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祖郭威去世后，柴荣以养子的身份继承帝位，胸怀治国安邦的壮志，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作为五代的末帝，不仅没有历代末帝那种昏庸腐的亡国之君的懦弱形象，而且具有汉唐开国帝王那种奋发图强的气魄。
柴荣执政期间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那么，他在农业经济上做出了哪些政策？
柴荣上台后，面临着五代十国封建军阀割据造成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大好河山烽烟四起，满目疮痍的局面。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结束民族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安定人民生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为此，就必须先造就中原王朝——后周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是政治和军事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柴荣的远见卓识，就表现在能从千头万緖中把住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命脉。
恩格斯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自秦汉以来，“强本抑末”，重农轻商，就成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国策。这是为中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所决定的。
历史上无论是西汉的“文景之治”，或唐代的“贞观之治”其社会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无不与经济政策的得当，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相联系的。否则，所谓“富国强兵”，“国泰民安”之类，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自五代以来，封建军阀只顾争权夺利，横征暴歛，造成劳力丧失，水利失修，田园荒芜，“年饥民困”。后唐时“百姓不胜其苦，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后晋时逼得人民“馁死者数十万，流亡不可胜数。”
所以，柴荣在即位时下的大赦令中指出：“近朝丧乱之后，当群黎凋弊之余，不明不敏，何以为治！”他对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景况有切肤之感，如不改变这种局面，其封建统治便无法维持。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基础，与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活有直接联系。于是，柴荣便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
首先，造成勤俭节约和重视农业的强大舆论。柴荣一反五代帝王的奢侈豪华、苛虐百姓的做法，提倡“生灵是念，稼穑为忧，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不贪游宴，尽去奢华，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嶽止甘鲜之员，殿庭绝珠玉之珍。”
在他下令撤除宫殿中豪华陈设的同时，却“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思广劝课之道。”这种让耕夫、织妇的雕像登上大雅之堂的做法，可以说是柴荣重视农业生产的集中表现。他曾在一次与宰相、枢密使、侍卫诸将等高级官吏的宴会上，为“食珍美之膳”感到内疚，并表示“当须手执耒耜与民同力，不然亲当矢石为人除害，稍可安心耳。”
以后的实践证明，柴荣这种表示并非完全出自“因事兴言”，哗众取宠。他针对时弊，强调“仓廪实，衣食足，浇浮之风当自息矣。宜令遍示天下，厚农桑、薄技巧，优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辈，以称朕意焉。”
在社会动乱凋弊之际，柴荣能注意开源节流，造成勤俭节约和发展生产的政治空气，这对改变社会风气将起示范和动员作用。
其次，柴荣针对当时由于兵荒马乱造成的人口流亡、劳力丧失和田园荒芜的严重现象，积极解决农业劳动力和荒地重新开垦的问题。
他千方百计使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新的社会生产力。他上台后立即下诏：免去两京及诸道州府人户所欠去年秋夏租税及沿征帛物；招抚逃聚山林的农民返乡，复员军队中老弱病患者归农；招徕自契丹、南唐、后蜀、北汉等割据边界的农民进入周境，允许他们耕种无主荒地，可“请射住佃为永业。”
他还遏制当时寺院的恶性膨胀，于显德二年下令废除敕额以外寺院，带头毁佛铸钱，并令被废除的寺院中的僧尼还俗归农，加强农业劳动力。
据统计，短期内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只剩下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规定今后不得随意兴建寺院，欲剃度为僧尼者必须在指定的开封、洛阳和大名等地所设的戒坛，经过严格的手续才可。
