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赣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边界，故又名汀瑞边游击区。范围包括瑞金县的大部、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会昌县、石城县一部。

红军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域位于瑞金大柏地的罗汉岩、观音、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的猪仔、丝茅坪、上下温地一带地区，武夷山脉横亘其间，山高路险。

1934年底，国民党军进入苏区后，由福建军区组建的汀瑞会县独立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只剩下张开荆等十几个人，他们转入山上坚持斗争。

这时，瑞金当地的区、乡红军游击队多被打散，余部并入县游击司令部，编为四个大队，分散打游击。

1935年2月底，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将部队分为九路突围，冲出于都南部的仁凤山区，这时，在闽赣边有5支游击队仍与敌人浴血奋战。

这5支队伍是：

赖昌作、钟德胜领导的瑞金游击队；

胡荣佳、彭胜标领导的陶古游击队；

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

张悌等领导的兆征县游击队；

张开荆领导的汀瑞会游击队。

不久，兆征县游击队和汀瑞游击队相继加入陶古游击队。这样一来，在闽赣边坚持斗争的只有瑞金、陶古、武阳这三支队伍。

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依靠游击队党委的集体智慧，制定行动方针，领导游击战争。

瑞金游击队是以瑞金游击司令部及其四个大队，以及瑞金保卫队为基础演变而来的。

1935年2月，瑞金游击司令部四个大队在瑞金的安治前被围后，在赖昌作、刘连标、钟德胜、钟天喜的带领下，计划前往九堡、转到铜钵山打游击。

他们在牌子垴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只有钟天喜、钟德标率一部分人员从山脚下冲过去，大部分队伍被敌人包围。

于是，司令部决定拼力再分两路冲出，一路由刘连标、杨世珠率领，从官仓山河一带突围；另一路由赖昌作率领，从下宗经野山帐转到超田。

这次突围，虽有一部分同志冲了出去，但大多数同志牺牲，司令员刘连标身亡，少部分被击溃而失散，原瑞金县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杨世珠逃跑。

部队集中到九堡后，于1935年3月上旬整编为三个大队。由刘德胜、钟天喜、钟德胜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三个分队，由杨洪才、梁桂荣、刘德胜任分队长，张明、吴金辉、杨胜生任副分队长。

在此活动不久，他们又被“追剿”，在转移途中，在冬瓜窝与敌遭遇，在突围战斗中，大队长钟天喜不幸牺牲。而后，队伍重新整编为一个大队，由钟德胜任大队长，在九堡山豫蔽坚持斗争。

1936年10月，游击队被敌发现，钟德胜率部转移到长汀上下稳地一带，赖昌作留在罗汉岩，后被敌杀害。

几经周折，瑞金游击队仅剩23人。但是，精悍干练，装备精良，是一支拖不垮的战斗队。

陶古游击队是由陶古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1934年11月，根据斗争的需要，由福建军区牵头，将瑞金县陶阳和长汀县古城合并成陶古区，成立陶古区委、区游击队，彭胜标任区委书记兼区游击队政委，胡荣佳任区委副书记兼区游击队司令员。

游击队下辖三个排，一个侦察班，共120余人，在闽赣边界上实行联合作战。

兆征县委成立以后，这支游击队归其领导，一直活动在古城、陶阳、四都一带。

国民党第36师进占长汀后，兆征县委被破坏，县委书记赖某投敌叛变，县独立营被敌人打散，仅剩五六人，在营长和政委带领下，加入陶古游击队。

由于经不起斗争考验，营长、政委及兆征县保卫局局长张小超等人投敌叛变，彭胜标、胡荣佳成为陶古游击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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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敌人对汀瑞边的游击队实行分区“清剿”。为了保存力量，陶古游击队利用崇山峻岭，隐蔽活动在猪子崠一带的山上。敌人采用篦梳式的“搜剿”战术，进行经济封锁。

正当陶古游击队处于困境中时，10月下旬，张开荆率领汀瑞会游击加入到陶古游击队，加强了游击队力量，陶古游击队成为闽赣边三支赫击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

他们在彭胜标、胡荣佳、张开荆领导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活跃在猪子崠、蓝田一带，影响逐步扩大。

