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唯行

圖/周京新

姑且放下筆墨官司，且看那畫師如何行事。支起畫架，展開素紙，直面草木山石，筆鋒游走處不過依樣描摹。枝椏歪斜便畫歪斜，石稜嶙峋便畫嶙峋，這同小兒執筆謄抄《千字文》有何分別？若說這是創作，倒像將臨帖說成自創字體。

有人辯稱寫生要取捨經營，須知裁紙刀在誰手中？白紙不過三尺，景物橫亙千里，畫者終究是囚在眼前方寸間的囚徒。所謂構圖章法，不過是鐵窗里挪動板凳看天光。即便潑墨揮灑如八大，筆下怪石仍帶著江南煙雨的形骸。

更有人高談寫生即寫心，這便好比說臨摹《蘭亭序》必得揣摩王羲之飲了幾鬥酒。畫匠在野地凍得手僵，滿心盼著歸家喝碗熱粥，筆下松柏倒顯出傲雪風骨——這風骨原是旁觀者硬塞進絹帛的。

文人雅士總愛給尋常事裹糖衣，卻不知老畫工背著畫箱走三十里山路，只為把斷崖飛瀑原樣拓回畫院。若說這是創作，石匠鑿碑也該封個詩仙。臨摹與寫生本是一母同胞，一個對古畫叩頭，一個向自然作揖，終究脫不開個"仿"字。

諸君且看博物館裡寫生畫稿，哪幅不是景物附在紙上的魂？若真能憑空造山河，何苦頂著日頭餵蚊蟲。說穿了，寫生這行當與衙門文書抄案牘無異，不過前者抄天地，後者抄官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