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东纵最初在巨鹿和任县间收编的土匪刘磨头，指使其部下邱庆福率1000多人窜到南宫附近，烧杀掠抢，扩占地盘。

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民愤很大。陈再道几次派人送信给邱庆福令其率部返回原地，不得危害群众，但是，邱庆福根本置之不理。

当时，东纵在南宫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不仅群众不满，而且还会严重威胁到我东进纵队司令部的安全。

于是，陈再道召集1团团长程启光及这两个连的干部商议。

程启光认为:“不用顾虑，直接把邱庆福解决掉即可。”

但是，陈再道却摇摇头，有些无奈地说：“我也有这个想法，但目前我们在南宫的兵力不够啊！”

讨论中，程启光突然想到：

“城北樊家庄是个好地方，村北有个大场子，大场子旁边有个干壕沟，可以派上用场。”

陈再道听后，双眼一亮：

“你是说利用大场子和干壕沟做文章？”

程启光说:

“是的，那里是个天然战壕，我们以联合检阅部队为名，将人马埋伏在壕沟里，突然下手，将土匪缴械，打他一个冷不防。”

陈再道觉得这主意不错，但有些担心：

“他们会不会上钩呢？万一他们拒绝受检呢？”

程启光认为不会，他说:

“邱庆福从心理上是十分惧怕我们的，而且，也想通过检阅摸清我们的虚实。更主要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的一场检阅会暗伏杀机。”

陈再道认为这个主意可行，于是开始积极进行部署。

收编华北抗日地方武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两天后，邱庆福带着他的部下来樊家庄，接受检阅，但是，他把队伍拉得很长，弹上膛，刀出鞘，非常小心谨慎。

不过，当他看到参加检阅的东纵只有两个连时，戒备心理消除了许多，按命令把队伍全部带进了大场子里。

东纵政委李菁玉同邱庆福见面后，站在场地中央放置的一张八仙桌上，向其部下讲话。

这时，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走到邱庆福面前，轻声说道：

“邱司令，陈司令请你到到司令部去一下，有事商量”。

邱庆福犹豫一下，转身向手下的一个头目交代了几句，带着10多个卫兵，跟着那个参谋朝东进纵队司令部走去。

当邱庆福迈步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迅速冲出来，立即将邱庆福按在地上捆起来。

接着，陈再道又以同样的方法，通知邱庆福部中队长以上人员前来司令部“开会”，缴了他们的枪。

看到重要头目相继被请过去，邱庆福的队伍里一些敏感分子产生了怀疑，立刻动荡不安，个别死硬分子嚷叫着喊“打”。

这时，东纵这两个连早已做好准备，程启光也退到了壕沟里，他一声令下，我两个连战士全部跳进了壕沟中，先于对方开火。

邱庆福匪众群龙无首，加之所处位置空荡，背后又是一米深的水壕沟，无处可藏，无路可退，如一群热锅上的蚂蚁，有的跳进水里，有的被打死或打伤，有几个小匪头亡命冲到东纵司令部跟前，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乖乖做了俘虏。

就这样，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匪部除200多名被击毙外，其余800余人，全部做了我军俘虏。

处决了邱庆福，为当地群众除了一害，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解决邱庆福，意味着东纵正式对刘磨头宣战。

果然，得知邱庆福被处决后，刘磨头放出风来，誓死要报一箭之仇。

在华北抗日的八路军骑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正在这时，宋任穷奉命率骑兵团、重机枪连和新组建的马玉堂支队来到了南宫，有了这股力量的加入，陈再道觉得消灭刘磨头的时机已到。

不久，陈再道便和已接任政委的宋任穷商量这一问题。

当时，刘磨头的巢穴在任县东北10千米里的环水村，这是一个小岛，四面环水，水面宽一两千米，岛上有百十户人家，水的东头紧连着村东的滏阳河，平时水深有四五尺，最深处有一丈多深，根本不能徒涉。

这里很像山东的水泊梁山，易守难攻。刘磨头在这里已经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四周构建了碉堡和战壕，十分坚固。

前几年，任县保安团和巨鹿县保安团曾多次联合围剿都没成功，国民党第29军也曾派两个团围攻，也没有消灭掉刘磨头。

他曾经自我吹嘘说:

“我这个小梁山，他们用几支破枪是攻不破的，让他们再攻几年试试看。”

对于这样一个坚固的地方，强攻不是办法，唯有智取。

宋任穷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最好从其内部寻找突破口，他说：

“我们不能光关在屋子里纸上谈兵，最好组织和群众调查了解一下，肯定是可以想出办法的。”

陈再道点头赞同：

“我们干脆把部队带过去，一旦有好办法，就立即行动！”

