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矛盾是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核心环节。洪、杨矛盾所引起的天京事变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他们初期的矛盾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在获得传言资格、掌握了相当的权力以后，杨秀清并没有满足。他继续不断地展开各种活动，以扩大自身权力。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可以确定的杨秀清的争权行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自从第一次下凡传言以后，他就开始频繁地下凡，“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历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众人应如何做法”。

表面上是在命令大家要听从上帝的命令，实际上则是在要求大家服从他的传言，从而增强他自己的权威。他频繁传言的目的，除了增强自身权威以外，也是想借此打击洪秀全的权威。

他要以频繁地假扮上帝下凡和以上帝名义向洪秀全发号施令的方式，显示他的权威高于洪秀全。为了打击洪秀全的权威，他还曾故意用传言的手段，“令洪逆前跪，数其过授杖”。迫使洪秀全跪在自己的面前，接受他的责罚，企图以此更有效地削弱洪秀全的权威，而张扬自己的权威。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盟者和得力助手，排挤了冯，自然也就削弱了洪。为此，他想方设法排挤冯云山。例如，他在萧朝贵的帮助下，通过萧朝贵假扮耶稣下凡来排挤冯云山。

1848年10月，萧朝贵假扮耶稣下凡时，尚承认“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而且把冯云山排在杨、萧之前。这时，因为时机尚不成熟，还不便明目张胆地贸然排挤冯云山。

但到1850年9月假扮耶稣下凡时，则以耶稣的名义宣布只有“两个军师在此”。将冯排除在外。萧朝贵还通过耶稣质问洪秀全的方式逼迫洪秀全明确承认“天下万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而冯云山等都“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

例如1850年，正当起义前夕事务繁忙之时，杨秀清为了削弱洪秀全的实权，通过萧朝贵假扮耶稣下凡的方式，以“避吉”为名，命令洪、冯住到山人村胡以晃家中去。

山人村地处偏僻，“四围皆山，只有一小路通出外方”。他们迫使洪、冯离开领导岗位，脱离领导活动，到地处偏僻的山人村胡以晃家居住，而由杨、萧在金田村负责领导拜上帝会及操纵各项事务。

当年秋天，萧朝贵再一次假扮耶稣下凡，命令胡以晃转告洪秀全，要洪秀全“不可大声，不可外玩耍，又不可令兄弟入见”，不让他干预政事和与会众来往。由于杨、萧的限制，一直到起义前夕，洪、冯都是居住在山人村家，而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等人则都在起义的指挥中心金田村。

直到起义的前几天才将洪、冯接到起义地点金田村。杨秀清企图以此造成一种惯例，即只要有了杨秀清的领导，各种重大事务不必通过洪秀全就能照常进行，从而在事实上扩大自身权力并限制洪秀全的权力。

杨秀清的争权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权力不断扩大，对洪秀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首先，继获得代上帝传言的权力之后，他又取得了第二首领的地位。按照当时拜上帝教的说法，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洪秀全是次子，冯云山是三子，杨秀清是四子。

但在杨秀清的上述种种压力之下，洪秀全被迫做出让步。1851年3月，杨秀清被任命为正军师、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正军师、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副军师、后军主将。

1851年12月17日，在永安发布的封王诏书中规定杨为东王、萧为西王、冯为南王。正军师、中军主将和东王都是仅次于天王的头衔，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和西王又次之，副军师、后军主将和南王则再次之。这样，杨秀清就坐稳了第二把交椅，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而削弱了洪的权力。

之后，杨秀清又逐渐从洪秀全手中夺得了军事指挥权。《李秀成自述》在回忆起义后太平军在金田、武宣东乡、三里圩、象州中坪圩和桂平新圩一带的活动时，叙事的主语是“天王”，可见这时是由洪秀全率领太平军进行转战的。

直到1851年8月，在紫荆山地区作战时，仍是由洪秀全在下达指令，调度军队的行动。但到1852年驻军永安时，就已经明确规定“行营坐营铺排”均“听东王将令”。

确立了由杨秀清指挥军事的制度。《李秀成自述》在讲述太平军永安突围以后的军事行动时，叙事的主语也已经不是“天王”，而是说“东王传令”，这说明此时指挥作战的确实已经不是洪而是杨。这一现象意味着本属于洪秀全的军事指挥大权落到了杨秀清手中。

最后，除了军事指挥权之外，各项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也逐渐被杨秀清所取得。在湖南发布的用以动员群众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是以杨、萧的名义发布的，而并非以最高首领洪秀全的名义发布。

太平军在进入湖南之初，发生了关于以后去向的争论。一部分人怀念家乡，主张回广西，洪秀全主张前往河南，石达开主张去四川建立根据地，“先行入川，再图四扰”，而杨秀清则主张到南京建都。

但洪秀全和石达开的意见并没有起到多大影响，结果是杨秀清轻易地做出了决定，即“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

以后的行动也基本是沿着杨秀清的这一计划进行的。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初，再次发生了关于定都问题的争论，洪秀全主张分军驻守南京，主力去河南建都，而最终还是由杨秀清做出了定都南京的决定。可见，到这时许多重大事务都是由杨秀清决定，而洪秀全则进一步大权旁落了。

杨秀清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而迅速地扩大权力，与他的实际工作能力较强有很大关系。洪秀全的实际工作能力不足，相反，杨秀清却在各种实际活动、尤其是起义后的军事活动中表现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贼情汇纂》记载说，太平军在起义初期，由于清军的追剿，“数数穷蹙”，洪秀全无计可施，“独秀清坚忍，多施诡计，笼络群丑，败而复炽”。可见，洪秀全不能有效指挥太平军，而太平军在杨秀清的指挥下却不断取得胜利。

