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自古以来便有社稷之臣的说法，汲黯很贴近了。汉武帝高度评价汲黯，在他所敬重的臣子中汲黯居首。

司马迁通过日常琐事来证明：

大将军卫青觐见时，汉武帝“倨厕而视之”——双腿张开歪坐着面对卫青。“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公孙弘私下谒见，汉武帝有时不戴帽子。“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如果是汲黯谒见，汉武帝衣冠不整不敢接见。

“倨厕”是很不礼貌的坐姿，而“不冠”又意味着穿着随意，对比之下体现了武帝对汲黯的敬重。

“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有一次汉武帝闲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汇报工作，当时汉武帝没有戴冠，远远地看到汲黯来了，汉武帝连忙躲藏起来，并派近侍许可了汲黯的奏章。答应汲黯的奏请，赶紧打发走人。

为充分证明对汲黯的敬重，司马迁讲述了汉武帝的小故事。“武帐”是置有兵器的帷帐。“可”是许可的意思。“不冠”在当时来讲是失敬行为。

所以，司马迁感慨“其见敬礼如此”！

汲黯备受敬重却不被重用，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信息呢？

汲黯字长孺，“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汉景帝时汲黯便是太子洗马，因为端庄严肃、不苟言笑而让人忌惮。

“太子洗马”为太子宫中的属官，太子出行，乘马先驱。汉景帝在位时，太子是汉武帝刘彻，说明汲黯跟刘彻交情深厚。

“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汲黯爱好学习，又重义气、好交游，注重气节，品行端正美好。

汲黯这些优良品质，为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基础。但是，汲黯并未因此获得高官。根据《汲郑列传》记述，汲黯先后做过太子洗马、谒者、东海太守、主爵都尉、右内史、淮阳太守……最高官职“列于九卿”——名义上与九卿同位而已。

究其原因，一是汲黯为人太正直。“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性格高傲，缺少礼节，当面直言，不能容忍他人过错；“数犯主之颜色”——多次怒怼汉武帝。

二是“黯学黄老之言”。这是汲黯不受重用的主要原因，毕竟汉武帝崇儒绌道。司马迁在《武帝本纪》、《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等多次提及“上方向儒术”——汉武帝正倾心于儒家学说。

其实，汉武帝也曾希望汲黯能够与时俱进，学习儒学。“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汲黯对公孙弘、张汤接连跃升超越自己而牢骚满腹。

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史记·汲郑列传》

对于汲黯的牢骚，汉武帝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汲黯退下，汉武帝转头说道：“人不能不多读一些儒家的书，听听汲黯说话越来越离谱了。

在《汲郑列传》中，汲黯是一个正直敢言的斗士，“列席九卿”的主爵都尉竟敢于怒怼上司——丞相公孙弘和御史大夫张汤；“好学”却不喜欢读儒家之说，多次“直谏”、“切谏”让汉武帝“默然”无语。

那么，司马迁在汲黯的经历中透露了什么信息呢？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

司马迁交代的时代背景，汉惠帝、吕后时崇尚军功；汉文帝时主张刑名之学；景帝时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颇受重视，儒学之士未受重用。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以过免”。这标志着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遭到排挤。

“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窦婴、田蚡都喜好儒家学说。两人联手推荐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

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上风。

“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之言”——朝廷主要官员积极推崇儒术而贬斥道家。“迎鲁申公，欲设明堂”，“申公”是齐国重要儒学大家，“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扬政教的地方。

从任用官员到推崇儒术，汉武帝系列举措意味着意欲变革——崇儒绌道。

而变革无非为强化君权。儒家主张君权至上，这便成了汉武帝的选择。“请无奏事东宫”——御史大夫赵绾甚至建议武帝不必事事向窦太后汇报。此举触怒了窦太后。

窦太后本来“好黄老之言”，“是以滋不悦魏其等”——对窦婴、田蚡等推崇儒学极度不满。当得知他们竟然还要剥夺听政的权力，所以建元二年（前139年）窦太后罢逐王臧、赵绾等，免去了窦婴、田蚡的职务。

窦太后罢官宣告建元变革流产，儒家思想再遭打压。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被免职，“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儒家势力再度重新崛起。

而真正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的是汉武帝，他曾多次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录，“建元元年（前140年），太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但是随着建元改革失败而未能有所作为。在《汲郑列传》中，田蚡任丞相期间（建元六年~元光四年）又一次招贤，而“元光五年（前130年），有诏征文学”，公孙弘在列。

儒家学说再度崛起离不开田蚡的推动，以及公孙弘的榜样示范。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丞相田蚡推动贬低黄老、刑名学说，而广泛聘用儒学人才。公孙弘精通《春秋》，从平民百姓摇身一变位居三公，并被封为平津侯。

所以，“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但是，儒家学说仍受挑战或者说阻力。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汉武帝广招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还规划了自己的设想。

岂料，汲黯竟站出来强烈反对。

“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陛下您内心私欲太重而又声称广施仁义，却想效法尧舜之治，怎能做得到呢!