1938年4月1日，陈再道和宋任穷率第129师骑兵团及其他一些武装，开赴任县地区。

当地党组织听说要端刘磨头的老窝，都非常高兴，当得知部队正为寻找突破口而困惑时，立即提议道：

“找刘富子，他在家呢！”

这个刘富子，原来是刘磨头手下的一个中队长，但是天良未泯，得知刘磨头已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准备充当爪牙时，具有爱国心的他回到家中，目的就是来找东进纵队领导，准备独自投奔。

听说有这样一个人，陈再道和宋任穷都非常高兴，他们立即派人找到了刘富子。

见面之后，陈再道和宋任穷对刘富子的正义之举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刘富子也非常高兴，当然，他也有顾虑，他说：

“我同刘磨头在一个锅里吃了10来年饭，他心毒手狠，如果你们不能把他剿灭，他必定会找我算账，还会杀掉我全家老小，这是刘磨头的惯用手段”。

刘富子还提到，几年前有个小头目因故投奔了任县保安团，领着保安团来攻打环水村没有攻破。

事后，刘磨头派人把那个小头目和几个跟他跑的人，捉来凌迟碎剐，并把他们全家杀得一干二净。

很显然，刘富子也怕自己重蹈这个旧辙。

对于刘富子的顾虑，宋任穷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想背而不叛，从刘磨头这种人的本性来说，岂会允你背而不叛？从根本上说，只有坚决铲除他，你的个人安全才有保障，才对民族大义有利。”

经过反复劝说，刘富子答应带路，但他仍提出：“我只带路，不动手，行不行？”

陈再道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行！”

经过认真准备，4月6日，陈再道、宋任穷进行了周密部署，令骑兵团2、3两个营围歼驻扎在环水村外围永福庄、郑家庄一带的股匪，骑兵大队封锁东南北三面水面，防止环水村土匪乘船外逃。

骑兵团1营和马玉堂支队组成突击队，在刘富子的引导下，从西岸乘船前往环水村。

这一天，大雾迷漫，一丈以外很难看见人影，刘富子和突击队的两只船行进到距村西头20多米的地方，村口的匪徒哨兵发觉有响声，立即高声用黑话问道:

“是哪个台铺的？”

刘富子回答说：

“一台三铺的。”

匪徒哨兵又问:

“门朝哪边开”？

刘富子答到:

“门朝北边开”。

这时，哨兵已经听出了刘富子声音，便问：

“是刘中队长吗？”

刘富子连忙回答说：

“是，我刚从外边回来。”

哨兵不吭声了，突击队登岸后，首先解决了哨兵。紧接着，主力乘坐的船只陆续赶到，悄悄地进入环水村。

此刻，匪兵都在睡梦中，遭到八路军突然袭击后，多半被活捉，一部分仓皇逃跑，被八路军包围在一座院子里负隅顽抗。

八路军指挥员让刘富子喊话，因为他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之这些土匪也有一些爱国情怀，里面抵抗的枪声停了下来，随后他们走出大院投降。

这一仗，我军消灭土匪100多人，俘虏500多人。

与此同时，骑兵团2、3两营也将永福庄、郑家庄的刘部股匪500多人吃掉，只有刘磨头率匪骨干20余人窜到邢台，投靠日伪崔培德、高德林部下，任第二旅的团长，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才被抓获，在邢台被处死。

铲除了邱庆福和刘磨头土匪后，八路军东进纵队名声大震。不久，陈再道又指挥部队先后消灭了不事抗日、专与八路军为敌的威县南里村的赵山峰、曲周的萧耀成、临清的张义等土匪武装，还有的从此销声匿迹。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全国坚持抗战与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党与八路军部队在这些地区应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

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

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从这份指示可以看出，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

根据中央指示，朱德、彭德怀令第129师主力与第115师第344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

按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刘伯承师长、徐向前、邓小平于4月下旬，在辽县西河头召开会议，研究具体行动部署。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

一、全师主力以平汉铁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

二、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第769团和第115师第689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

三、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第386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4月26日，“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与徐向前一起出发的有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

5月7日，徐向前和刘志坚率部经过10多天的长途行军到达南宫，与先期来到这里的陈再道、宋任穷会合。

宋任穷（左三）、徐向前（左一）等人1938年在河北南宫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而后，徐向前根据当前情况，决定首先打掉威县的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提高八路军的威信，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5月9日，徐向前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第689团攻打威县城；

