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黄会聪冒着寒风，到了中国红都瑞金，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黄会聪是海南省万宁县人，1909年出生。童年在村里小学就读，后因家穷只能忍痛辍学。

1925年，18岁的黄会聪远渡重洋到马来亚谋生。在那里，他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因参加工人运动，被资方解雇，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黄会聪到吉打埠工人子弟学校任教，广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1929年，黄会聪被调到马共机关工作，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许多进步文章，良好的文字功底得到进一步的展现与提升。

1930年初，马共党机关遭破坏，黄会聪被英帝国主义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归祖国，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到厦门总工会工作。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到闽南火热的革命战斗中……

1932年4月，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推动了闽南革命运动的发展。翌年，黄会聪以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漳州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游击区工作。

五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交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要求他在闽南粤东组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于敌人后方和侧翼开展猛烈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黄会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黄会聪接受任务后，于同年4月回到闽南，开始在漳属靖和浦苏区进行组建特委的筹备工作。5月1日，由黄会聪和吴野鹭、何鸣组成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

8月，临时特委在平和南胜邦寮山村召开中共闽粤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并正式成立以黄会聪为书记，何鸣、何浚、林路、许其伟、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等为委员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

1934年秋，国民党军突进中央苏区腹地，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进行长征，刚刚建立起来的闽粤边特委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为了不使闽粤边区陷入孤立无援境地，黄会聪提出了“打通闽西，联系东江，稳住边区，向外发展”的战略，制定了“武装部队到外线作战，迂回打击敌人，组织和武装群众，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迅速组织边区红军分兵出击。

在他的领导下，闽粤边游击队一路向西南方向发展，进入乌山地区，打开通往粤东边界的交通走廊；一路向西北方向发展，挺进大芹山区，与闽西游击区遥相呼应；一路向东南方向推进，开辟梁山游击区，扩大活动区域。

还有红3团等武装队伍，坚决执行特委决定，依靠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短短一年中，不仅恢复和扩大靖和浦的游击区域，而且创造云和诏三县边区的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努力争取靖和浦、云和诏、潮澄饶等闽粤边区游击区域联成一片。

1935年9月，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再次确定进一步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强调要在巩固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把游击战争同抗日宣传、民族统一战线等结合起来。

同年12月25日，黄会聪代表特委起草《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这“是我们党目前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之一”。

1936年3月，黄会聪在特委机关报《战斗》上发表题为《福建危机与党目前紧急任务》一文，号召“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和姓氏，在反日旗帜下团结起来，开展广泛的民族战争”。

随后，在边区各县建立15个中队的人民抗日义勇军；领导抗日民主运动，募捐抗日基金；

同时，派出代表联络各党派所领导的反日组织与反日武装，成立闽南各界反日救国会筹备会，统一领导各地的反日运动，并与上海全国反日救国总会建立密切联系；

还将100多名被错抓的富农全部释放，请他们自愿募捐一些抗日经费；主动把红三团、独立营等红军队伍改编为闽南红军抗日支队，成立漳州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抗日事宜。

这些做法在南方各游击区中，实属首创，为后来闽粤边区实现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黄会聪早年患有哮喘病和肺病，到1936年病情开始恶化。于是，特委决定黄会聪由其爱人、时任特委妇女部长的郑静其陪同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工作，由何鸣代理特委书记。

何鸣，原名何君熙，海南万宁县人。历任闽南红三团连政委、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闽粤边区特委常委、代理书记和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他秉承黄会聪关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宗旨，进一步调整对敌作战的方针政策。

1937年2月，何鸣通过平和县高坑乡溪头保保长赖光辉弄到一些国民党报刊，从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他当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给国民党闽南地方当局和驻军第157师写信，表明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对抗日的态度，同时，请赖光辉等3个保长牵线与其接触，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报告。

3月5日，南委向特委发来指示信，要求“红军和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并给出了具体的谈判内容，主要有：

红军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名称可改为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红军给养要能得到保证等。

此时，粤军第157师对闽粤边特委“合作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则置之不理，仍不断对红军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执行其上峰要求于5月底前彻底“肃清”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何鸣一方面率领红军游击队坚决反击敌军的进攻，维持了军事上的相持状态，一方面在闽南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闽粤边区抗日爱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该师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的抗日情绪也被激发起来。

面对闽粤边特委的政治攻势，第157师上层眼见5月底彻底“清剿”红军游击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指令其平和驻军营长钟定天接受谈判，但密令“谈判不忘进攻”，耍弄起通过谈判达到其趁机如期“剿灭”红军的阴谋。

5月，该师派平和山里的驻军连长伍笃祺为代表，闽粤边特委派机关工作人员卢叨为代表，在山内郭坑村进行首次接触谈判，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几天后，何鸣写了两封信给钟定天，要求“双方不应互相残杀，发生内战，应协力同心地站在同一战线上，争取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钟定天读了何鸣的信后，大受感动，即向其师部报告，望师部同意他直接与何鸣接触。第157师师长黄涛接报后，同意钟定天的请求。

正当钟定天与何鸣进一步商洽时，何鸣等特委机关人员12人在平和山内白沙却遭第157师李尚达营的包围，被全部押往漳州师部。

何鸣等人被捕后，闽粤边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指定张敏代理书记，负责特委日常工作，一面全力营救何鸣等人，公开宣布何鸣为特委的谈判代表，是正在进行谈判而被捕的，并通电抗议第157师破坏和谈，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方谈判代表。

何鸣被捕后，质问第157师：

“我们共产党一贯主张抗日，从中央到边区各县区都是如此，闽粤边特委已多次发表宣言，给你们写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枪坏、人少，但抗日决心大，一向主张枪口对外；你们人多、枪好，不打日本专打红军算什么？”