武阳游击队成立于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县城后，当月下旬，武阳区游击司令部和下洲区游击司令部成立。武阳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赖美玉、政委朱正凤，游击队队长刘国兴；下洲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朱德柳、政委杨群波，游击队队长郑登柱。

根据瑞金县委、县游击司令部的安排，武阳与下洲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白竹寨一带，在刘国兴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在天门岽竹子坳一带，采取“诱敌深入、且战且退”的灵活战术，诱敌于深山之中，多次将敌击溃。

1935年3月，武阳游击队与刘国兴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整编，他们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多次化装深入敌巢，袭击武阳、石水联保办事处。

不久，由于国民党的清剿，瑞金各路游击队先后来到白竹寨会合，白竹寨一时成为国民党“清剿”的重点。1935年5月，各路游击队先后撤离这里，转移到丝茅坪一带。待敌退出后，刘国兴率部再次返回，继续在武阳领导游击战争。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刘国兴在松山、石水、安富、下洲、螺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组建了武阳区委，使一度遭到破坏的武阳地方党组织得了一定的恢复，并培养和挑选群众中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提高了战斗力。

“西安事变”后，敌人放松了对闽赣边的“清剿”，汀瑞游击队进入了巩固发展阶段。

1937年1月，钟德胜率瑞金游击队来到观音崠，与瑞金游击队取得了联系。6月，武阳游击队在群众指引下，也找到陶古游击队和瑞金游击队。

从此，闽赣边三支游击队在各自孤军奋战两年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分割封锁，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使闽赣边的游击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但是，闽赣边的国民党保安团继续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而且气焰嚣张，企图借助优势兵力彻底消灭游击队。

为了挫败敌人的企图，闽赣边游击队决定首先铲除保安团的帮凶一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地主武装，削掉保安团的左膀右臂，使其陷于孤立。

游击队选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瑞金武阳区公所。为了拔掉这个据点，闽赣边游击队决定集中兵力，突然袭击。

1937年8月上旬的一个圩日，闽赣边三支游击队统一部署，兵分3路。两路化装成老百姓，随赶集的群众进入圩镇，其中一路隐蔽在紧挨区公所的游击队员邹日祥家中，作为突击队；另一路潜伏在离区公所不远的民房里接应；第三路则埋伏在圩镇外围的一座废弃的炮楼里，策应圩内的行动。

入夜，按照约定时间，潜伏在圩内的突击队向区公所发起冲击，被打懵了的敌人，起初试图反抗，但在游击队猛烈攻击下，很快瓦解，红军游击队取得胜利后撤出。

瑞金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武阳的惨败，惧恨交加，为报复计，纠集优势兵力开进武阳地区，试图与游击队一决雌雄。

为保存有生力量，闽赣边游击队采取避实就虚战术，避敌锋芒，各大队分散转移。

瑞金游击队由武阳转向日东、罗汉岩和观音一带活动；汀瑞游击队转到四都、兰田、僵田一带活动；武阳游击队留在武阳地区与敌周旋。

8月下旬，瑞金游击队在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汀州专员将乘车从瑞金返回长汀，当机立断，埋伏在山箭脑，敌人猝不及防，还未反应过来，就已全部就歼。

国民党以此大做文章，一面向项英陈毅张鼎丞“告状”，一面登报诽谤游击队破坏抗日。

这样，我上级党才获悉汀瑞边还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项英遂派陈丕显前去联系，向游击队领导人钟民、胡荣佳、刘国兴、张开荆、彭胜标等人传达中央指示，并同瑞金县县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与此同时，7月29日，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同闽西国民党当局、驻岩粤军、地方绅士代表等在龙岩县商会六角亭签定了和谈协议，实现了闽西南第二次国共合作。

8月25日至9月2日，原战斗在闽西的红8团、红9团、明光独立营及各县游击队分别集中于龙岩白沙和平和小芦溪，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谢育才为支队长，后又成立司令部，罗忠毅为司令员。

在此期间的8月28日，国民党粤军第157师代表陈柏麟、六区专署代表保安副司令韩遇隆，前来白沙举行点编大会。

参加白沙点编的红军游击队有：由岩永靖来的红三支队，自上杭来的红七支队和上杭游击队，加上红一支队，龙岩独立营改编的红二支队，龙岩、岩南漳、岩连宁游击队，共646人，步枪4百余支、驳壳枪87支，手提机关枪4挺，轻机枪3挺。