二、东进纵队第1团、骑兵团袭击临清，主力在临清至威县间破坏公路，并准备伏击临清出动的增援之敌；

三、第769团和曾国华支队在威县至平乡间的高阜镇设伏，准备伏击平乡出去的增援之敌。

次日凌晨4时整，战斗打响，八路军一举消灭威县日伪军200多人，临清日伪军100多人，我军140多人阵亡。

这次战斗的意义非常重大，此役之后，驻临清、平乡的日伪军相继弃城逃跑，集中到邢台一些靠近铁路线的据点。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又向南得到扩展，日军由于兵力不足，龟缩在他们占领的几个县城里不敢出动。

然而，就在我军刚刚攻克威县的第二天，活动在南宫东部小李庄一带的“六离会”，制造了震惊整个冀南的严重性流血事件。

对于六离会，徐向前并不陌生。冀南六离会兴起于“七七事变”后，其名称源于八卦的卦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离”居第六位，故称“六离会”。

建会之初，它主要利用群众的愚昧，大肆宣传入会不当兵，家庭、村庄可保不受土匪侵扰劫掠，即使打仗，吞符念咒后也可刀枪不入。

之后，会众头目又采用不入会抄家、罚款的恐吓手段，强迫每户至少一人入会。因此，自1937年冬季开始，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六离会遍及南宫、清河、威县、枣强、冀县一带的广大村庄，势力范围方园百余里，会徒多达四五万。

该会总头目称老师父，其次是二师父、三师父、会长、引保师、队长。会徒均为青壮年，手持大刀和红缨枪，标志是身穿黑衣，胸前戴“八卦”图案红兜兜，头裹红布巾。

建立之初，六离会组织会徒利用晚上或者农闲时间练武，保家护村，看青、防盗，维持村里治安。有的还规定击鼓为号，一村有事，各村响应。

东纵到达南宫之初，按照党中央“对于会门土匪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的政策要求，对六离会做了大量团结争取工作，宋任穷还多次与其老师父会谈。

当时，六离会还在南宫城设立了办事处，一度实现了“八六”合作，联合站岗放哨，我东进纵队首长外出时，六离会也曾护送过。

然而，由于六离会的上层人士，多半出自富庶人家，骨子里与共产党的主张难以合拍。

就在这时，一个对六离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李耀庭。

李耀庭是南宫县孙李村人，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曾在直系军队服役，先后任团长、中将旅长和武汉军警督察处处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李耀庭见日本势力在华北逐渐膨胀，便公开投日，曾操纵南宫各界人士去威县迎接日军。

后来，六离会的巨大影响引起了李耀庭的兴趣，很快走在了一起，李耀庭利用六离会的势力，六离会利用李耀庭的“名气”，各得其所。

八路军来到南宫后，1938年2月15日，以东纵五连为基础，八路军了组建津浦支队，由孙继先任司令员，王育民任政委，东渡卫运河，进入鲁西北高唐、夏津、恩县一带，破击津浦路，配合徐州会战，打通向冀鲁边区发展的道路。

很快，这支队伍由300余人发展至1000余人。为支持其发展，第129师决定为该支队配发一部电台。

5月上旬，王育民带骑兵排赴南宫领取电台，途经南宫城东小屯村时，该村六离会队长宋殿元、段玉凤拦住不让走，并要缴战士们的枪，在王育民的解释下，宋殿元、段玉凤等人才勉强让部队过了村。

随后，他们将此事报告了该村六离会会长宋印亭。地主出身的宋印亭，由于贩卖烟土曾被八路军查获，怀恨在心，早想伺机报复。

他估计，这支部队返回还要再次过村，于是，便联络李张马村的会长李敬哲，一起向住在赵守寨的三师父范廷娥汇报，研究了袭击八路军的行动方案。规定以击鼓为号，鼓响人聚，向八路军出击。

王育民在南宫领到电台与电台队长黄立祥汇合后，5月11日凌晨，一行40余人从南宫出发，原路返回。

他们行至小屯村西，因担心六离会再找麻烦，便改道从村后东行，不巧遇到一个担水的会徒，此人马上回村报告，早有准备的宋印亭立即击鼓聚人，拦住了队伍。

王育民再三解释未果，无奈之下，令部队散开，摆出了准备战斗的姿势，宋见势不好，佯装让部队继续前行，但其会徒却一直尾随在后。

这时，一村接一村的击鼓，四面八方的六离会徒开始集结，部队行至李张马村时，李敬哲率众出村，对八路军队伍形成包围之势。

很快，会徒们发动了攻击，包括王育民在内的24名八路军战士被杀害，黄立祥等5名战士突围未成被俘，枪支、马匹和电台也被抢去。

听到这个消息后，徐向前心中无比愤怒，他立即派人去临清，让陈再道赶回南宫，商量如何解决这一血案。

此时，更令人气愤的消息陆续传来，事件发生后，六离会不但不思悔过收敛，反而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孕育更大规模的对抗。

