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庄师范学校是陶行知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原名叫“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由于地点在晓庄,后来大家就简称为晓庄师范或晓庄学校。我是该校第三期学生，一九二八年春天进去，一九三〇年初离开的。以后断断续续与陶行知先生有些联系，但主要接触还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这两年。

我到晓庄并不是因为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什么认识。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强调“教学做合一”，当时他还只提倡乡村教育,希望能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办一百万个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以此来救中国。我去晓庄师范学校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在家乡被学校开除,听说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学校比较自由，又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于是我们有几个党员就一起到了晓庄学校。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中共南京市委。当时，除了我们县里去的几个共产党员外，浙江、湖南、河南、北京等地也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陆续来到晓庄。一九二八年夏,我们建立了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

支部成立后，我们对晓庄学校的情况和陶行知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当时得出两点看法:一是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那时还不懂得什么是实用主义);二是认为他这个人和他的办学方法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陶行知先生比较开明，比较放手，学校的环境相当自由，不讲究正规上课,让学生自己学习，对学生的政治思想也不大过问。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但他不仅要救中国，还强调“锄头、锄头要革命”(搞了一个校歌叫《锄头歌》)。而且公开反对旧教育，强调“教学做合一”,与我们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似乎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所以支部决定,暂时不反对他的改良主义,而要利用那里的自由环境来开展我们的工作(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统一战线,只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也分析了当时晓庄师范学校的各种政治派别。那时学校里人数还不多，不到一百人，大部分人是因为赞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慕名而去的。也有少数人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有几个是蒋介石派的国民党员,有个别是国民党改组派,其中最突出的似乎是国家主义派,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影响却比较大。有个叫杨效春的是国家主义派，当时担任学校生活指导部主任，他不仅管生活，还管整个教育，实际上是陶行知先生下边的第二把手，势力比较大,又最落后、最反动。于是我们就决定首先反对国家主义派。当时我们这样做有不少同情者，由于国家主义派跟西山会议派一样，当时是最臭的，其它各派人提起国家主义派也无不摇头,学校的第三把手张宗麟先生,也反对杨效春，因此我们能够联合多数人，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就把杨效春赶走了。这样，国家主义派在晓庄学校就拾不起头了。

当时南京附近的社会秩序不好，我们看到陶行知先生与冯玉祥的关系比较好，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部长、卫生部长又都是冯的人,于是我们便向陶行知先生建议,搞一个“联村自卫团”来维护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们党内的想法是想利用这个“联村自卫团”开始搞点武装。陶行知先生也赞成。于是通过冯玉祥的关系搞了一批枪，几箱子弹，成立了“联村自卫团”。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当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不过这个小武装的主要成员多是晓庄的学生,还没有能把工作做到乡村农民中间去。

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在晓庄地区成立了一个区党部，他们在晓庄也是不得人心的。在学校里，陶行知先生本人和不少学生都对蒋介石不满。这样我们又逐渐形成一个反对国民党区党部的联合战线，利用各种机会来搞臭国民党,扩大了革命的势力。

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们的势力大大地发展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起来差不多有二、三十人，还能够号召一部分群众跟我们走。同时，因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许多新的特点，这个学校在全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不少地方派了人来学习，有的还长期住校参观。并有许多地方来请陶先生派人去当教师、办学校。这也就给了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很大方便。

学校里有些老师也瞧不起国民党。一次，有名的生物学家秉志先生(当时兼任晓庄学校的生物教师)带我们到燕子矶去上课,正好蒋介右带了几个人到这里来游玩,秉志先生看见蒋介石来了，理也不理，继续讲课,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以后有人和陶行知先生谈起这件事，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了一阵就过去了。虽然陶先生不知道他的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但是学校里这些人办的事情他都是知道的，有些事他是公开支持我们的。象“联村自卫团”,是他出面搞的,他自己也参加进来了;有些行动他本人虽然没有参加，但也不反对，有时还说句把话来支持我们。这样，我们党的势力在晓庄学校里就渐渐大了起来。到了一九三〇年，南京地下党已经恢复到有些基础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几个工厂、中学，都有了党、团支部。原来在国共合作时期有些在警察局、宪兵队里面工作的老党员，还没有被敌人发觉的，也都发展了秘密支部。黄包车工人、浦镇工人也有了支部。当时，立三路线虽然没有正式形成，但党中央已经提出“争取公开活动”的方针。在上海成立了“自由大同盟”。我们南京的各支部也发动了几百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在晓庄学校附近的山头上召开了成立“南京自由大同盟”的大会。并且把我调到南京市委去工作,这样我就离开了晓庄学校。

一九三〇年三月底，在“争取公开活动”的口号下，爆发了和记洋行的工人斗争。和记洋行是英国资本家办的蛋厂，资本家压迫工人很残酷，市委决定组织群众支援和记洋行的工人斗争。正好当时又有日本军舰在下关停泊，于是我们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支援和记洋行工人斗争;二是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并且决定在四月五日这天举行示威游行。南京市委派我负责组织这次行动。

