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守着三亩薄田不卖，去年洪水后挖出一只铁匣，儿子跪地痛哭！
村里人都叫他”倔老头”。
大伯原名叫什么，我这辈人其实都不大清楚了，只知道他是我爷爷那辈的远亲，姓陈。村里有辈分的都管他叫陈大伯，后来索性大家都这么喊。
我记事起，大伯就守着村东头那三亩薄田过日子。说是薄田，那是真的薄——石头缝里挤出来的地，连庄稼都长得比人矮半截，一年下来打不出多少粮食。
村里土地流转那几年，包村的老支书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大伯家，端茶倒水，好话说尽，就差给他磕头了。老支书说：“陈大，你那三亩地，再加上你宅基地后面那块菜园子，我给你一次性补偿三十万，回头再帮你安排个乡里企业的门卫，有五险一金。你年岁大了，干不动地了，跟着儿子去城里住住。”
大伯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他儿子陈二柱是我们这片出了名的能人，在县城开了个木材厂，厂里环境也不错，还弄了个小区的经济适用房，赶上好政策，一步到位全款了一套三室一厅。陈二柱也劝过他爹：“你就把地卖了，跟我去城里住，每天接送孙子上学放学，再帮他妈在家洗洗菜，不比种地强？”
大伯只抽着烟，一言不发，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地不卖。”
那股倔劲，把陈二柱气得脸通红，当场就和老爷子吵了起来。
“老陈家祖坟底下埋的是金条还是银元？你种那三亩破地，一年下来能有啥收成？我一年在厂里赚的，够买你这十年收成！”
大伯就叼着烟袋锅子，眯着眼不说话。支书劝了几句，陈二柱摔门而去。
后来村里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大伯那三亩地，像一块被啃剩的硬骨头，怎么也啃不动。支书老了，新来的年轻支书也试图劝过大伯，但大伯干脆连门都不开了。
我那时候刚从县城技校毕业，在陈二柱的木材厂里帮忙。陈二柱那个人，能干是真能干，小气也是真小气。我在他厂里干的活，一点不比正式工少，但工资却只有人家的一半多点。
有次去送货，顺道去看我奶奶，正好碰到大伯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前歇脚。他那时候已经快八十了，腰板却还是直的，手里拿着一把锄头，看样子是从地里回来。
“大伯，今儿这么热，您还下地啊？”我招呼道。
大伯认出了我，笑呵呵地说：“是小涛啊，听说你在二柱厂里帮忙？”
我点点头，大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好，好，有一门手艺总比什么都不会强。”
他瞥了一眼我停在村口的厂里送货车，问：“二柱最近忙不？”
“挺忙的，”我说，“听说他前段时间还去省城谈了个大单子，准备扩厂呢。”
大伯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那三亩地，二柱要是真想要，等我百年之后，就是他的了。现在，不成。”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只能干笑两声。大伯又说：“你有空，帮我带个话给二柱，就说我老了，腿脚不利索了，他要是得空，回来看看他娘。”
大伯的老伴去世得早，我小时候就没见过。村里人说，大伯的儿媳妇嫌弃农村，催着陈二柱去城里发展，就把老两口扔在了村里。不过这种话，背后说说就算了，没人敢当面提。
“行，我帮您带话。”我答应道。
两个月后，村里赶上百年不遇的洪水。水位一夜之间涨了两米多，淹了大半个村子。我和厂里几个年轻人组了个志愿队，回村里帮忙转移老人小孩。
大伯的房子是村里少有的砖瓦结构，地势也稍高，倒是没被洪水淹着。但他那三亩薄田，眼看着就要被大水冲毁了。
我找到大伯的时候，他正站在自家门前的小土坡上，远远望着他的田地。那天下着大雨，他穿着老式的黑色雨衣，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
“大伯，县里通知了，水位还会涨，您得先撤到安全地带去！”我喊道。
大伯好像没听见似的，依旧盯着远处的田地。我走近一看，他的眼眶红红的。
“大伯…”
“我那地，保不住了。”大伯突然低声说道，声音有些颤抖。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三亩薄田，在我们年轻人眼里不值一提，但对大伯来说，那是他的全部。
“没事，大伯，等洪水退了，我们帮您重新整理一下，种点别的也行。”我安慰道。
大伯摇摇头，转身往屋里走：“先进来躲躲雨吧。”
大伯的屋子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炕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老棉被，墙上贴着已经泛黄的老照片。我注意到炕头放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银行卡。
