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是五代史上最后一个短命王朝，仅存在九年时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自中唐以来干戈相寻的混乱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后周两代君主——郭威和柴荣进行的诸多改革，标志着由分裂动荡向统一稳定的历史性转折的开始，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他们都改革了哪些方面？

“自中唐以来，强臣擅兵以思篡夺者相沿成习，无有宁岁久矣”，这是王夫之对当时混乱政局的概括，揭示了社会的“无序”状态。这一状况在五代的晋、汉之际发展到了极点，时人安重荣有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昔日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已荡然无存。在这种社会状态下，集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秩序与稳定。

对此，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五代后期，只有建立起较为强大的集权统治，才有可能扭转颓势，整饬吏治。

从当时情况看，这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而且时局的变化也提供了一些客观条件。一是长期的军阀混战与火拼，使分裂势力日渐衰竭，形成了少数大军阀争夺天下的局面，统一力量正在壮大；二是契丹的南侵，给汉族造成巨大威胁，而抗御外侮，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这加快了统一的进程。后周时期强化皇权的努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五代的君主多是拥兵篡位的，后周也如此。这使郭威认识到，要强化皇权，必须削弱方镇势力和权臣对禁军的控制权，着力打击地方分离势力。

他即位不久，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叛乱，郭威亲自领军镇压，一举平叛，显示了新政权的威力，对各方镇造成很大震动。郭威看出了方镇势力之所以层出不穷、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对辖地“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财赋”。

对此，郭威采取两种办法来处理，一是频繁调遣节度使，二是加强直属中央的州县的权力，以削弱方镇。在关东，952年平定慕容彦超后，降兖州为防御州，令端明殿学士颜衍权知州事，开文臣掌管州郡的先例。

接着，郭威开始加强对关中的控制，令京兆、风翔二府及同、华诸州实行军政分离，规定“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应“各守职分”，“州府不得差监征军将下县”。

这样，中央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的财政与民事权，大大削弱了方镇的势力。此外，还有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规定节度使“不得以器械进贡”，因为他们无不以“进贡”为名，私造器甲，“功费又信，悉取于民”，既烦扰百姓，又壮大地方势力，而废禁地方“作院”，无疑限制了方镇的膨胀。

在中央，郭威注意到提携后进之士，贬抑骄横霸道的武夫。当时王峻为枢密使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权势无侔，每有启奏，“从而顺之，则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则应声而愠，不逊之语随事辄发”。

郭威为强化皇权，提拔郑仁诲、李重进、向训、李谷、范质等人，王峻“多发外诸候书以求保证，旬浃之内，诸道驰骑进峻书，闻者惊骇其事”。郭威以李谷、范质为相，王峻急奏亲信代之，“论列其事，奏对不逊”。柴荣为郭威亲属中唯一的继承人，王峻也“专意阻隔，暂令到阙，即怀怨望”。

这已不是一般的主相君臣的政见之争，而是当时司空见惯的武臣当道的表现，王峻对皇权已构成了威胁。郭威死前终于将其贬责至死，这是五代史上君权对专横武臣的重大胜利，从此，“枢密使不能操宰相之进止，宰相不复倚藩镇以从违，君为民之君，相为君之相，庶几乎天职之共焉。嗣是王朴、窦俨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规”。王夫之的这段话，揭示了郭威此举的意义。

显德元年(954)柴荣即位后，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和皇权。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整顿军事制度，加强对中央禁军的控制，提高其军事实力，从根本上确立皇权的中心地位。

通过裁汰冗兵惰将、整肃军纪，招募骁勇、强化训练，造成了“甲兵之盛，近比无比”的情势，并任命赵匡胤等亲信武将统领禁军，使中央的军事实力压倒了方镇。这样，柴荣处理方镇离叛问题十分从容，绝不委屈求全。

如显德二年任折德扆为府州节度使，而夏州李彝兴不服，“塞路不通周使”，众人多主张弃德扆抚彝兴，柴荣说：“德扆数年以来，尽忠戮力以拒刘氏，奈何一旦弃之！”并以断绝“贸易百货”相胁，迫使李彝兴“惶恐谢罪”。