这就限制了寺院和僧尼的恶性发展。如果以每个寺院有五至十个僧尼计，这一次就从废除寺院中解放出二、三十万劳动力，使其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变为农业劳动者。
柴荣根据客观实际，分别不同情况解决土地问题。他于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下诏：“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这是最主要的处理人口逃亡和田园荒芜的办法。按规定凡流亡户的庄田，当地农民均可向政府申请承佃耕种；若田主流亡归来，在法定年限内可取回大部或部分土地。
其具体办法是：在中原地区，如本户在三年内回来，可取回桑田和庄田的一半；五年内回来，可取回三分之一，但承佃户自己盖的房屋和种的树木园圃，不再交还；五年以外回来，除本户的坟地外，其余一律不予取回，但佃户无力栽种的荒废桑田，仍可取回。
在北方边境地区，人民常遭契舟掳掠，人口流动较大，情况复杂，承佃办法更为通融。规定如本户在五年内回来，可取回桑田和庄田的三分之二；十年内回来，可取回一半；十五年内回来，可取回三分之一，但承佃户自盖的房屋和种的树木园圃，不再交还；十五年以外回来，除本户坟地外，其余一律不予取回，而承佃户无力栽种的荒废桑田，仍可取回。
但如果是冒佃而不交纳租税者，则本户不论何时回来，均可认领。这样，使逃户的庄田有人继续耕种，发展了农业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秩序。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租税收入，为统一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物质力量。
可谓切中时弊，一举两得。在诏书中还照顾到不同地区和逃亡者的不同情况，以及庄田主回归故里的可能性，给他们在一定年限内取回部分土地的权利，留下一条生活的出路，这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和比较完善的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也会给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造成可趁之机。
柴荣十分重视在统一战争中尽快恢复战争创伤。他三令五五申不准将士掠夺和骚扰百姓。无论是取秦凤、战淮南或伐幽云，每次战争胜利后，柴荣都下令释放罪犯和俘虏，战俘愿当兵者留，愿归农者去，发给一定的路费和布帛；免征新收复地区以前所欠残租或当年的夏秋租税；废除原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和非理徭役；从优抚恤战争中伤亡的将士、民佚和百姓等等。
如显德三年正月，李谷撤除了围攻寿州的部队，不久柴荣又带兵重新围攻寿州时，就预先考虑到战争反复可能给农民造成的不良后果。柴荣对侍臣们说：“闻寿州围解，农民多归村落，今闻大军至，必复入城，怜其聚为饿殍，宜先遣使存抚，各令安业。”
先安民而后打仗，就可减少战争的破坏性，有利于战后生产的恢复。
至次年三月，柴荣攻克寿州后，城池残败不堪，民穷财困。他立即下令释放“寿州管内现禁犯人”；寿州城周围五十里内“放今年秋夏租税”；百姓曾聚集山林自保者“并不问罪”；战争中骨肉分离、卖儿鬻女者，“不计远近，并许本家认识，官中给物收赎”；于寿州城“开仓赈饥民”等等。
第三年五月，当收复淮南十四州后，柴荣又先后下令，淮南各州及支援战争的中原地区的徐、宿、宋、毫、陈、颍、许、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税物，并与放免”；“淮南诸州乡军，并放归农”。
以前，南唐在淮南除征收秋夏两税外，又以茶叶和食盐配给百姓，强制他们交出布帛和稻米，叫做“转征”，并要他们交纳羊、猪、薪、炭之类的苛捐杂税，“人甚苦之”。而柴荣却将此等—律免除，百姓如释重负，“民情悦甚。”
由此可见柴荣的统一战争，确实具有正义性质，所以周军所到之处，百姓“争奉牛酒迎劳”。这是柴荣接连取得军事胜利的政治保证，也利于战争创伤的迅速恢复，表现出柴荣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的一些租税负担，并防止富豪逃避租税，柴荣在淮南战争胜利和政治局面稳定之后，便着手改革租税制度，实行均田一均定租税的政策。
柴荣虚心学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看完唐代同州刺史元稹的《长庆集》后，对其中改革租税的《均田表》极为赞尝，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由此始！”原来元稹在主管同州时，目睹农民要额外负担逃户和河沙荒地的租税，而占有大量良田的豪强地主又依势免税，“十分田地，才税二三。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
于是，元稹便上书建议免除逃户庄田和被河沙侵蚀的坏地的租税，按各户农民现有田亩征收两税。这样，既可免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又可堵塞富豪逃税的漏洞，两全其美。
柴荣早有革除五代以来的积弊，希望均定租税的想法，所以他认为元稹建议切合实际，是一种“利国便民”的办法。显德五年七月，柴荣将以元稹《均田表》为蓝本制成的《均田图》，颁发给各州道节度使、刺史，申明均定租税的重要性，引起了各地的重视。十月，柴荣正式下均田诏，要求各地“察乡闾致弊之源，明示条章”，“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永适轻重。”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租税政策。随后，柴荣派出左散骑常侍邓颖等三十四人，代表中央王朝分赴诸州均定租税。行前，柴荣特地接见他们，强调说：“夫国以民为本，本立则国家安。朕以近代已来，租赋不等，贫者抱虚而无告，富者广植以不言。州县以旧额为规，官吏以相承为准，须行均定，用致苏舒。卿等宜正身莅事，副朕兹意。……无使朕之赤子，枉罹于峻法也。”
