于市者寓医卜”。就是将处士按照隐居空间分为乡村与城市两种，而且，因为居所差异，二者的谋生手段也不同。古代“医卜”地位低吸，而处士却是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