邓子恢在点编大会上，以红军代表身份发表演说，向全体指战员阐述了党和红军在目前形势下的斗争目标和战斗任务。

1937年9月上旬，张鼎丞、邓子恢派遣肖忠全等人抵达闽赣边游击队，介绍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

10月间，根据闽粤赣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汀瑞中心县委，张悌任书记，钟民任副书记，并在河背街设立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

随后，根据同瑞金当局达成的协议，闽赣边游击队于11月上旬，分别从上下温、冷背山、天门等地向瑞金武阳区的桃树排和安治的兰田两地集中整编。

不久，汀瑞边游击队正式定名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民任支队长，胡荣佳任党代表，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桂生任参谋长，下设3个大队。

龙岩吴氏宗祠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10月9日至15日，中共闽粤赣边临时代表大会在龙岩白沙吴氏宗祠召开，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会议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

1937年11月间，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到达龙岩白沙岩下村，向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传达党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决定。

1938年1月初，邓子恢率领在白沙、苏邦的抗日义勇军第一、三大队进驻龙岩白土（东肖），张鼎丞带领在金丰集中的第二大队和闽粤赣边省委机关前来会集。闽南、汀瑞各地红军游击队也都先后开到白土参加改编。

部队整编完毕后，即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入伍。

1938年初，闽粤赣边省委接到来自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的电报，除通报了军部成立情况外，还要求省委立即派人到南昌汇报游击区情况、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

省委书记张鼎丞接电后，随即召集组织部长方方、宣传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等人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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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派谭震林前往军部汇报工作，接受关防、命令和商谈部队改编事宜。

谭震林知道此行道路崎岖、遥远，且责任重大，不容闪失，随即着手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个关于闽粤赣边省委及闽粤赣边游击斗争的汇报大纲，设法找来一张详细的福建地图，以备军部需要。

之后，谭震林还特地从红军游击队和地方交通站中精心挑选了12人，全部配上驳壳枪，组成一个警卫班。

这个警卫班不仅仅是护送谭震林前往南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留在南昌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警卫部队。

此前，项英只身前往南昌赴任，身边没有警卫人员。因为公务繁忙，频繁外出，多有顾虑。得知谭震林欲来南昌，他特别提出要其带一个班送给他作警卫。

1月10日，谭震林肩负着闽粤赣边省委的重托，带着警卫班和随从人员告别白沙，前往南昌。

15日，谭震林到达瑞金的当晚，就在办事处召开会议。除杨洪才等留守在游击队驻地掌握部队外，钟民、胡荣佳、张悌、张开荆等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谭震林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说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以及地方党的工作。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钟。

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瑞金事件”。国民党军黄镇中部从办事处的后门冲了进来，进行突然袭击。

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个连级干部，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保安团头目，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收编为“别动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国民党当局封为独立33旅旅长，得知谭震林到达瑞金的消息后，他立即派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开枪打死办事处负责人肖忠全。

同时，借口“这么多人开会，事先不通知，图谋不轨”，把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扣留。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状态，谭震林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冲突，他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敌兵说：

“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党中央、毛主席有明确指示，所有中国人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

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很气愤，有的拔出枪来，准备开枪自卫。游击队支队长钟民立即警觉起来，一边拦住他的两个准备开枪的警卫员，一边说：

“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中计上当！”

由于谭震林、钟民顾全大局，忍耐克制，没有使事态扩大。但国民党军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逐个搜身检查，把枪支、弹药、钱物收缴登记。

谭震林、张开荆、钟民和游击队的其他干部、战士，被非法扣留在办事处的不同房间里。

第二天，温仰春（曾任新四军秘书长）及从延安派回南方的长征干部邓振询、李坚真、李桂英四人，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番号、关防、军费、委任状等，乘坐插着新四军旗帜的汽车前往龙岩。

在途经瑞金时，也被黄镇中部拦截，当时，共有新四军干部指战员40多人被扣留在旅馆里面。

他们与其交涉，指出这样做是破坏国共两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负起延误新四军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严重责任，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所有被押人员。