“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汉武帝给气绿了脸，气歪了嘴，站起来甩手走了。

汲黯当面驳斥汉武帝的虚伪，既是正直敢言的表现，也是遏制儒学上升势头。

为此，“公卿皆为黯惧”——众朝臣为汲黯担心不已，“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汉武帝对汲黯所说耿耿于怀，对身边人说这个憨憨的汲黯太过分了。

司马迁还特意用了倒装句，以强调汉武帝之气愤。然而，汉武帝并未惩治汲黯的“逆鳞”冒犯，毕竟交情颇深且汲黯“多病”，更关键因素是武帝认为汲黯是社稷之臣。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讲述了张汤为何深受汉武帝尊宠。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张汤因重新制定律法而从太中大夫提拔为廷尉。廷尉属于九卿之一，比汲黯的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地位高出半级。“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汲黯多次在汉武帝面前质问责难张汤。

一个下级敢于质问上级，这是汲黯的正直表现，也是道家对法家的宣战。

“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张汤患病，汉武帝亲自探视，可见张汤深受尊宠。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所谓“独尊儒术”名不副实。

“是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当时汉武帝正倾心于儒家学说，张汤判决大案件，想要附会文学经义，于是延请研究《尚书》、《春秋》比较出色的博士弟子为廷尉属官。

从《儒林列传》来看，儿宽“以试第次，补廷尉史”——考试名列前茅，做了廷尉史。廷尉史相当于张汤的秘书，负责起草奏书。“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多数替张汤出力的苛刻阴毒的官吏，大多藉助于儒学之士。

张汤受器重因为在法家严苛之外饰以儒家仁德，所以不断提升直到位居御史大夫。“丞相弘数称其美”——时任丞相公孙弘多次赞美张汤之举。

根据《平津侯主父列传》记录，公孙弘与张汤同出一辙。

“少时为薛狱吏”，年轻时任监狱管理狱卒，熟悉法律条例。“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四十多岁，学习《春秋》杂家之说。公孙弘从法家转至儒家，估计是预测到儒家将会崛起。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公孙弘因既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又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因此获得了汉武帝认可。

公孙弘是内里法家，外饰儒家的典型代表。

“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于元光五年七十多岁再次受征召，从平民百姓跨越到百官之首，仅仅用了十年。

公孙弘受汉武帝重用主要原因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公孙弘受重用意味着儒家学说的崛起，而以汲黯为代表道家学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披着儒家外衣，干着法家勾当的公孙弘、张汤毫不留情痛斥怒怼。

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史记·汲郑列传》

汲黯经常诋毁儒学，当面抨击公孙弘之流内怀奸诈而外逞智巧，以此阿谀主上取得欢心；刀笔吏专门苛究深抠法律条文，巧言加以诋毁，构陷他人有罪，使事实真相不得昭示，并把胜狱作为邀功的资本。

岂料，“上愈益贵弘、汤”——汲黯越怼，公孙弘、张汤反而越受倚重。

因为儒法并重有利于汉武帝中央集权，而“清静无为”则广受排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悦也，欲诛之以事”——公孙弘、张汤内心痛恨汲黯，就连汉武帝也不喜欢，想借故杀死他。

“右内史界部（管辖范围）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汲黯平调为右内史，负责京畿行政管理。让汲黯去对付皇亲国戚，就没有精力再烦扰他们了。

公孙弘大力推广儒家。根据《儒林列传》记录，“公孙弘为学官”，曾向汉武帝上书，请求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设立学校培养；一年招考一次；选精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卒吏，用经义装饰政事等等。

“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如此武帝朝堂上儒学之士才逐渐增多了。

前121年秋（即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汲黯正义直言两次顶撞汉武帝。“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事后数月，汲黯犯小法被判罪，恰逢皇帝大赦天下，他仅仅被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于是汲黯归因于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前118年），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又过了几年，遇上国家更铸五铢钱，民间很多私自盗铸，楚地尤其严重。“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汉武帝认为淮阳是楚地交通要道，于是召回汲黯任命为淮阳太守。

汲黯拒绝出任淮阳太守，而希望任中郎参与朝政。汉武帝“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并“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汲黯在淮阳太守任上“居郡如故治”，一如既往清静无为，选择优秀的下属，把事务交给他们处理，自己则在闺阁养病，如此“淮阳政清”。

其实，从汲黯的官场经历来看，汉武帝并不只是一味地推崇儒家人才，而是对儒、法、道各种人才兼收并蓄，只不过在崇儒绌道过程中尤其重视儒法并重之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