这不仅强调地方必须忠顺中央，也要求君主不失信于臣下，这正是中央集权有所强化而表现出的自信。此外，柴荣还着手整顿地方行政机构，废除了不少职署。史称其“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

这在今天看来属极端专断独裁的行为，在当时却标志着皇权摆脱了武夫权臣的挟持，重新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这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一大历史变局。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后周的其它政治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使人民生计缺乏保障。这种社会环境助长了及时行乐的心态，各级官吏大肆掠掳，以供挥霍，而王权的式微，使吏治的腐败基本上处于失控的状态。

后周建立后，郭威大力倡导节俭，整饬世风。他在登基诏书上规定：“乘舆服御之物，不得过为华饰，宫闱器用，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各地进奉的“珍巧纤华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一律废止，并提出了“帝王之道，德化为先”的施政思想。

为显示他禁奢的决心，他把汉隐帝的珍玩数十具“碎之于殿庭”，说：“凡为帝王，安用此！”同时严令：“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在这方面，郭威以身作则，始终坚持，其临终前，一再告诫柴荣不得厚葬，“务从俭素”，以“瓦棺纸衣”葬之，不要守陵宫人，更不可“伤他人性命”，“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对一些权臣贪纵奢侈的行为，郭威轻则斥责，重则惩处。

如王峻大修枢密院公署，“高广华侈”，郭威予以制止；王殷、常思等聚敛，都被惩处。常思在地方放高利贷，征调前“请行征督”，郭威诏令“折券以谕其民”，予以放免。

953年一些高级将领挑动兵士闹饷，以叛乱相胁，郭威斥责他们“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致使诸将“皆惶恐而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对重臣如此，一般中下层官吏贪污，一旦败露，无不严惩。

如莱州刺史叶仁鲁，“帝之故吏”，贪污“绢万五千匹，钱千缗”；他请人说情，郭威说：“汝抵国法，吾无如之何”，赐死。其他如供奉官武怀赞、单州刺史赵凤、两浙吊祭使李知损、唐州方城县令陈守愚等，都以贪赃处死。郭威在位不足四年，但纠贪之速、之严，令人振奋。

柴荣继位后，继续推行节俭政策。他起自社会下层，对民间生活颇为了解，史称其“性不好丝竹珍奇之物”。一次“与将相同食于万岁殿”，说：“两日大寒，朕于宫中食珍膳，深愧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既不能躬耕而食，惟当亲冒矢石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显德四年修永福殿，供奉官孙延希、御厨董延勋克扣工饷，柴荣“见役夫就瓦中噉饭，以柿为匕者，大怒，斩延希而贬延勋等”。

其他如右羽林大将孟汉卿、殿中监马从赟等皆因贪致死。从文献记载上看，柴荣纠贪之严厉，大大超过郭威。所以有人评论柴荣说：“考其行事，失于好杀，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

其实，对这一点柴荣深有所知，曾说：“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在吏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不如此便难以拨乱反正。实际上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他基本上以事实为根据，“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当然，用刑过急也难免有失当的情况，有时“事行之后，亦多追悔”。

正因为如此，柴荣晚年“渐用宽典”；一些文臣也力劝他改变峻刻之政，建立起正常的法治秩序。《国老谈苑》上记载，一县令“犯赃数百匹”，柴荣以为“法当处死”，宰臣范质据理力争，以为“法不至死”，终使柴荣据典处之。这说明柴荣后期的吏治已逐渐走上了法治的轨道。

唐末五代以来，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官吏无不肆意妄为，这是造成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如后汉史弘肇都辖禁军，“专行刑杀”，“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以致“巡习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当时法律制度极为混乱，一天比一天残酷。

史载，唐末“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赃三匹者死”，“奸有夫妇，无问强和，男女并死”；延至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官吏用刑，极为凶残，有“长钉贯人手足”、“短刀脔割人肌肤”之类，、让人“半生半死”，至于断舌、决口、斮筋、折足，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这种状况不改变，很难从根本上稳定社会秩序。对此，郭威和柴荣都深有感触，并且为重建法律制度进行了不懈地努力。