《李秀成自述》回忆起义初期的杨秀清时也称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并赞叹说“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杨秀清因处理实际事务能力、指挥得当、功绩卓著而使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升高，权力也日益扩大，最后大权在握。

除此之外，杨秀清平时善于结交朋友、拉拢人心，在众人当中拥有大批拥护者，具有相当势力；他为了从洪秀全手中夺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而费尽心机，运用了丰富的斗争手段积极进行权力争夺；他还掌握着假扮上帝下凡这一有力的宗教武器。这几个因素都促进了杨秀清争权活动的成功。

在权争过程中，与杨秀清相比，洪秀全所能采取的手段要少得多。他惟一能做的，只是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宗教教义。以现有的史料，我们还找不出洪秀全除了编造教义以外曾有哪些对杨秀清的反击行动。但可以确定的是，面对杨秀清权力的日益扩大和自己权力的日益削弱，洪秀全心中必然是愤恨和不满的。

洪秀全的理想是做一个高高在上并手握生杀大权的真正君主，建立名副其实的洪家王朝，而不是做一个受制于人的傀儡。他的许多著述都中强烈地体现了这种思想。

如他在1852年刊印于永安的《幼学诗》中说，“一人首出正”，“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他后来的许多著述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如他曾说：“天下万国朕无二。”洪秀全不仅权力欲很强，而且脾气暴躁。在定都南京以后，杨秀清曾在假扮上帝下凡时说洪秀全“性气太烈”。作为一个权力欲如此强烈、不甘大权旁落，而且性格暴躁的人，在杨秀清步步进逼地不断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的境况下，洪秀全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其心中必然是极为愤恨和不满的。

虽然争权手段贫乏，但洪秀全仍具有较强实力以应付杨秀清。首先，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立者，冯云山还在传教过程中全力宣扬他，声称是他将真理教给大家，因而在拜上帝会中，“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

洪秀全在杨秀清涌现出来以前就已经成为公认的最高首领，这一地位既已形成，就是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的。其次，尽管他只做了编造教义这惟一的一件事，然而这一措施的效力却是巨大的。

根据这项教义，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而杨秀清只是上帝的四子。无论杨秀清如何努力地争夺权力，身为上帝四子的他永远也不可能越居身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之上。

因此，尽管杨秀清权力持续扩大，而洪秀全最高首领的地位却始终不曾改变。直到定都南京以后，杨秀清的权力更加增强，然而仍一直处于洪秀全之下，并最终为洪秀全所杀，之所以如此，洪秀全实力的存在是根本原因。

纵观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可以看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洪、杨的争夺中，冯云山帮助洪秀全编造了关于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宗教故事，从而确保了洪秀全的最高首领地位。

由于冯云山与洪秀全的亲密关系，他也成为杨秀清出于削弱洪秀全的目的而予以打击的对象。

在杨秀清与洪秀全的争夺中，萧朝贵则表现得极为活跃，为杨秀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杨秀清不少重要的争权举措，都是由萧朝贵以假扮耶稣下凡的方式进行的。总之，洪、杨初期的权力矛盾体现为一种派系矛盾，直到1852年下半年冯、萧先后因伤去世。

杨秀清通过假扮上帝下凡，将拜上帝教变成其争夺权力的手段，并因此获益匪浅。在平时，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是天王，杨秀清是上帝四子，是东王。

但在他代上帝传言的时候，杨秀清就成了上帝本人，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迫使洪秀全必须服从。这种制度使杨秀清在个别时间权力大于洪秀全，也使得杨秀清可以将自己的任何决定付诸实施，无论洪秀全同意与否。

传言的资格也使杨秀清平时的地位获得提高。一个拥有代上帝传言之权力的人，其本人的地位也自然会因此不同一般，即使在上帝没有下凡的时间里。与此同时，洪秀全也通过编造宗教故事的方式将拜上帝教变为维护自己权力的手段。

杨秀清既可以通过频繁的假扮上帝下凡来增强自己的权威并打击洪秀全的权威，也可以通过排挤冯云山来削弱洪秀全的势力，还可以通过操纵实际工作而争夺洪秀全的实际权力。

而洪秀全惟一的对抗手段却只有编造宗教故事、阐发宗教教义，除此以外再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举措。正因如此，在整个过程中，杨秀清基本处于进攻态势，而洪秀全则基本处于防御态势

。杨秀清步步进逼，权力不断扩大，洪秀全则权力日益削弱。洪秀全凭借最高首领身分这一政治资本及阐发宗教教义的手段，虽然有能力抵抗杨秀清的攻势，但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如前文所述，能力的缺乏对洪秀全的权力争夺产生了不利影响，他因不善于处理实际事务而大权旁落；相反，富于才干的特点则帮助杨秀清不断扩大权力。

在性格方面，洪秀全权力欲强、性格暴躁的性格使他对杨秀清的争权行为极为不满，而杨秀清的性格特点也促进了双方矛盾的激化。杨秀清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肯居于别人之下。

曾搜集大量太平天国情报的张德坚在记述杨秀清的早年经历时，就评价他说，“秀清独无赖，为隶为佣，皆不称意”。杨秀清之所以不安心做一个普通会众，而是费尽心机，千方百计争夺权力，与他的这种性格有很大关系。

由上述可见，洪、杨之间早已存在权力矛盾，而且一直在进行争夺，并达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二，我们并不否认，定都南京以后，由于军事形势要优于定都以前，故洪、杨矛盾比定都前更为尖锐，争夺更为激烈。但定都以后的洪、杨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以前的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定都前后的洪、杨关系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矛盾激烈程度的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