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
1949年5月7日,由渤海南下干部组成的三支队二大队到达杭州城北,准备接管杭州。其中,二大队二中队由德州籍干部组组成,刘集中亦在其中。南下前,他是德州县委组织部长。
同日,以谭震林为主任的杭州市军管会成立。
5月10日下午,在新华剧院召开会师大会,南下干部、地下党、浙东游击队代表欢聚一堂,热烈庆祝杭州解放。谭震林号召三方面的同志,要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共同做好杭州、浙江的接管工作。
5月I4日,三支队中队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在拱宸桥剧院开会。省委书记谭震林、省委副书记谭启龙作了报告,布置了接管任务。
根据市军管会的命令,刘集中负责把二中队的干部一批批分派出去。因为任务急,人走得急,刘集中和他们很长时间都没见面的机会,也没有联系。
县委书记张永和带一部分人分到绍兴。冯书法开始分到杭州接管伪警察,后来也到绍兴、宁波去了。刘集中和中队长李克昌带一部分人,大部分分到省市各单位工作,有的后来又去支援接管上海,如任效飞等。有的分到海军,如赵长泰。
刘集中那些先期渡江作战的战友和兄弟姐妹,这时,有的正向福建进军,吉德、吉泉等都在前方,吉芬是村里唯一女八路,这时巳在金华。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她和丈夫一起随部队调往东北。刘集中村里的时长兴当连长,当时驻军南星桥,刘集中去看他时,人不在,后来到老也没见到过。
已经到了杭州这个人称天堂的地方,仍有个别人如李某某,不适应新环境,家庭观念重,擅自回乡。到家乡后,李到县里见了县长李向平,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还能知错改错,返回杭州工作,一直坚持了下来,为建设杭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杭州自古就有“天堂”美称,刚解放了的杭州也与这个美称不相配。
杭州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反动势力很强。刚解放时,杭州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市区潜伏的残留敌特、反动势力和散兵游勇造摇破坏,暗杀南下干部和革命职工。二大队政委、已任市委委员、职工部长的李代耕,他的警卫员到卖鱼桥买鱼,就差一点被敌特杀害。
敌特蠢蠢欲动,叫嚣“山东佬滚回去”,扬言三个月把南下干部赶出杭州,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农村还被地主封建势力把持,城乡之间受阻,粮食、燃料、原料缺乏,社会失业严重。部分奸商地下钱庄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人心不安,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南下干部们面临着一场新形势下没有硝烟的战斗。
在这样的形势下,刘集中奉市军管会命令,带队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公路局杭州笫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任军代组长,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刘集中所带的这个组,还有一个老干部、8个华东军政大学的学员。这时,该局正准备向台湾逃跑,因我军进军迅猛,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没有逃成,全部被俘获。
公路工程管理局共设有八处一室。各处室和负责人:人事处何传人、总务处张宗正、财务会计处张正心、工程管理业务处陶绍武、材料处肖世仁、工程管理处彭树林、桥梁处吕秋芒、汽车管理处肖善仁、局办公室梁强(兼)、局长梁强、副局长刘元赞、办公室主任黄公石。
接收过程中,刘集中他们严格按照党的城市管理接收政策进行,严格遵守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的工作情况都及时向市军管会交通处汇报,同时还要检查在工作中有没有吃“请客”的,有没有收受人家香烟老酒的,有没有接收旧职员赠送礼品的。
工作纪律非常严格,大家检查起来也非常认真,一点都不马虎。人人自觉遵守纪律,认真执行政策,注意策略和方式方法,处处体现我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思想作风。也就在这时,刘集中决定戒烟戒酒,把旱烟管丢掉了,也不再喝酒,说到做到,一戒成功,几十年如此。
刘集中和军管组的全体同志发扬我党我军群众工作的优势,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经常深入到工程局的各单位职工中,与他们一起修桥梁,铺筑道路。他们与职工打成一片,一块劳动,平等相待。
这使旧职员工十分感动,打消了顾虑,纷纷主动找他们聊天谈心,反映情况。他们发自内心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一样,解放军与旧军队就是不一样,你们好,得民心啦。”
刘集中他们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掌握了大量情况和事实,查出叛徒黄公石,挖出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特务3人。局长和副局长都是国民党特别党部主任委员。这些都是控制管制对象。对以上人员,根据其所犯罪恶大小,依据政策,报请市军管会,酌情作了处理。