一方面，他们集合10多个村的会徒到小屯、张马村准备与八路军打仗；另一方面，动员南宫三、四、五、六区及枣强、冀县、威县、清河、武城、临清、故城等县的六离会与八路军对抗。

同时，还加紧在孙村、甘狼冢一带进行武装部署，在东西三四十公里，南北一二十公里的范围内，集结了近20000人的队伍。

陈再道回到南宫，见到徐向前便说：

“副师长，解决六离会问题刻不容缓，但选择什么方法，我们要赶快决定。”

徐向前沉思了一下，对陈再道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唤醒受蒙蔽的群众，真正孤立死心塌地的帮首，让广大群众了解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做到先礼后兵。”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人立即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及八路军总部。并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原则，提出了4条具体对策：

1、为开展工作争取群众，决以主力集结南宫附近，在部队中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

2、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

3、对为首者镇压之；

4、散发告人民书，张贴布告，使群众勿发疑慌。对六离会者不采取迅速而正确的策略，此地工作将大受阻碍，而且六离会成立历史不长，必须停止并瓦解之。

接到电报后，刘伯承、邓小平随即回电：

同意你们的措施，应该坚决打击，严惩首恶分子，对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着重于教育争取。

朱德、彭德怀回电：

六离会之举动显系汉奸组织行为，要求在处理事件的同时，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教育。

徐向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上级指示，徐向前等人开始了周密的行动。5月14日，他和宋任穷带骑兵团一个营来到六离会会徒集中的张马村进行谈判。

看到我军到来，六离会的头目全都躲了起来。于是，徐向前召集部分会徒和一些与六离会有联系的村长开会，转告他们的头目：

立即释放我方被抓人员，交还电台和我方被杀人员遗体，交出枪杀我方人员的幕后指挥者和凶手，解散六离会。

对于徐向前的声明，李耀庭不仅不予理睬，仍集合万余名会徒在南宫东南的孙村召开庆祝大会，展览被他们抢去的八路军电台。

同时，还准备会后向驻在张马村的八路军骑兵团的那个营发动进攻，夺取武器和马匹。

于是，徐向前决定采取武力解决，5月16日凌晨，八路军第771团、骑兵团和县大队，对孙村武装集结的六离会徒进行三面包围，留其一面，让无辜受胁迫的群众外逃。

刚开始，八路军战士向天上开枪，边打边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可是，六离会徒只听枪响，不见人伤，真以为吃了符、念着咒刀枪不入，于是，他们在死硬分子的组织下，更加嚣张，并用红缨枪挑死挑伤我数名战士。

随后，八路军战士迅速开枪还击，会徒死伤200多人，李耀庭和几个头目被活捉。

之后，六离会的二师父又在村东南苇坑、孙村南演武村组织了两次反攻，均被我军打散，住在其他村的六离会徒不战而逃。

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到了吃早饭时，战斗已经基本结束。

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召开大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六离会叛乱平定后，东进纵队在孙村组织召开了群众和邻村六离会及其他会道门骨干分子参加的万人大会，刘志坚等领导同志亲自讲话，动员六离会徒退会，否则严惩不贷。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冀县、清河、威县等周边各县的六离会纷纷自动解散，随后，广大农村建立起了抗日自卫队，一个“拥护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积极投身抗日的群众热潮迅速掀起。

7月，第129师政委邓小平来到冀南，与徐向前一起主持了对冀南地区武装力量的改造和合编：

第771团、东进纵队第2团和抗日游击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徐深吉任旅长，卜盛光任参谋长。

该旅下辖的3个团，第771团为独立旅一团，仍称第771团；原东进纵队第2团为独立旅第2团；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为独立旅第3团。

东进纵队一、三两团合编为新1团，归第386旅建制。

各分区的基干部队分别与被我收编的各县一些民团、保安队及部分游杂武装，先后合编为东纵8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共20000余人。由陈再道担任司令，宋任穷任政委。

8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电示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

我们一般方针要加紧建立与巩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临时专员……为此有请杨秀林（即杨秀峰）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的工作的必要。

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宣告成立，50多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一致选举杨秀林、宋任穷为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国民党人士如刘季兴、孟夫堂等人均担任了重要职务。

8月19日，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撤销冀鲁豫边区省委，改称冀南区党委，书记李箐玉，组织部长于光汉，宣传部长马国瑞，民运部长张策。

冀鲁豫边区省委原属5个特委均依次改称地委：第一地委书记李力；第二地委书记李亚光；第三地委书记张增敬；第四地委书记信锡华；第五地委书记扈惠民。

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至沧石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