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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政变，因为参与政变的五个人，在政变后都封了王，所以也史称“五王政变”。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五人，从封王开始，就注定他们必死无疑。

为什么？

今天我们来揭晓：

“五王政变”杀掉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对武三思的势力却没有丝毫损伤。

张柬之等人之所以没有在政变时趁机杀掉武三思，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当时政变的目的来看，这次政变的目的就是要诛除二张。

从政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变的反二张的性质。

首先，张柬之动员禁军头领李多祚参加政变时说的是“大帝之子见在宫中，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于将军。”

王同皎、李湛将政变计划密陈于太子李显时所说的也是“逆竖反道，显肆不轨，诸将与南衙执事刻期诛之。”

政变队伍自玄武门“斩关而入”，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抓到张易之、张昌宗，杀掉他们。这时，张柬之向武则天解释他们的行动时，也只是说“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

因此，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丈夫武攸暨、武三思，所有李武两家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政变也就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如果政变中诛杀武三思的话，那么李显等人肯定不会参加，而张柬之等人则面对着比二张更加强大的敌人一武氏家族，政变也不会成功。

其次，从政变发生时，各派政治力量对比来看，武周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共有四派政治势力：

即内宠派，以张易之、张昌宗为首；诸武派，以武三思为首；李唐宗室派，以中宗为首；宰相派，以张柬之为首。

内宠派是武则天最宠爱的一个集团，他们虽然权重但根基浅。

诸武派是武则天的本家侄孙，从武周建立以来，倍加重用，宗支繁盛。

李唐宗室派，由于武则天长期的摧残与压抑，政治势力比较薄弱，但是作为一面政治旗帜，还有一定的号召力。

以张柬之为首的宰相派在武周时期对武则天所重用的酷吏、内宠及诸武各集团都进行过斗争，双方的矛盾一直都十分尖锐，其中一些著名的宰相如李昭德、狄仁杰、姚崇、宋璟先后遭受过他们的迫害与排挤。

因此，张柬之在决定发动政变，推翻武周政权时，是希望同时消灭二张和武三思两派势力，但最后他们又消灭了二张而放过武三思，其主要原因是张柬之的实力有限。

张柬之出身于太学生，举进士，长时间只能做个县丞。

永昌元年，他已经七十多岁，才应贤良对策，得拜为监察御史，圣历初年升为凤阁舍人，长安中出任荆州大都督长史，经狄仁杰、姚崇的推荐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直到长安四年(704年)十月才升为宰相。

而这时距离诛二张，仅有四个来月的时间，资历尚浅，并且他在朝中的根基也很浅。当时朝中宰相倾附于他的只有崔玄暐一人，而依附于二张的却有杨再思、李峤、韦承庆、韦明立、房融等五人。一般朝官中倾附于他的只有司刑少卿袁恕己、职方郎中崔泰之、司刑评事冀钟甫、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内值郎王同皎等，在朝官中仍居于少数。

从禁军方面看，张柬之在政变前以首席宰相的资格，安插了桓彦范、敬晖、杨元琰几个亲信为羽林将军，但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很难说能控制多少人马。

并且当时的禁军内部也分为几派，有属于二张和武则天的“押千骑，宿卫玄武门”的殿中监田归道，有属于武三思一派的右羽林大将军“总禁兵前后十年”的武攸宜、左金吾大将军武重归和右金吾大将军武懿宗。这些人是不会为张柬之等人所用的。

参加政变的李多祚、李湛和桓彦范等人的态度也并不相同。李多祚从高宗时就掌北门禁军，历时三十余年，在北门禁军中根基深，实力强，他参加这次政变的目的，只是要报“大帝殊泽”，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由于当时恢复李唐皇室的障碍只是二张，因此他参加政变也只能是同意诛二张。

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自六岁起就“以父贵授周王(中宗)文学”，政变前才被张柬之引为左羽林将军，他参加政变的目的，也不过是要帮助中宗复位，搞政治投机，因此他也不会与平日关系不错的诸武作对。

