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
1937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后，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匮乏，连军区司令部电台队也只有队长钟夫翔和两名报务员。为解决这一紧迫问题，聂荣臻决心办班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
1937年底，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军区所在地阜平开班，招收36名学生。军区电台队的3个人，肩负教学任务，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学。第一期班结业后，学生分配各地，解了部分燃眉之急。
晋察冀根据地发展迅猛，很快形成晋察冀、冀中、冀热察3个战略区、12个军分区、31个战斗团，总兵力近10万人，对无线电通信联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钟夫翔的主持下，训练班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学生500多人，基本上满足了全区电台运行的需要，但这些人一般只会用，不会修，更不会使用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新型电台。
为此，聂荣臻指示，电台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会用，要深入研究探讨无线电技术。于是，训练班改成了研究组。可研究组的成员，有文化理论知识的缺少无线电实践经验，而有点实践经验的则缺乏理论知识，又没有导师指导，研究探讨很难深入。
1942年初，聂荣臻收到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的消息，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班威廉两对夫妇离开北平，来到平西。
聂荣臻和林迈可早就熟识。1938年、1939年的暑假，林迈可曾两次到晋察冀边区看望白求恩。聂荣臻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还请林迈可检修调试了军区司令部的电台。
林迈可回燕京后，曾秘密为晋察冀根据地采购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机油等紧缺物资，还与燕大物理系主任班威廉一起，利用从国外购回的无线电元配件，组装了十几部无线电发报机，通过设在北平西郊的游击队秘密联络站，输送给晋察冀边区。
1941年12月8日早上，林迈可从收音机里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的消息，预感日本人肯定会上门找麻烦，而且班威廉也有危险。他当即驾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小汽车，带着妻子李效黎和班威廉夫妇火速驶出燕大东校门，去找八路军。
时隔不到10分钟，日本宪兵便气势汹汹地从西校门开进燕大，大肆抓捕抗日师生，封锁了校园。
对两位“洋教授”的到来，聂荣臻异常兴奋，当即发电报给萧克，盛情邀请林、班一行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做客。
1942年春节后，在挺进军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士光的陪同下，林迈可、班威廉夫妇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平山县吊儿村。
聂荣臻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还特别专辟一个院落供他们居住，安排曾给白求恩当过炊事员的冯志华给他们当厨师。 林迈可、班威廉一行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把这里称作“国际和平饭店”。
班威廉说他们住的房间有轻便的家具，椅子、桌子、床铺，还有写字台，木床上有帆布垫子，很温暖，四面墙壁都涂上石灰，厨房用具也很齐全，大师傅手段也很高明，能够做出中式或西式菜来。后来，这里也成了国际友人经过晋察冀到大后方时的下榻之处。
聂荣臻专门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班威廉夫妇说事物之丰盛令他们眼睛发花，在一张大餐桌上，雪白的台布上面，安设着16个座位，完全是西式大菜格局，一件刀叉都不缺。有花样众多的冷盘，有用火腿、鸭丁、蛋块、番茄等做成的大盘色拉，居然还有牛奶、牛油、面包、土豆，加上白糖的上好咖啡，有煎的有煮的各色的鱼，还有好大好富丽的冰冻大蛋糕。
八路军的将领则像是学校里的同事，聂将军则具有近乎大学校长的优雅风度，不是他们想像中的一位游击队战术战略家的模样。
聂荣臻热情地敬酒，诚恳地说：“我们等了几个星期才把你们等来啊！燕京大学你们一时回不去了，晋察冀边区有你们新的用武之地，中国抗战急切需要你们这些大教授的帮助和支持。”
聂荣臻亲自带着两位“洋教授”参观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参加军民举办的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边区的一派勃勃生机。他带他们走进一间简陋的屋子，里面的人正在捣鼓无线电设备。聂荣臻介绍说，现在成立了无线电研究组，想提高电台人员的技术水平，最缺的就是导师。
接着，他郑重地聘请林迈可、班威廉担任研究组的导师。
林迈可、班威廉欣然应允。聂荣臻征得八路军总部的同意，把王士光留下来担任无线电大队的教育股长，为两位“洋教授”当助手和翻译。
林迈可、班威廉正式加盟后，研究组更名为高级班，两位“洋教授”担任导师。
聂荣臻非常重视高级班，从学生的选调到教学内容的安排都做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为保证学生质量，军区政治部从分区选调出一些上过大学、高中的优秀青年补充到高级班。还派人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购买大学物理、数学、无线电技术教材以及无线电收音机。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备，高级班终于开课了。
高级班教室设在离“国际和平饭店”大约0.5公里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民房，遇到雨天，到处漏水。课桌是搭在几个土坯上的几块木板，学生每人的全部“家当”就是随身的被服、牙刷、碗筷，一套换洗的制服和一双布鞋。教学用的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纸张等，全部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
班威廉回忆教学环境：“一边是刻苦学习的莘莘学子，一边是猪和鸡，驴儿和石磨，还有一个老太婆常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用双手把麻搓成绳子。”
高级班的26名学生，有在北平、天津、济南上过大学的，有读过高中的，都是中断学业投身抗战。“洋教授”根据学生文化情况，将他们分成甲乙两个组，甲组9人，乙组17人。
两个组的必修课是大学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等4门课程；选修课是高等数学、高等电磁学、光学、天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等，甲组有4人参加选修课，每人选1—2门课程。
甲组由林迈可、班威廉直接用英语授课，林迈可讲授无线电工程等专业课程，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等基础理论课程，每周各12小时。乙组的教学，由甲组学生王士光、林爽将听课笔记译成中文，刻印成讲义，下午再由王士光辅导林迈可讲授的内容，林爽辅导班威廉讲授的内容。俩人既当学生又当“先生”。
但班威廉有个疑惑，他问聂荣臻：战事如此紧张，八路军怎么从前线把这些人调回来学微积分这样的课程，这对战事有什么用处呢？
