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统治者选择了直面元朝的侵略，而不是像高丽一样彻底臣服——元、陈达成贡赐关系以来，蒙元屡召安南国主亲朝，太宗、圣宗皆以“疾”、“体弱”等作为借口推辞。至元十五年（1278），元世祖派遣礼部尚书柴椿等，至安南再次诏陈圣宗入朝觐见，与此前不同的是，忽必烈特地命令柴椿等人“自江陵直抵邕州（今广西南宁），以达交趾”。
进入安南的路线当时，中国使者进入安南有三条路线：一是水路，从钦州扬帆起航，仅需一天就可到达安南境内，二是从广西陆路进入安南，也有三条路线，“从凭祥州、思明府或龙州分别经镇南关、思陵州和平西隘可至安南北境”，三是从云南入安南，“由蒙自县经莲花滩入交之石泷，有河阳隘者循洮江左岸至平原州，然借皆山径难行”。
此前，由于广西和江南控制在南宋手中，元、陈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云南进行中转，元朝使者也均是由云南入境。1278年时，元军已相继平定广西和江南各地，南宋王朝只剩下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拥立着幼帝在广东一带苦苦支撑。
忽必烈于此时命令柴椿等人从江陵出发，经邕州进入安南，除了缩短行程以外，还包含着外交上的示威，也就是用广西已被平定的事实向陈朝展示实力，以达到迫使其奉行“六事”的目的。
陈朝统治者的确受到了惊吓，“骇愕”之余，只得乞求元使“回军旧路以进”，以免元人沿途搜集情报，为以后从广西进兵做准备。
然而，柴椿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蛮横地要求陈朝即刻派出“导护军兵”去“界首远迓”。让陈朝君臣更为惊骇的是柴椿此次所携带的诏令内容和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忽必烈在文书中强调，若陈朝不奉行“六事”则“修尔城，整尔军，以待我师”。
广西被平定标志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已经无法挽回，同时也象征着安南与宋、元同时接壤的格局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时，陈朝再也无法借助南宋对元进行牵扯。
柴椿发出的战争威胁使陈朝彻底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陈朝接受忽必烈的条件，将失去安南国自五代以来的独立性，如若拒绝则面临着元军大兵压境的绝境，且二十年前蒙古人以一支偏师大败陈军，焚毁昇龙城（今河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陈朝的选择在面对忽必烈的战争威胁时，陈朝在外交上主要使用“柔”字诀。这一点在柴椿到达安南前后，陈朝对宗主国态度的变化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此前，在两国交往当中，陈朝多以“本国”、“王”、“臣”、“小国”、“我”等自称，态度虽不傲慢但也不卑怯，有时候甚至略带强硬地与元朝进行辩解或质询。
现举三例如下：第一，至元六年，元朝新任达鲁花赤张庭珍强调其地位在安南国王之上，并索要犀象，陈圣宗先是质问：“使者来多无礼，汝官朝列，我王也，相与抗礼，古有之乎?”，接着又奚落道：“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
最后还用武力威慑的方式向使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使卫兵露刃环立以恐庭珍”。第二，至元七年，元朝中书省传书对陈朝统治者去年对待张庭珍的种种行为进行了谴责，又称其之前所贡药物品质不佳，进贡的回鹘人也是“托辞欺诳”之辈，严令陈朝重新贡物并与“所索之象偕来”。
陈圣宗不仅没有遵守元朝的命令，反而上书辩解称不以“王人之礼”对待张庭珍是因为其也有安南王的封号，甚至不满地反问“已封王爵，岂非王人乎？”至于为何没有贡象，陈朝轻描淡写地解释为“象奴不忍去家，难于差发”，还毫不客气地对忽必烈表示“岂胜惊愕，惟阁下其念之”。
第三，至元十二年，陈圣宗在请求罢设达鲁花赤的奏章中，语气颇为不善：“虽天子与日月并明，安能照及覆盆。且达鲁花赤可施于边蛮小丑，岂有臣既席王封为一方藩屏，而反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宁不见笑于诸侯之国乎？”