由此可见，柴荣是想用均定租税的办法，解决贫富租税不均的社会问题，从而缓和阶级矛盾，以达到发展生产，安定国家，“用致苏舒”的目的。
这次均定租税，行动迅速，在几个月内，就完成河南六十州的检括均定工作。连历代被奉为“圣人”而免征的曲阜孔府，“至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也编入户口，与平民一样缴纳租税，足见柴荣均定租税之决心。第二年春诸使臣回，“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垦田一百八百五千八百三十四顷。
淮南郡县，不在此数。”又据开封府统计，田租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经检括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增加五分之二以上。柴荣为防止检括过头，便打了一个折扣，“敕减三万八千顷”，即减免新检括出来的十分之一土地的租税，而且各州检括后“减之仿此”。
可见柴荣还是比较开明和公平的。均田的结果，一方面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方面则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
柴荣注意到农业生产内部相互制约的诸因素，积极采取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和保护耕畜的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显德二年八月柴荣下诏：“课民种树，其上户所种，每户岁须及百本，其次降杀有差。”
要大户每年种一百棵树，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任务，这对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将起积极作用。同时“又令民每口种韭一畦，以助其食。”发展蔬菜，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五代十国连年混战，原有河渠陂塘等水利灌溉系统失修荒废，有些封建军阀还故意决开黄河大堤，以水当兵，造成人为的水患。后唐时“自京以东，幅员千里，水潦为沴”。后晋时“河决于滑、邢，一概东流。……兖州、濮州界皆为水所漂溺。”
结果是黄河“自杨刘至博州一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五代王朝对此不闻不问，致使人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饿殍遍野。
柴荣即位后，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上所办的一件大事，就是修治黄河。显德元年十一月，他派宰相李谷到澶、郓、齐等州巡视河堤，发丁夫六万，修治了一个月，初步解决了黄河水患问题。
显德六年黄河又决口于原武，柴荣立即派宣徽南院使吴延祚调二万民工堵口，及时防止了水患。汴水是东京开封心脏通向各地的大动脉，对灌溉和漕运均有重大作用。自唐末汴水决口之后，长期失修，造成“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
柴荣准备亲征淮南，从经济和军事利益计，决心大力修治汴水。当时有人认为工程浩大，表示反对。柴荣说：“数年之后，必获其利。”可见其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柴荣在位期间，连年修治汴水，使它东至泗上，北入五丈河、济水到梁山泊，“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南下淮河，“于是江、淮舟楫始通”；引导入蔡水，“以通陈、颖之漕”；汴水口设立斗门，调节黄河入汴水的水量。这样，便化汴水的水患为水利，促进了农业和漕运的发展。原来几乎变成死城的开封，又重新焕发青春，水陆交会，日渐繁荣。
在修治汴水和营建开封方面，柴荣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关中平原，是后周的重要粮食基地。显德五年十一月，柴荣命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关西渠堰使，在雍、耀两州界疏浚泾水，以灌溉农田。此外，柴荣还于显德二年疏浚了北部边境的胡卢河，并垒筑城堡，以限制契丹南侵。
于是“敌骑虽至，不敢踄河，边民稍得耕牧焉。”柴荣连年对黄河、汴水、泾水和胡卢河等进行修治的结果，犹如疏通了人体中的动脉，对后周王朝经济的复苏和统一战争的进行，均有重大意义。
保护牛、马等耕畜和役畜，也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后梁朱全忠攻打淮南时，兵士曾掠夺大量耕牛，以后虽然交还一部分给农民，但却强迫农民交牛租，牛死后也照样交租，极大地挫伤了农民饲养耕牛的积极性。郭威建立后周王朝之后，才下令取消牛租。
经过连年的战争，耕牛也倍受损失。柴荣意识到保护耕畜的重要性，带头改革一些随便砍杀耕牛的习俗。他见到每年朝廷要花大量的耕牛用以祭祀天地和祖宗，深感痛惜。他对侍臣们说：“以每年祭祀，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勤，更备牺牲之用，比诸豢养，特可愍伤。”
要有关的臣下想出代替牛牲的办法。以后，有关部门便按柴荣的旨意，从用二十二头牛祭祀减为只用四头牛，余皆用猪、羊代替。这不仅有利生产，而且是移风易俗，将对各地发生良好的影响。