郭威建周后即下令：“今后应犯窃盗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条制施行，应诸犯罪人等，除反逆外，其罪并不得藉没家产，诛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这便废止了最严酷的后汉刑律。

他又令臣下修定有关刑法的敕令，名为《大周续编敕》，共二卷，做为暂时的法律依据。当时正值久战之后，人口不足，而发展生产迫切需要劳力，所以郭威强调慎刑，严禁滥杀，并多次下诏赦免囚犯。

郭威针对地方官吏处事拖沓，囹圄充斥的现象，规定州县长官必须亲自处理案件，冤屈者立即释放，“有理须申者，速期疏决，俾甚平允，无至滞淹”，还责令他们整肃监狱制度，严禁狱吏欺压犯人，“常令净扫狱房，洗刷枷匣”，犯人有病，应让亲属探视，遣狱医治疗。

这种予犯人人道的待遇，确实表明郭威在落实他的“王者之治，德化为先”的施政主张。为进一步强调慎刑，郭威制定了复核制，地方断死罪后，必须将审讯记录和法官姓名及其所依据的法令上报。

在诉讼程序上，他曾下诏规定：“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讼于台省”。这既确定了民事诉讼的程序，也明确了各级官府受理的责任，有利于正常法律秩序的建立。

王夫之以为这是“禁民之越诉”，于“弱民”无益，虽不无道理，但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难免有所偏颇，一个“越诉”普遍化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

柴荣执政后，继续致力于法制建设。他把处理案件做为吏治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及时、准确、慎刑三大办案原则。对“婚姻斗竞，贼盗公事”，地方长官应亲自审理，“疾速区分”，凡大辟之罪，“公案申奏”，犯人“入禁至断了日数闻奏”；显德二年的诏令更明确了监狱的管理制度，对囚犯的饮食、卫生、医疗等都有规定。

对行刑逼供，虽没有全部废禁，但作了严格的限制：“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十五杖”。对那些“狱不滞留，人无枉挠”的官吏，加以褒扬，违法者则予严惩，如供奉官郝光庭、御史中丞杨昭俭等都因挟私断狱，或被杀、或被罢职。

这使断狱与吏治考核紧密联系起来。在诉讼方面，柴荣要求州郡“选明干寮吏”任职，处事应及时、公正，改变那种百般拖延，终使“强猾者因滋得计，孤弱者无以自伸”的现象，一般的民事纠纷，应集中在十一月一日至下年的二月三十日内办理，免碍农事，只有那些“交相侵夺，情理妨害，不可停滞者”除外。

柴荣时还着力修定统一的法典，显德四年四月下诏令中书门下删改旧行法典，以“务从简要”，易以颁行为原则。对条文古奥、繁杂、自相矛盾的情况，加以注释、修正。

第二年侍御史张湜等撰定《大周刑统》，颁行全国，这便结束了长期以来法律混乱的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后周的法律制度还远不能说完善，实行中也有不少缺漏，但其拨乱反正，以法制来规范吏治，创业之功不可抹杀。王夫之有言：“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以此来看郭威和柴荣，可以说他们是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奠基者。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止，逐渐形成了重武轻文的风尚。检索当时的史籍，可见当政的都是凭借武力起家的军阀，朝中大权则由其亲信僚佐控制，各级地方政府也把持在飞扬跋扈的武夫手中，他们缺乏“德治”的修养，对文治教化一窍不通，无不肆意妄为。

即便有个别充任刀笔吏的文臣升至宰相，也只是掌管奏议，无不仰武人鼻息，动辄遭到斥责。

这种崇武贱文的风气，在后汉时达于极点，权臣杨邠“素不喜书生”，说：“国家府库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史弘肇“尤恶文士”，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也“尤不喜文士”，说：“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

在他们看来，治理国家靠得是“长枪大剑”，而礼乐教化简直一文不值。难怪宋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上一再痛斥五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堕落时代。当时吏治的极端黑暗，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

为改变这种状况，郭威和柴荣执政时期，开始奖掖文臣，调整官僚队伍的结构，提高其素质，把吏治改革引向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