政变后，他升任右羽林大将军，地位稳定，也证明了他与张柬之等人的立场的不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柬之如果不是把矛头指向二张，而是同时还要消灭武氏家族，不但要遭到武攸宜、武重归、武懿宗等人的激烈反对，而且也不会得到李多祚和李湛的支持。

从政变中所打的旗号来看，政变之前的政治形势是，当时的中外士民都已厌恶武则天与二张的统治，希望恢复李唐王朝，早在政变尚未酝酿之前，朝官朱敬则就曾对敬晖说道：

“公若假太子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耳。”

因此张柬之发动政变时只有打着中宗的旗号，扶中宗做皇帝，而自已建“立君之功”才会成功。而且事实上中宗，并不象史籍上所载全然被动无为，中宗参与了政变，并且成为诛二张的政治领袖。

早在长安四年（704年）七月，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行，武则天敕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审问，然未及审问，武则天为保护二张就将韦安石和唐休璟调离出外任。

“时中宗在春宫，(休璟)将行，进启于皇太子曰：‘张易之兄弟幸蒙宠遇，数侍宴禁中，纵情失礼，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顾谓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计事，但以遐远，兼怀北狄之忧耳。’”

由此可知，中宗早有诛二张的打算，并曾召集人商议过。

政变前“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高祖、太宗、高宗时都常在西京玄武门小型引见和宴请大臣，而东都的玄武门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那么中宗为皇太子，本应该居住于东宫，为何这时却“于北门起居”呢？

《资治通鉴》第二○七卷“时太子于北门起居”一语，胡三省注为：“不从端门入而从北门入问起居，取便近也。”

似乎中宗于北门起居是为了对武则天入问起居的方便。一些人认为中宗这时居于北门是想趁武则天病重，监视放松，以结交禁军和士人，做诛二张的准备。桓彦范与敬晖恰于此时去谒见中宗，其原因也在于此。

中宗在玄武门部署就绪后，才返回东宫，于是在政变时，张柬之等“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遭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

然而在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发动政变之时“时凤阁侍郎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遂引湛为左羽林将军，令与敬晖诣东宫启请皇太子，备陈将诛易之兄弟意，太子许之，及兵变，湛与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诣东宫迎皇太子，拒而不时出。”

起兵之事，中宗既然已经与李湛等面谈“许之”，为何事到临头却又“拒而不时出”呢？

难道真如中宗所说是怕惊动了卧病在床的武则天吗？恐怕不能这样解释。

《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写道：

“遣多祚、湛及内值郎驸马都尉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

很显然，中宗对起兵者有怀疑，中宗怀疑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张柬之等人为了抢扶立新君之功，既撇开了“预告凶竖”的诸武，又未能事先告诉中宗起兵日期。中宗与诸武关系密切，诸武掌握的禁军没有参加起兵，因此中宗怀疑张柬之是别有所图，因而“拒而不时出”。

并不是中宗完全被动无为，更不是中宗不同意搞这场政变。

政变时，由于中宗怀疑张柬之等人的企图，“拒而不时出”，因此参与政变之人都十分焦急，这时李湛“进启曰：“逆竖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宗社危败，实在须臾。湛等诸将与南衙执事克期诛翦，伏愿殿下至玄武门以副众望。中宗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然圣躬不豫，虑有惊动；公等且之，以俟后图。”

湛曰：“诸将弃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辅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恳诚而欲陷之鼎镬，湛等微命，虽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驰马就路。”

可见，中宗如果不“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张柬之等人率领的禁军就会遭到其他禁军的反对而“陷于鼎镬”之灾。所以，张柬之等人的政变一定要打着中宗的旗号，张柬之要除掉武三思一伙，定要取得中宗的同意，而中宗与武三思早已有了联盟，中宗是不会同意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张柬之等人不可能在政变之时，就杀掉武三思一派。

神龙元年(705年)二月，武三思以太子宾客荣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正一品，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宰相。武攸暨也由右散骑常侍升为司徒，受封定王。武三思因与韦后的关系，进而成为操纵中宗的“真天子”。

