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少说，直接上照片。一眼就可以看出，右边这位头戴军帽，身穿大棉袄、大棉裤、大棉鞋，左腿跷在椅子扶手上的是毛主席。而左边这位头戴礼帽、身穿棉大褂、左手搭在毛主席所坐椅子扶手上的这个人是谁呢？

相信很多人与我的第一印象一样，像个算命先生，在给毛主席算命。

大错特错了！这个人可有来头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与毛主席同岁，名叫梁漱溟，两人1918年相识于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杨开慧父亲）家。照片展现的是1938年1月毛主席与梁漱溟在延安城内一间瓦房里彻夜长谈的情景。

1938年初，时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的梁漱溟带着“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两个“蕴蓄已久”的目的访问延安。在18天时间里，他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主席前后交谈了8次，有两次不重要，其余6次，每次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竟是通宵达旦。

第一次，从下午6点天已擦黑开始，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谈的是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外面寒风阵阵，寒冷异常，犹如当时的时局，让人感到刺骨的寒意。

梁漱溟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局势，谈到了自己的悲观和失望。毛主席听着梁漱溟的述说，并没有打断他，而是不停地抽烟喝水。他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主席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毛主席坚定的语气和严密的分析一扫梁漱溟的悲观情绪，他后来说，毛主席的观点“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告别时，梁漱溟送给毛主席一本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

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同毛主席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二次，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欲罢而不能，谈的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的问题。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拿出梁漱溟送的书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

两人各持己见，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毛主席送梁漱溟出门时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主席已经逝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激动地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梁漱溟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他深感震惊，他没有想到共产党之中竟然有毛泽东这种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的人。梁漱溟又到延安各处参观，对他触动最大的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域不同，边区“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延安确是苦”，但“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他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也为他日后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主席的争论有了结果。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战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毛主席以至诚至真的平常心与亲友故旧交心交情，照片可以作为见证。