“二柱每个月都往卡里打钱，”大伯顺着我的目光解释道，“说是给我养老的。这么多年了，我一分没动过。”
他笑了笑，拿出一个旧暖水瓶，倒了杯热水给我：“给，喝点热的，别着凉了。”
我接过水杯，心里一阵酸楚。大伯这么多年，一个人在这老房子里，守着那三亩薄田，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伯，不如我打电话给二柱，让他来接您去城里住几天？”
大伯摆摆手：“不用麻烦他，他忙。再说了，我这把老骨头，哪也去不了，就在这儿等水退了。”
第二天，雨终于停了，洪水也开始慢慢退去。村里有几户房子倒塌了，所幸人都提前撤出去了，没出人命。
大伯趁着水位降低，非要去看看他的田地。我拗不过他，只好陪着去。
那三亩薄田被洪水冲刷得面目全非，原本的小土埂全都不见了，田里一片泥泞。大伯一声不吭地走进田里，鞋子很快就沾满了泥巴。
我跟在后面，突然看见大伯停住了脚步，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看什么东西。
“大伯，您看见什么了？”我问道。
大伯没回答，只是艰难地弯下腰，在泥里扒拉起来。我赶紧过去帮忙，发现泥巴下面有什么东西露出了一个角。
我们合力挖了一会儿，终于从泥里拽出了一个铁匣子，大概有鞋盒那么大，锈迹斑斑的，但看得出来原本应该是漆成红色的。
“这是…”我好奇地问。
大伯的手有些发抖：“我老伴…她跟我说过这个。”
他小心翼翼地抱起铁匣子，转身就往家走。我连忙跟上，不知为何，心里有种奇怪的预感。
回到大伯家，他用一块旧毛巾擦干净了铁匣子，然后试图打开。匣子上有把老式的铜锁，已经锈住了。大伯找来一把老虎钳，费了好大劲才把锁撬开。
匣子里面垫着一层旧报纸，下面是一摞泛黄的纸张和一个小布包。大伯先拿出那摞纸，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摞地契和房契，最上面那张盖着的印章，已经模糊得快看不出来了。
“这是…”
“地契，”大伯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家祖上的地契。”
他小心地把地契放到一边，然后打开那个小布包。里面是一个红木小盒子，盒子打开后，里面竟然是一枚小小的金印章。
大伯长长地叹了口气：“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我一头雾水：“大伯，这是什么？”
大伯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继续翻找铁匣子，从最底下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册子的封皮已经破损，但依稀能看出上面写着”家谱”二字。
大伯翻开家谱，指着其中一页说：“看，这是我爷爷的名字。他原本在县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田产，有宅子。后来战乱年代，家道中落，只留下这一点田地。”
他的手指划过发黄的纸页，继续说道：“我爹临终前把这铁匣子交给我，说里面有我们陈家的根。可后来赶上那些年闹，我怕出事，就把它埋在了田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连我都快忘了它埋在哪儿。如今洪水一冲，反倒把它冲出来了。”
我看着那枚小小的金印章，突然明白了什么：“所以您这么多年不肯卖地，是因为…”
“是因为这铁匣子，”大伯点点头，“里面除了地契，还有我们老陈家的家传之宝。这个印章，传说是当年有个老祖宗在朝堂为官时得来的。”
我惊讶地看着那枚金印章，难以想象它在泥土中埋了多少年，如今依然闪烁着金光。
“我得给二柱打电话，”大伯突然说，“他得知道这个。”
于是我帮大伯拨通了陈二柱的电话。电话那头，陈二柱听说村里闹洪水，立马慌了，说马上开车过来。大伯只说让他来一趟，别的什么都没提。
两个小时后，陈二柱的车停在了村口。那会儿我正在帮村里其他受灾户清理淤泥，远远看见陈二柱风风火火地往大伯家赶。
等我忙完天已经黑了，想着去看看大伯和陈二柱，就往大伯家走。还没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低沉的哭声。
我轻轻推开门，看见陈二柱跪在炕前，手里捧着那本家谱，泪流满面。大伯坐在炕上，面色平静，看着自己的儿子。
“爸，您为什么不早说…”陈二柱哽咽着。
大伯轻轻抚摸着那枚金印章：“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个看守的，守着老陈家的根。那三亩地，看着不值钱，但那是我们陈家最后的根了。”