对无明确罪证的5人按照政策,作了相应处理或留用。对各处室负责人和大多数职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鼓励他们转变思想、转变立场,为新社会工作,为人民大众服务,建设新中国。绝大多数职工和处室负责人都留用和分配了工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结束了,刘集中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
1949年8月,根据浙江省委的决定,在对第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接管清查的基础上,将其改组为浙江省交通管理局,刘集中被任命为人事科副科长、科长。
1950年4月,浙江省交通厅成立。省交通管理局改称省公路局。刘集中调往省交通厅,任人事科副科长、科长。厅里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大家操着南腔北调,汇聚在一起,开始了新的工作日程。
副厅长朱人俊任杭州军管会秘书处长、交通处长时,与刘集中他们就认识了,在交通厅又相聚,十分高兴。厅机关成立党支部时,他兼支部书记,要刘集中担任组织工作。刘集中感到文化低,有顾虑。
朱副厅长说:“我们都是部队下来的,大多数是工农同志,文化多数较低。但是可以学习么,你接管工程局不是完成的很好么?以后一边干,一边学,同样会干得好。”朱厅长说得在理,刘集中接受了任务。
为适应新时期革命和建设工作需要,刘集中报名读了机关夜校,坚持业余学习,经过刻苦读书,取得了好成绩,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圆了自己年少时家贫没钱读中学的梦想。有了这点文化基础,再经过平时努力学习,这些年来,刘集中做总结、讲话、作报告、作调査研究,都是亲自动手,后来还做过党报的通讯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与全国一样,有一批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分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厂矿、铁路、桥梁,抢劫,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等。
为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恢复和发展企事业正常生产,保证抗美援朝战争和土改顺利进行,1950年10月10日,中央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
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真就是“镇反”、“三反”、“五反”运动。
经过“镇反”、“三反”、“五反”,巩固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各界群众精神面貌振奋,爱党爱国热情高涨,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哪,大街小巷传唱着《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社会风气大变。
城乡恢复了正常秩序和生产生活,面貌大变样,人民群众开始过上了安定祥和的新生活。和平的环境,对进城干部又是一场新的考验。
有的人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毛主席党中央“两个务必”的教导,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被花花世界迷了眼,失去方向,变坏了,变质了。有的遗弃了同患难共甘苦的老婆孩子,还搬出所谓封建包办婚姻的理由。
这些事,在社会上闹得纷纷扬扬,社会舆论很大,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中央指示全国大演《秦香莲》戏,以此教育挽救一批干部。谭震林在省市干部大会上严肃地指出,不能忘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不能抛弃家里的小脚老婆,要把她接过来。我们的干部不要当现代陈世美。陈世美成为人人唾骂的代表人物。
当时在济南任职的于某的妻子大闹济南府,这个妻子是好样的,不愧是村里妇女干部,勇敢地维护了一个好家庭。还有宋秀清,也担心有变,跋涉五千多里找到福建他丈夫吉泉的部队驻地。吉泉没有变情,两人还是一对好夫妻,后来他转业到东北抚顺工作,一直到老。
妻子去世后,刘集中是过了两三年到1952年,经厅组织部门关心,给他介绍才又结婚的。事前,他先写信回去,告诉了家人。
转眼到1953年底,新年春节快到了。刘集中离家南下6年了,家里一老俩小,没有劳动力,生活很艰难。这时还实行供给制,他没有工资,也帮不了家里,俩个孩子连读书的学费也交不出,还来还是靠村里大爷,帮孩子挑水果到县城集市上,卖了点钱交的学费。
刘集中想,全国安定了,交通也顺了,老小春节团聚吧。他就托回乡探亲的老王,回来时把家里老小3人接来过春节,当时住东綜纱路17号交通厅机关宿舍。
离别时间太长了,想亲人,念亲人,亲人相见难相认。见了面,孩子连声爸爸也叫不出了。
南下对刘集中来说,真是生别死离。又过了2年,他才把一家老小先后接到杭州。这时,他已与家人离别8年。,一家老少,总算正式大团圆,开始了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