这时期，我们能组织的力量并不太多，几个大学、中学都不能来很多人,加上工人支部能动员的人，总共不过几百人。只有晓庄学校的支部,在支部书记石俊同志的领导下一号召，就去了一百多人。但在中央大学的操场上集合后，准备游行到和记洋行和下关码头去的队伍，仍然不到一千人。不过人数虽然不多，在当时已经把国民党吓坏了。他们立即下令关闭通往下关的城门。我们在城门口找到派出所所长，逼他交出钥匙，他不肯交，这样顶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又进不来，加上一些看热闹的人,这时就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就对他们进行宣传。后来派出所所长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交出钥匙,让我们出去了。这样一闹,城里城外的人都跟着我们走了,几百人的队伍顿时变成了上万人的队伍。到了和记洋行后，国民党军警已把洋行的大门关上，并在房顶上架起了机关枪，大家只好集中在和记洋行附近的煤炭码头上,真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这件事成了当时国民党首都前所未有的一件特等事件。

对于这件事，国民党当局开始时没有觉察到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晓庄学校去的人最多，而晓庄的学生又都穿着草鞋，大家一看就知道。再加上当时正值汪、阎、冯召开扩大会议，准备打内战,蒋介石知道陶行知先生与冯玉祥的关系一向较好,那里又有个“联村自卫团”，是冯玉祥给武装的，误认为我们这次行动是陶行知先生响应冯玉祥组织的反蒋活动，于是很快派一个连去封闭晓庄学校,并下令通缉陶行知。后来国民党虽然发现那是共产党组织的，没有再追陶先生，但还是坚持封闭了晓庄学校。因为晓庄学校没有围墙，面积较大，国民党派来的这一连人只能住一部分房子,晓庄的学生也只撤离了一部分。这时晓庄的党团支部也仍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并且留下几个党员做这个连和农民的工作。还组织了一些学生到教育部去请愿，要求恢复晓庄学校，但是没有成功。

四月下旬，我们党又派来新的市委书记。一来就叫合併党团组织，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着手准备组织五月卅日的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实际当时我们的基础并不很大，要全面组织“五罢”是不可能的,只能拼命地干。五月下旬,我在金陵大学发动学生时当场被捕,被送到了苏州伪高等法院。后来立三路线正式 作出了决定，又进而准备组织规模更大的南京暴动,从而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造成了很大的牺牲。到一九三〇年秋，仅晓庄学校的学生就有十多位同志在准备南京暴动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雨花台。这些同志虽然是由于执行了错误路线而牺牲的，但都正气凛然，死得十分英勇。如晓庄师范附设晓庄中学的一位学生叫袁咨相，是共青团支部书记，是黄齐生老先生的义子。他被捕后，黄老先生托卫戍司令谷正伦的老婆去说情(谷的老婆是黄老先生的学生)，谷正伦夫妇把袁咨相带到黄老先生跟前，说一定要写自首书才能释放，他坚决不写，这个小同志当时才十七岁，最后还是英勇地牺牲了。其他几位同志也都坚强不屈,英勇就义了。

陶行知先生后来虽然知道了他的学校是由于我们党组织的活动而被封闭的，但从来没有公开埋怨过我们。相反地，他对国民党却更不满意了。对于晓庄学生中被敌人收买了的一个叛徒，他深为痛恨。

这以后,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办了一个“自然学园”,好象是想搞科学救国。我们有时写文章批评他，他只写信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我们在上海搞“教联”活动,生活很艰苦,他有时还借点钱给我们。一九三二年我第二次被捕，他知道后，很快就请了一个律师来营救我，这都说明他有宽宏大量的美德和很高的正义感。

陶行知先生搞科学救国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在一九三二年开始办山海工学团，强调“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到“一二·九”前后，他的思想就进了一大步,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我们党在上海的“教联”也和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难教育社”。一九三六年他代表救国会到欧美各国去宣传抗日救国。回来后,更采取积极态度,加深了和我们党的联系,特别是与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友谊关系。 听说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延安一片弹丸地，全国人心之所寄。”武汉失守后，陶行知先生在桂林正式成立了生活教育总社。他本人在重庆办育才学校。那时虽然他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也曾用“满力涛”的笔名写文章批评过他的教育思想，但他还是选我担任了生活教育社的常务理事。

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有他特殊地位的，他逝世时毛主席曾为他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观点起初受过杜威的影响，但很快他就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改为“生活即教育”。后来又发展到抗日民主教育，是有进步的。从哲学思想来看，他原先的根子是实用主义，与我们所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一样，但是后来显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不少人把他看成是杜威的信徒，有人说他是从左边站出来的实用主义，胡适是从右边站出来的实用主义，我看都不大对。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有人联系批评了他,实际上，他虽然象武训一样靠募捐的手段来办学，但武训办学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灌输奴才教育，而陶行知先生却是为了唤醒民众，搞的一是人民教育。从开始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到后来的抗日民主教育，都是与武训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有些国外人士把我看成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又是他的批评者。日本学者斋藤秋男先生，由于我们当年在晓庄师范的地下支部有些活动，就看成共产党和陶行知先生“一起管理了晓庄师范”，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事实上我们当年的全部活动都不能代表整个党。我个人以前的有些看法也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仍须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有刘季平、江乃文编记，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