对元外交的姿态的变化自从柴椿由广西出使安南后，陈朝对元外交的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由不卑不亢变成了极其卑怯，举例如下：第一，至元十五年底，为了迎接柴椿入境，陈圣宗不仅破天荒地派遣太尉率领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入馆”，还亲至使馆拜读昭书。柴椿拒绝陈朝设于廊下的宴席之后，圣宗立即遣人“致书谢罪”并“改宴于集贤殿”。
要知道陈朝此前还为了在正殿还是偏殿接待来使，专门和元史进行过争论，至元八年十二月，安南国主上书：诏令可供奉于正殿，但使者应“退避别室”，两相对比可察觉陈朝态度转变之剧烈。
此前安南国不愿意向元朝贡象，甚至用“象奴不忍去家，难于差发”这样蹩脚的理由进行推脱，原因之一是象乃安南的战争工具，频繁贡象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二是大象体型庞大，行走缓慢，从安南送到大都十分艰辛。但柴椿出使安南后，陈朝“多次向元廷贡驯象，以讨好之”。
除此之外，在对元的交涉中陈朝开始卑怯地自称为“孤臣”、“鳏寡孤独”、“孤子”，如：为推脱“君主亲朝”的诏令，新立的陈仁宗向元朝上表哀求：“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天朝之万一。
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至元二十年，上皇陈圣宗致书元朝的平章阿里海牙：“今老父亡殁，孤子居忧，惟望曲为爱护，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贪生之意”。
受儒家“气节观”影响颇深的陈朝统治阶级为了求得元朝的怜悯，竟称自己的国主、王族和百官“一一畏死贪生之意”，这绝对是不多见的。然而，陈朝的“柔”字诀并非表里如一。
尽管陈朝在对元交涉中作出了卑躬屈膝的姿态，但并没有将这种表现延伸到具体行动上，陈朝统治者依然没有奉行“六事”中的任何一条。
这说明在面对巨大的外部危机时，陈朝统治者积极调整对元政策，开始采取“外柔内刚”的策略，也就是在外交上对元朝唯唯诺诺极尽卑恭之态，在具体行为上却对一切动摇陈氏统治，或损害安南独立主权的要求俱不落实。
陈朝君臣者期望用这样一种方式，既保持国家的独立又避免或尽量延缓元军的侵略。元朝枢密院识破了陈朝这种看似柔和实则刚硬的做法，建议发兵征讨：“饰辞托故，延引岁时，巧佞虽多，终违诏旨，可进兵境上，遣官问罪”。
忽必烈采取了另一种办法，趁安南国王再次以“患病”为借口，派遣从叔陈遗爱和大臣黎目等代替自己前往大都觐见时，他向陈朝发出诏令：“尔既称疾不朝，今听汝以以医药自持。故立汝之叔父遗爱，代汝为安南国王，抚治尔众。
境内官吏士庶其各安生业，毋自惊惧。其或舆汝百姓，辄有异图，大兵深入戕害性命，无或怨怼，实乃舆汝百姓之咎”。忽必烈除了封来使的陈遗爱为安南国王，黎目为翰林学士以外，还任用了卜颜铁木儿等人组建了“安南宣慰司”，并且“令柴椿引兵一千护送这些人回国”。
此时南宋已经被平定，陆秀夫也背着小皇帝跳了崖，元朝为什么不立刻出兵侵占安南呢？究其缘由，无非是陈朝“外柔内刚”的对元策略，使忽必烈仍然保存了一丝通过外交手段使安南屈服的希望。
忽必烈之所以让柴椿领一千兵护送陈遗爱等回国，是为了迫使陈朝在彻底屈服和武装反抗中作出选择。
元朝的宣慰司权力极大，是行政区域内的军政最高决策机构，如果陈圣宗和陈仁宗奉行了元朝的诏令，不止是丢掉了王位，陈朝实质上还将被宣慰司所统治，新立的陈遗爱也只能是一个傀儡。
如果陈朝拒绝，元朝极有可能履行自己的警告——“辄有异图，大兵深入戕害性命”，这极有可能是忽必烈下定决心出兵前的最后一次试探，而且护送陈遗爱归国的一千兵马也很难处理，如若用武力抵抗，无异于是主动向元朝宣战。
陈朝采取了“暂避锋芒”的应对措施，对外将元使柴椿奉迎入国，极力讨好，对内迅速将陈遗爱作为祸首进行惩办，《大越史记全书》至元十九年，六月条载：“治判首陈隘（遗爱）等罪，徙隘天长犒甲兵”。陈朝的这种做法，无法使安南避免元廷的侵略，只能延缓战争到来。
总的来说，陈朝统治阶级也明白这一点，但依然秉承着“外柔内刚”的对元理念选择了迎接可以预见的侵略，而不是像高丽一样彻底臣服。因此，“陈遗爱封王事件”标致着陈朝对元策略的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