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前479年）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伯夷列传》

在《史记》中重复出现的内容并不多见，而周太史儋的预言却在《周本纪》、《秦本纪》、《老子伯夷列传》、《封禅书》中分别出现。

预言的大致意思为：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并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

周烈王二年（即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周太史儋”的预言，对谶语的解说历来不一：“合”是指秦祖为周王御马；“别”、“离”则是指周幽王遭到犬戎袭击，秦襄公率兵勤王被封为诸侯；这两点比较统一。而“复合”有人认为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西周献地，也有人认为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而“霸王”既可以是秦始皇，又或者是项羽。

周太史儋对秦国未来命运的精准预测，尤其是对秦国统一天下进行了预示。预言神秘而准确格外引人注意，甚至让读者也感到神奇。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四次引用谶语呢？其中背后的意味更值得揣摩。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确“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天官”是指天文星象学，也就是预测吉凶祸福，与不同于治理百姓的郡守县令。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这一年（前110年），汉武帝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太史公司马谈职掌天文星象却被滞留在周南，不能跟随封禅泰山。“故发愤且卒”——所以含恨忧愤将死。

司马迁适逢出使巴蜀返回，在黄河、洛水之间父子得以见了最后一面。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

而且，司马谈断言，“余死，汝必为太史”。这明确了司马谈的官职为太史。同时司马谈对儿子提出要求“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接替为太史令，得以进入国家藏书馆阅读丰富的史料。

司马迁对接任太史令感到自豪，所以追踪溯源骄傲地称道，“司马氏世典周史”。其实，“司马氏”最早负责掌管军事，在周宣王时中止了职务；周惠王、周襄王时离开周到了晋。

司马迁撰写历史对标非常高，以孔子为师，以《春秋》为范本。而这只源于父亲的遗命。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老人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呀！我怎么敢推辞呢？”

“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重拾远祖的事业，但抱负并未实现，所以交付给儿子。

祖宗的荣光，父亲的遗命，以及《春秋》的璀璨，让司马迁觉得续写历史是伟大的使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丘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天汉三年遭遇宫刑之祸，司马迁更觉得续写历史的伟大意义。

司马迁赞誉太史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在其他篇章中诸多体现。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周幽王废申后而立褒姒为王后，王室在治理上方法多不正确，有诸候开始生出背叛之心。郑桓公姬友被周幽王任命为司徒，教化百姓仅一年“周民皆说”，与王室之“邪”形成了鲜明对比。

姬友见周幽王统治下的西周危机重重，“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最初，姬友被周宣王封在王畿附近的一个小城，名曰郑（今陕西华县东，非河南郑州）。

于是太史伯就推荐了郑地（河南郑州）。

“地近虢、郐，虢、郐之君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史记·郑世家》

姬友预料到战乱将临提前谋划，而太史伯眼光如炬选择了郑地。虢、郐国君生性贪婪，不得民心。姬友辅佐周王颇得民心，只要姬友提出要求，虢国、郐国肯定愿意分一部分土地出来。然后，收服两国民心，那么两国土地也可以尽得。

正如太史伯所料，虢、郐畏惧姬友的权势主动献城。姬友由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郑国。

这便是太史的学识眼光，不但选择了建国地点，而且对后来国际趋势也准确推测出来，可见太史是渊博且锐利的人物。

无独有偶，在《鲁世家》中，“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服虔注：晋史蔡墨）曰：‘季氏亡乎？’”从蔡墨回答来看，他也非常了解国际形势，并作出了准确的预判。

史学家不仅通晓历史把握国际走势，大半精通巫卜占星之术。

在《周本纪》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据此预言，“周将亡矣。”据《史记集解》注释，伯阳甫为“周柱下史老子也”。又过了一年，周幽王废申后及太子，而立褒姒为后。“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田敬仲完世家》）——陈厉公二年（前704年）陈敬仲完出生，周太史路过陈国，应陈厉公之邀为陈完算了一卦。

“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飞”（《楚世家》）——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年）十月，楚昭王在行军途中生病了，看见一块云彩，像飞鸟一样在太阳的两旁飞过。“昭王问周太史”——楚昭王就此请教周太史，周太史说这不利于王的征兆，可以找将相替代免灾。然而，楚昭王并未移过于臣。孔子由是高度褒奖，“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从《儒林列传》得知，太史公所师从的唐都、杨何均为汉初学术权威，所以在卜占星象不输历代史学家。

再看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壮游天下，所以司马谈不仅对儿子史学造诣和卜占星象极度认可，确信必将接替太史令职务；而且对儿子续写历史饱含信心，“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作为史学家，太史必须具有公正不阿的职业道德。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既歌颂善人，也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但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

在《晋世家》中，“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周成王与叔虞小孩子过家家，岂料史佚较真，“请择日立叔虞”。这便是史学家言出必践。

齐庄公在崔杼扶持下走上王座。崔杼娶了美貌的寡妇棠公之妻，“庄公通之，数如崔氏”。崔杼装病不上朝，齐庄公前往崔府探病。齐庄公春情荡漾，想趁机再与崔杼妻嬉戏一番，不料被崔杼伏兵击杀。所以，“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齐世家》）这就是太史的职业道德，秉笔直书不畏强权。

与齐太史秉笔直书相类似，《晋世家》中还有晋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董狐秉笔直书，而且“以视于朝”。所以，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毋庸置疑，大人物创造了历史，而历史却因太史得以流传。

司马迁列举了诸多太史的事迹，无非说明他秉笔直书不会屈服于权势，而且有能力有决心有智慧做一个受人称道的太史。

而周太史儋的预言被四次引用，且不管预言争议如何，预言大致符合历史走向：秦国最终取代了周朝，成为新的统治者。

而关于“周太史儋”是否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司马迁追捧“周太史儋”似乎比预言本身更值得关注。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然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对周太史儋是否为老子本人也是模棱两可。

但是，太史公“习道论于黄子”，传承的却是道家学说。所以，“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建元年间能够出仕为官。毕竟，在建元六年之前，道家学说备受窦太后推崇。在元封元年太史公“留滞周南”，而不得参与封禅，这大概也是其中原因。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录了诸多太史，或预测能力，或秉笔直书，或刚正不阿，而预言历史的“周太史儋”才是关注的重点。

司马迁虽以孔子为师，以《春秋》为范本续写历史，但从“论六家之要指”来看其倾向于道家学说，或者说家学渊源道家为主流。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壶遂曾问司马迁现如今天下太平，天子圣明，司马迁又做了官，还有必要续写历史吗？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只因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遭受牢狱之灾被处以宫刑。这让司马迁更下定决心“故述往事，思来者”，续写历史，评判历史，寓言褒贬，警示后世。

预言也好，寓言也罢，太史公即使是隐晦地表达，也需要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