“瑞金事件”发生时，项英正在江西赣州，他亲自向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33旅黄镇中部破坏国共合作协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全体人员，发还饷物。

新四军驻池江办事处和驻龙岩办事处也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关押的谭震林与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通过电台向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

新四军军部接到谭震林的电报后，再次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瑞金县县长也主张和平解决。最后，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发电报给瑞金当局，下令释放被扣留人员。

1月19日，国民党瑞金当局终于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弹药、钱物和印信符号。

对汀瑞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除张开荆先被释放外，也陆续释放。钟民和胡荣佳等人被解到南昌后，关押在江西省保安处看守所。

他们打听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设在三眼井，便写信到三眼井新四军军部和驻赣办事处，要求回到新四军。

办事处接信后，立即派负责人到看守所看望和安慰，并积极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至3月底，国民党方面才把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

敌人先放张开荆，也是一个阴谋，黄镇中让一个营长单独找张开荆谈话，意思是可以放他出去。但是，要他把桃树排的红军游击队带进瑞金城里整编，实际上就是图谋将汀瑞游击队编入黄镇中的部队。

为了挽救红军游击队，并把“瑞金事件”的情况通报给游击队其他领导人，将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张开荆打算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将计就计，并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得到了谭震林的同意。

谭震林指示张开荆在与对方营长“拜把子”以后，“迅即返回游击队去。归队以后，要先向游击队领导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向全体人员进行动员，做好出发准备，力争在归队后第二天晚上，就率领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

谭震林还交代张开荆：

“你告诉大家，这些话是我说的。”

计议妥当以后，张开荆与对方营长搞了个“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仪式。

五天以后，张开荆先被放了出来。他归队以后，向游击队其他领导人说明在瑞金被扣押的情况，传达了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准备，率领游击队干部、战士脱离险境，保证了部队的安全。

根据项英指示，汀瑞边游击队先向安远转移，然后到大余池江集中。黄镇中得悉后，又派兵阻拦。

为避免正面冲突，保存抗日力量，经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研究，汀瑞边游击队360余人于2月上旬改向龙岩白土集中，编入由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二支队。

后来经过调查，新四军瑞金办事处的隔壁是一个旅店。店老板的女儿风华正茂，正是招蜂惹蝶的年纪。随谭震林来的战士中，有一个意志薄弱分子，同那女人勾搭在一起，泄露了部队的情况。

消息传到黄镇中的耳中后，他立即调来当地蒋军独立33旅的一个营，来了个突然袭击，以“事先没有通告，聚集这么多人开会，图谋不轨”为理由，把谭震林及其游击队的负责人抓了起来。

很显然，“瑞金事件”是国共合作抗战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谭震林对此虽感遗憾，但仍以抗日大局为重，未作过多追究。

得到自由后的谭震林得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新四军办事处等他，随即带着警卫班经赣州赶往池江。当晚，谭震林与项英、陈毅在池江会合。

项英、陈毅紧紧拉着谭震林的手说：

“谭震林同志，你辛苦了。”

“没有什么，只是我们的见面晚了几天。”

谭震林随即把警卫班12名战士交给项英，并说：

“总算把他们交给你了，两天前我还不知道能否完成这项任务呢！”

项英说：

“见到你比什么都重要。在南昌时我还在想，你谭震林怎么说来之后突然没音讯了，原来到瑞金后走不动了。”

谭震林也不无幽默地说：

“他们要留我，我有什么办法。”

项英、陈毅闻之不禁失笑。为了让党中央及时了解“瑞金事件”的发生及解决情况，项英随即以谭震林的名义向中央和长江局发出了关于“瑞金事件”经过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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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四军军部已决定将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张鼎丞为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

部队整编任务在即，谭震林即带两名警卫员1月底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关防回到龙岩。

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白土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汀瑞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第2营和第4团第2营的一部分。

3月上旬，在张鼎丞、谭震林率领下，部队从白土出发，徒步经龙岩、长汀、古城、瑞金、于都，到达赣州，尔后乘船到樟树，改乘火车至玉山，再步行经浙江常山、开化，抵达安徽岩寺，走上抗日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