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是著名文史语言学家、教育家，曾任历史语言所所长达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而《诗经》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11篇，反映了周初以来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相传孔子曾进行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亦称《诗三百》。当这样一位文史大家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产生“交集”，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傅斯年谈诗经》这本书的内容来源于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讲授《诗经》时的课堂讲义，讲义涵盖了《诗经》的研究史、研究方法、地理、艺术性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融合了理论知识与作者自身的思想。喜欢《诗经》，就更有必要好好深入探讨一些它更值得回味的地方，除了要备一本程俊英的《诗经译注》，《傅斯年谈诗经》这本书也值得常备身边。

《诗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孔子曾说：“小子可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傅斯年先生认为，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而《诗经》在春秋时代的贵族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高度固化、浓缩的政治外交话语，附加了很多政治内涵及隐喻。《论语·子路》中曾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而孔子曾经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认为，对于《诗经》的运用，哪怕断章取义也是允许的，只要能够恰逢其会，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即可。今天的人当然不太容易理解这样一层意思。

孔子之后，特别是到了汉代，《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之说，不过起于西汉晚年、盛行于东汉的《毛诗》后来居上，成为学习《诗经》的“必经之路”，傅斯年先生称之为“《诗》学之专宗”。《毛诗》当然也不是就不多么尽善尽美，傅斯年先生认为，“《毛诗》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作伪，在《诗》学上的意义是进步”，虽然“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一点东西”。现在来看待《毛诗》，这样的认识确实很有见地，《毛诗》还是有他的一些可取之处的。

《傅斯年谈诗经》这本书基本上着眼于大概而论，有助于脉络清晰地了解《诗经》究竟如何才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瑰宝，特别是其中关于《周颂》《大雅》《小雅》以及《鲁颂》《商颂》的讲解，更值得好好看一看。因为多数时候，读者读《诗经》，喜欢《国风》部分居多，其他多半会略过；殊不知，多半会略过的地方其实也是有不少“珍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