聂荣臻答：中国在战后的建设，需要一大批工程师，尤其需要一批有革命理想的工程师。这些优秀青年无疑是人才中的精华，我们目前的训练计划，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培养工程师。
班威廉对聂荣臻的远见卓识深表叹服。
尽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但人人勤奋苦学。两位教授教学劲头更足。他们严格按正规大学的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学生们也总能努力跟上，学习好的真诚无私地帮助学习差的，大家的学习能够齐头并进。
班威廉深感惊诧，不解好学生和人才为什么都到八路军里来了，自己在大学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好的学生。学生们答，我们学习是有目的的，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全国解放以后的建设而学。这既是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理想。
由于日军“扫荡”，高级班随军区司令部先后转移到平山、阜平两县的几个村庄，山沟越钻越深，条件越来越艰苦，两位教授只能与学生们同吃同睡。即便这样，教学也没有中断。他们将羊圈改做教室，遇有空袭，就在村外树林里挂上小黑板上课。
林迈可领衔开展无线电技术研究，他还受聘担任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通信技术顾问。他把分散在各单位的无线电元配件集中起来，供学生实习用，并指导学生用这些元配件组装出了轻便的电台供前方部队使用。
他带领学生对电台收发报机进行升级改造。在改造中需要破解一道数学难题，他便联络晋察冀数学人才集中攻关，推导出关键公式。电台改造成功后，林迈可在高级班对各地电台队长、报务主任进行轮训，推广新设备。
此后，林迈可带领学生对军区总部、各军分区上百部电台普遍进行升级，使整个晋察冀的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
这当中，他们需要不断穿越日军地控制线。一次，他们与日军遭遇，为了掩护林迈可他们安全转移，一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战地文工团为此编了一首悲壮动人的歌曲《保护国际友人林迈可》，在晋察冀根据地传唱。
在两年左右的教学中，两位洋教授严格考核，有周考、月考、期终考，学生评语一丝不苟。学生的成绩按A＋、A、B、C几个等次评定。王士光的大学物理是A，电工原理是A＋；林爽的大学物理、微积分、电工原理、电路分析都是A；其他学生的各科成绩大都在B以上。
两位教授非常满意，说：高级班“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可以与任何第一流大学成绩相比而毫无逊色”，“我们这里应当名副其实地称作‘吊儿大学’”。学生们也骄傲称高级班为“吊儿大学”。
聂荣臻对两位“洋教授”关怀备至，每逢圣诞节，都按照西方习俗，向他们赠送礼品。学生们还同两位教授举行茶话会一起联欢，呈现出一派尊师爱生的良好气氛。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在晋察冀分娩时，聂荣臻专门联系一位从北平协和医院来的产科大夫为她接生。
1943年8月，高级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几近完成。由于身体不适，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到延安生活了3个多月，1945年由重庆返回英国，后移居美国。1994年，班威廉去世，享年87岁。
1944年春节，高级班学生全部结业。1944年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设计建造了600瓦的大型发报机和定向天线，第一次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带着分别在晋察冀、延安出生的一双儿女回到英国。新中国成立后，林迈可多次访华，1994年在美国病逝，享年85岁。
两位“洋教授”离开后，“吊儿大学”（高级班）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骨干继续举办，又招收了4期学生，培养无线电人才近300人。1947年，正式升格为晋察冀无线电专科学校；1948年，更名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吊儿大学”不仅为“西军电”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培养出了钟夫翔、林爽、王士光、梁骥等一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军人。
钟夫翔（1911—1992），是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1953年，钟夫翔任国家邮电部副部长。1956年7月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林爽（1917—2001），是晋察冀高级班的高材生，多次受到林迈可、班威廉的赞扬，后乘我国第一位弹道导弹总设计师，曾任国防部五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
在林爽主持下，倭国仿制的液体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此后，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枚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的总设计师。1964年6月29日，第二枚“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965年4月，林爽被任命为四分院院长，不久四分院改称第四研究院。林爽在边远地区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为我国的固体弹道导弹及固体导弹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王士光（1915—2003），是“两弹一星”地面测控系统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
1963年，王士光任四机部副部长，参与并领导了导弹、飞机、潜艇、坦克等系统的配套电子设备和地面制导、通信导航等电子装备的研制工作；在地球同步卫星工程中，组织完成了卫星本体、运载火箭、测量控制、卫星通信、发射靶场等五大系统所需的电子装备、电源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生产，为“三抓”工程胜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骥（1917—2003）是航天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曾任晋察冀一军分区无线电队队长。他在林迈可的指导下，将第一分区电台设备全部更新。1960年8月，梁骥调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器材部部长，组织研制了60吨旋压机床，为固体火箭的研制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参与了多个重点型号导弹研制工作的组织与领导，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跻身世界前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林迈可访问中国，萧克向他介绍了晋察冀高级班一些学生的情况。林迈可后来写道：“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研究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遥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王士光、钟夫翔、梁骥、林爽等。”这应该也是“吊儿大学”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