中宗即位之后，张柬之等人便多次上疏请求诛杀诸武，而每一次，中宗都以缄默的态度予以回绝。张柬之等人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无计可施。

于是敬晖等又率百官上表，以为：

“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

针对敬晖等人的上表，中宗没有同意并振振有词地反驳了敬晖。

敬晖等没有办法，只好又想出一个下策，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观察武三思的动静，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崔湜是唐太宗时中书侍郎崔仁师的孙子。他少年时便以文辞知名于世，举进士。神龙初年，升为考功员外郎，其弟澄、液，兄蒞，皆有文采，列居清要。每当私宴，常自比于王谢之家，还常对人讲：“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

这个有野心的人，只要一有机会便会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现在机会来了，他看到中宗只亲近武三思疏忌敬晖等人，于是表面上答应了敬晖的请求，而暗地里却将敬晖等人的计划统统告诉了武三思。

武三思便将其升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的官职不大，但十分重要，内廷的诏令、旨意，外廷的奏章文书都要经过中书舍人之手，传送到朝廷的各个部门。于是武三思通过崔湜进一步控制了朝廷。

一日，一位叫做郑愔的求见武三思。这位郑愔原本做过侍御史，因谄事二张，乃致累贬做了个宣州司士参军。这一次又因坐赃被发，逃入洛阳，私下求见武三思。

郑愔一见武三思，便大哭起来，哭完又大笑不止。

武三思本来与之相熟，知道他的到来必有缘由，便站在一旁，静观其表演，然后问道：“如此大哭大笑是何缘由？”

郑愔答道：“愔初见大王不得不哭，恐大王将被夷戮，后又大笑，是庆幸大王幸而遇到愔，可以转祸为福。”

三思问道：“何祸何福？”

郑愔道：“大王虽得宠，但张柬之等五人，出将入相，去太后尚如反掌，大王自视势力，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谋食大王肉，思灭大王族，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尚安然以为无恐，愔所以为大王寒心。”

武三思被其说中心事，便转身，引其登楼，密商转祸为福的计策。

对此郑惜早已胸有成竹，许多天来他一直盘算着要用这条计策打动武三思，打开通往荣华富贵的大门。现在一切都按着他所设想好的计划进行着。

郑愔微笑着对武三思说道：

“何不封五人为王?阳示尊崇，阴夺权柄，待他们手中无大权，再慢慢摆布，不怕他不束手就毙。”

武三思高兴得连称“好计”。

第二天，武三思将郑愔也封中书舍人，与崔湜共同成为三思的谋主。

与此同时，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

这话也正说到了中宗的心里。中宗又找到武三思商议此事，三思将郑愔的计谋讲给中宗，于是中宗手敕，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敬晖为平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罢知政事，令其朔望入朝，从而剥夺了五位功臣执政的权力。

中宗又根据武三思的要求，诏令文武百官恢复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形式，排斥反对武氏的人，以前被张柬之流放的官员，全部被召回。这样，唐朝大权全部被掌握在武三思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革命功臣们似乎一筹莫展。于是又一位功臣“撤退”了。

羽林将军杨元琰因功被封为弘农郡公，见三思用事，五人罢政，自知大祸即将临头，上表请弃官为僧，中宗不许。杨元琰多须，长得很像胡人，敬晖便戏言道：“为何不先同我讲，我如早知道，必定劝皇上准许剃去胡头，岂非快事？”

杨元琰无心与他说笑，一脸正色地说道：“功成者退，不退必危，元琰自请为僧，原是真意，为何要再蹈危机呢？”

敬晖怎么能会不知道杨元琰的意思呢？然而在这时激流勇退，又是敬晖等人所不甘心的。

杨元琰虽多次请求弃官为僧，但都没得到批准，只是调任为卫尉卿，后来五王得罪，而杨元琰独免。

神龙元年(705年)七月，汉阳王张柬之也上表请归襄州养疾，张柬之的家本在襄州，于是令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予全俸。恰在此时，河南以北十七州发大水，泛滥所及，远至荆襄。张柬之马上派人修堤筑坝，防遇湍流，百姓们称颂不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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