为了提高农民养牛的积极性，促进耕牛的交换和流通，柴荣于显德五年下令：今后各地商人贩卖牛畜，不论黄牛或水牛，所过之处，“不得抽税”；在市场上交易，只“据卖价一千抽税钱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其余“不得别有邀难。”这种减税措施，当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
就是对病弱牲口，柴荣也加以保护。显德二年柴荣下诏：“今后应有病弱老马，并送同州沙苑监、卫州牧马监，就彼水草，以尽饮齿之性。”在战争年代采取这种措施，可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多的退役牲口，并减轻了人民的力役负担。
紧紧掌握生产季节，保证不误农时，这也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一环。为此，柴荣在具体政策上采取了一些照顾农业季节的便民措施。当时，疏浚河渠和扩建开封，一般都控制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进行。
柴荣在显德二年四月下诏扩建开封城廓时指出：“先立标识，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扩建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才完成。
这种既要搞建设，又照顾到农时，不过份消耗人力和影响生产的做法，是可取的。以前各朝征收夏、秋两税，往往不等农民收获完毕就开征，弄得人心惶惶，贻误农时。柴荣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十月下诏：“今后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
于是，“民间便之”。次年，柴荣又下诏，今后凡田宅、婚姻、诉讼(其他案件不在此限)，一律自十一月一日至次年二月三十日进行，其他农忙时间不得为此打官司，免得影响生产。同时，柴荣还要求司法部门提高效率，及时审理，以免“强猾者因兹得计，孤弱者无以自伸。”对一些骚扰农民的官吏，柴荣则严加惩治。
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坐纳税，场官扰民，多取余耗”而被“赐死”。当时有些臣僚认为“汉卿罪不致死”。柴荣说：“朕知之，慾以惩众耳！”为多收禾杆扰民，而处死一位大将军，确有杀一儆百之意。
上述各点，就是柴荣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些都是为他“思混一天下”的目的服务的，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周太祖郭威经营的基础上，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中原便开始出现“小康”局面。柴荣领兵首捷高平，挫败北汉与契丹联军，初露锋芒。接着，又取得秦、凤、成、阶等州，雄踞关陇，虎视后蜀。
第三年柴荣挥戈南下，亲征淮南，后周已成为号称“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采用”的强国。柴荣旗开得胜，连战皆捷，终于在三年内收复淮南十四州，臣服南唐，威震江淮。
第六年柴荣又亲率数十万水陆大军，浩浩荡荡，北伐幽云。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契丹官士，一触即溃，望风归顺。在中原和北方人民的支持下，柴荣创建了在四十二天内“兵不血刃”，连陷燕南三关、三州的“不世之功”。收复幽云，指日可待。
后周在柴荣的统治下，于五、六年间国家迅速强盛，统一战争胜利进行的事实，说明柴荣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政策能顺应历史潮流，能符合人民的愿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手抓打仗，一手抓生产，以经济的发展来促进政治的稳定和军事的强大，推动统一正义事业的进展。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比较切实可行的农业经济政策，缺乏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基础，失去广大农民的支持，那么柴荣的“混一天下”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诚然，柴荣的农业经济政策也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带有增加徭役和赋税剥削的强烈的阶级性。
但在当时从乱而治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却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带来了由衰败至强盛，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转机。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世宗纪》中评论柴荣曰：“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其为人明达英果，议论伟然。……其英武之才，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此虽属溢美之辞，但亦非凭空吹捧。历史是一面镜子，柴荣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就，其历史经验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