陈二柱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守着这块地，不管它值多少钱，都不会卖的。”
大伯点点头，眼角也有泪光闪烁：“这块地，看着是薄田，其实是我们陈家的魂啊。”
我默默退了出去，没有打扰他们父子重聚的时刻。第二天一早，陈二柱找到我，说要在村里重建他父亲的房子，顺便帮村里其他受灾户一起修缮。
“我爸守着那三亩地几十年，原来不是为了地，是为了地下埋着的东西，”他感慨道，“他找不着了，又不敢告诉别人，怕招来麻烦，只能一个人默默守着。”
大伯的铁匣子后来被送去了县里文物局鉴定。那枚金印章据说是清朝某位官员的私印，虽然不是什么国宝级文物，但也算得上是有些年头的老物件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家谱里记载的陈家祖先，曾经是这一带颇有声望的乡绅，在明末清初时期，还修过一段长达十余里的官道。那三亩薄田，原来是陈家祖产中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
洪水过后的第三个月，陈二柱把木材厂的事务交给了助手，自己搬回了村里，重建了大伯的房子，还在村东头那三亩薄田旁边，建了一座小小的祠堂，供奉陈家先祖。
大伯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有时候我去看大伯，常常看见他和陈二柱坐在田头，陈二柱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处理工作，大伯就在旁边抽着烟袋，眯着眼睛看着远处。
偶尔陈二柱会跟我抱怨说：“这老头子，年轻时候摆架子，现在倒是笑呵呵的了。要是早点告诉我铁匣子的事，也不用这么多年不冷不热的。”
我笑着问：“那三亩地，现在种什么了？”
陈二柱拍拍我的肩膀：“还能种啥？种点菜，种点果树，反正不为赚钱。二叔（他喊我爸二叔），你说这事闹的，我们陈家折腾了一大圈，最后还不是得回到那三亩地上？”
是啊，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只是这原点，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对大伯来说，那三亩薄田承载的，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和尊严；对陈二柱来说，那里埋藏的，是他与父亲之间几十年的隔阂和误会。
如今铁匣子出土，父子重归于好，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不是那场洪水，大伯或许会把秘密带进棺材里，陈二柱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坚守的原因。就像村里很多老一辈人一样，他们沉默寡言，把心事都藏在心底，直到带进坟墓。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显得如此倔强，如此不可理喻。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亩三分地，而是一段不愿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家族的根脉。
去年冬天，大伯走了，走得很安详。村里人都说，他是含笑而去的。
葬礼那天，陈二柱抱着那本家谱和铁匣子，跪在父亲的灵前痛哭。我听见他低声说道：“爸，您放心，这根，我会一直守下去。”
现在，那三亩薄田依然在那里，只是周围的景象已经变了。陈二柱在村里投资了一个小型农业观光园，把大伯的故事和陈家的历史编成了一个小册子，免费发给来参观的游客。
在观光园的中心，那三亩薄田被特意保留了下来，田埂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根脉”二字。
我常常想起大伯在最后的日子里说过的一句话：“地不能卖，因为卖了地，就把根卖了。没了根的树，再茂盛也是浮萍一般。”
如今我已经从陈二柱的木材厂辞职，回村里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在老支书的带领下办起了农家乐。每当有城里来的游客问起那三亩地的故事，我就会讲起大伯、铁匣子和金印章的传奇。
故事讲完，游客们总会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三亩薄田，也许他们在想，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
而我知道，我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就像大伯守护的那三亩薄田一样，不起眼，但无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