国民党方面捕捉何鸣等人，企图破坏谈判的行径，遭到来自闽南各界人士包括该师内部一些官兵的反对。在各方面的谴责和营救下，一星期后，何鸣等人被释放回来。

6月中旬，特委派何鸣、卢叨正式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前往漳州，与第157师代表、师参谋长张光前、参谋处长李宏达举行谈判。

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同157师代表陈浚在漳正式签订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

“6•26”政治协定的签订，是闽粤边特委、红军游击队及闽南社会各界人士、粤军一五七师大部分爱国抗日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在具体条款中，双方都从顾全抗日大局出发，作了一些让步，得到闽南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7月1日，闽粤边红军到达平和县小溪镇，改番号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卢胜分别担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全大队有800余人枪。

7月2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平和小溪镇与第157师驻军及平和地方商会、当地民众共同欢庆，召开“欢迎红军改编国军合作救国大会”，各方代表均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何鸣的演说词及特委发出的《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为各地报纸登载，影响甚大。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闽南各界群众沉浸在合作抗日的喜庆氛围之际，国民党方面却在酝酿一场阴谋。

国民党第4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等奉蒋介石密命，以“纪念第四路军成立一周年”、“慰问驻闽的粤军官兵”的名义，于7月14日从广州专程飞抵漳州，策动第157师师长黄涛采取非常措施，消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

黄涛提出用包围缴械的办法解除红军的武装，并确定缴械地点和兵力部署，由驻漳浦的471旅为主，通知驻石码的942团赶赴漳浦协助，在漳浦县城大操场实行缴械。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以何鸣为代表的闽粤边区特委因缺乏国共合作经验，过于麻痹轻敌，而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并作出有效的反应。

7月16日上午，第157师以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红军游击队到体育场集合。

当部队进入操场集合后，第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等人走上前来，声称现在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要进行训练，目前用不着武器，要红军官兵把枪放下。

指战员们顿感情况不对，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准备迎战，第942团团长陈浚见势不妙，指着埋伏在操场四周的火力点威胁说：

“你们看，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枪要不要放下，你们考虑！”

同时，他要何鸣对大家的生命负责。

广大指战员见此情景，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卢胜、王胜等示意何鸣组织武装反击。

但是，何鸣没有同意，为了保全全体指战员的生命安全，他在向第157师第471旅提出强烈抗议之后，说服部队把枪放下，等候党中央处理，并自己带头把短枪扔在地上。

大家见状，只好悲愤地跟随着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在场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近千名指战员被国民党不费一枪一弹地全部解除武装。

共缴去长枪315支、驳壳枪228支、冲锋枪30余支、轻机枪5挺、自动步枪3支、子弹10多万发。

“漳浦事件”发生时，闽粤边红军被关押处——漳浦县城孔庙。

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手制造的漳浦事件，亦即毛泽东后来所指称的“何鸣危险”。

漳浦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卢胜、王胜等趁国民党军戒备不严之机，秘密商议潜出县城，重建武装。

是夜，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卢胜、王胜组织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林少克等一批红军骨干首先潜出监禁地——漳浦县城孔庙，经城关到了下布。

随后，其他战士们亦陆续分批冲出来，先后有100多人到达清泉岩集中。

7月17日，何浚、朱曼平等特委领导在漳浦清泉岩召开紧急会议，将冲出来红军战士进行整编，重建红3团，卢胜为团长兼政委，王胜为参谋长，下编第一连，并建立党支部。

为了尽快设法解决部队的给养和装备，并让群众知道红军还在，特委决定红三团兵分五路，分别到尪仔石山、乌山、梁山、狮头山、大芹山等地活动，然后集中于平和、乌山，发动群众，扩大队伍。

其后，卢胜亲自带一个连和闽西武装排到平和县大沙岗一带宣传抗日，要求国民党方面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归还“漳浦事件”中被缴去的枪械。

但是，国民党闽南当局倒行逆施，竟然派省保安第3团第2大队张闾部，配合云霄、平和、诏安保安队400多人，以“剿灭散匪”名义向红三团进攻，大肆滥杀、乱捕无辜群众。

卢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卢胜率领部队在大沙岗一带痛击了这支顽军，打死打伤他们70多人，缴步枪26支，子弹400多发，这是红三团重建后的首次漂亮仗，让“得寸进尺”的福建国民党大受挫折，振奋了我方指战员，更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

漳浦事件后，闽粤边特委为妥善解决漳浦事件进行多方奔走呼号，使漳浦事件的真相迅速大白于天下。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解决漳浦事件问题极为重视，从1937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发出9封电令，指示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张云逸、林伯渠、潘汉年、张鼎丞等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要其速将何鸣部人枪全部交还。

经过党中央和闽粤边地方党组织多方交涉，排除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干扰，终于迫使国民党福建当局归还300多支枪，放回部分被关押的人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及时对漳浦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注意“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1938年1月，重建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2营，奔向抗日前线，卢胜也成为第4团团长。

何鸣本人，本着挽救、教育的目的，开除党籍，安排地方工作，经新四军军部严格审查，判定他丧失斗志，在“漳浦事件”中给新四军造成巨大损失，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叛变投降国民党”。

最后，经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批准，认为何鸣对“漳浦事件”负有全责，将其处决。

毛泽东针对不少人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模糊认识，以何鸣为典型，提醒全党同志注意“何鸣危险”，要求大家学习卢胜，走针锋相对、敢于反抗的“卢胜路线”，还说他是“革命的卢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